路易·艾黎与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运动

　　原标题：路易·艾黎与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运动

　　路易·艾黎（1897年-1987年），新西兰人，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友、老朋友和老同志”。他1927年来到中国，积极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在抗战时期，他与埃德加·斯诺、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工业合作运动并担任领导职务。1949年后，他为新中国与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搭桥铺路，为营造中国良好的外交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称赞他“为中国人民做出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创建培黎学校

　　艾黎在甘肃山丹县生活近10年，为甘肃的解放和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的产业工人流亡内地，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有鉴于此，路易·艾黎等人主张在内地开展工业合作，他的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并被聘为国民政府的专家顾问，统筹内地工业合作的开展。

　　为了培养工合人才，1940年起，路易·艾黎在江西、湖北、陕西、甘肃、广西和河南创办了培黎学校。之所以取名“培黎”，即“为黎明而培训”，为新中国的诞生培养一批后备技术人才。位于陕西省凤县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在“天生的教育家，通晓汉语口语”的乔治·何克的管理下，发展迅速，学生有60多人。由于日军的侵略，加之国民党政府制造各种培黎学校通共的罪名，学校面临解体之灾。为保存学校实力，“使我们既能够摆脱势将淹没我们的麻烦，又可以建设一个对新时代有用的基地”。1943年，路易·艾黎搭乘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的车辆，前往河西考察新校址。

　　在李约瑟眼里，路易·艾黎是“位坚强的新西兰人，金发、脸色红润、体格健壮……通晓汉语方言，深谙风土人情，因而具有与土得掉渣的村民打交道的非凡能力。”凭着非凡的眼光和胆识，路易·艾黎选定了山丹，这里“煤也有，粮也有，还有非常勤劳的人民”。

　　确定山丹新校址后，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双石铺培黎学校从1944年12月21日开始搬迁。艾黎把这次向西1100公里的迁校称为“小长征”，他们坐上“羊毛车”，带上铺盖卷和4大缸咸豆辣椒，迎着刺骨寒风，经过4天的艰难行进，到达山丹。乔治·何克带领第二批学生迁移时，险情不断，在马车翻越冰封的山顶时，“一辆车连同马一起跌进深山谷里，有人几乎被摔死。”一辆卡车与一辆军火卡车相撞，起火爆炸，“车上的一些人死里逃生”，最后60名学生除一名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其余全部抵达山丹。

　　到达山丹后，他们在废弃的发塔寺和租来的几间房子里开始了新生活，“寺内门窗都被卸掉烧火用了，柱子也被饿马啃得坑坑洼洼……整个地方破烂不堪”，上课的教室“四壁透风”。山丹县的地主们竭力反对这些不速之客，县政府也似是而非，在张心一的帮助下，调换了县长才得以安稳。屋漏偏逢连夜雨，校长乔治·何克不幸得破伤风逝世，这给刚刚起步的学校致命的打击。忍受着悲痛的师生们重新振作起来，采取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到1945年就组建了皮革、造纸、玻璃、棉纺、陶瓷、煤炭、机械、运输、发电、化工和农场等生产小组。这些组织在山丹史无前例，催生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民众思想解放，在这座三万五千人的小县里，因电灯的光亮，以致“很多乡村里的人不远千里似地来看山丹的电光”。

　　1947年，山丹培黎学校已有学生400余人，临时工200多人，“对甘肃这样偏远的地方来说，这所学校的规模和范围已相当大了”。1949年全校学生达600余人，加上教师、职员和工人总计千人左右。同年10月，解放军进军新疆时，培黎学校贡献了20辆卡车，医院医生还帮助救治伤兵。彭德怀司令员接见了路易·艾黎，并发文要求当地驻军和过境部队对“该校切实予以保护”。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培黎石油学校。

　　路易·艾黎说：“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中国的广阔内地，特别是西北，有着巨大的财富。”诚哉斯言，培黎学校从创建初期之艰难，到今日之发展壮大，是路易·艾黎热爱西北、扎根西北、建设西北的具体体现。

　　发展职业教育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丹培黎学校，指出“路易·艾黎先生提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有借鉴意义。”

　　“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是培黎学校的校训。路易·艾黎主张要将教育与工农业紧密结合，教学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践行创造性教育。他说：“作为教育，如果它没有给人民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奋勇前进的思想和方法，而是成为扑灭富有创造性智慧火花的教条，那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而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当是经常的、持久的，绝不是一年的末了结合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两者相隔很长时间，以后再去结合。”显然，“手脑并用”即为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造分析”即在长期敬业钻研的基础上，取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在山丹培黎学校里，“每天早上学习的技术理论，下午即可实验，这是学生在学习中唯一的优越条件”，像煤矿组、化学组、电气组、陶瓷组、造纸组等均是由教师或者技师将理论知识的讲授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大多数时间交由学生用于生产实习。学生们对于制革、制糖、榨油、做豆腐、缝纫、造原始水力驱动水磨等技术的掌握，也都是在“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和指导方法下取得的。培黎学校生产的产品精美实用，譬如“生产的纸张不但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还为培训多名学生增长管理和生产知识、掌握手工造纸技术起了良好作用”；陶瓷厂“能制作相当复杂的产品”，玻璃厂能“生产平板玻璃”，化验室“在分析化验铁矿石、石灰石和其他样品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山丹培黎学校不仅锻造了学生们动手动脑、敬业创新的品质，而且所制造的产品为地方百姓所喜爱，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创了一个成功范例。

　　亦有进者，“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理念一改传统社会轻视劳动、轻视农村的恶习，“培养学生摒弃那种获得了知识便鄙视劳动、轻视劳动者的恶习”；而且，这种理念倡导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广阔的农村中去，路易·艾黎希望培黎学校的教育“不脱离西北农村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培养学生所应具有的特性，能够立足于家乡，为农村创造社会财富，不是只想着朝西北外走”，他认为加快培养西北地区农村多功能人才，改变农村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路易·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在“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念的指引下，在山丹不仅创造性地建起了工厂、农场和医院，开辟了山丹地区工业、农业和医疗现代化的雏形，也开创了山丹县乡村振兴的先河。

　　发起成立工合事业

　　路易·艾黎等在中国发起成立的工合事业，是中外合作共同抵御日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丝路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为开展各种生产劳动的人民运动，‘工合’立即吸引了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工合’给中国带来了援助并使开明的世界舆论支持中国的抗战”。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支持估计约500万美元。在山丹培黎学校，路易·艾黎说：“我们学校虽也有中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这些外籍教师中，新西兰的考特尼建立了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负责运输组，把许多学生培训成司机和机械师；加拿大的电气技师严立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电工；毛纺专家雷娃·埃塞教授织毛毯、网板印刷和印染等一些高级技术；美国人哈利·穆尔和希金斯组建了发电厂；美国人唐纳德·肯普教授柴油发动机课程；美国人本·汉森负责建煤矿；奥地利人布鲁诺·哈德尔研制玻璃生产技术改进；英国人布赖恩·哈兰德帮助找原料，并培训学生；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指导制作陶瓷；德国人巴克曼女士管理库房；新西兰人罗伯特·司宾塞和巴巴拉·司宾塞夫妻是培黎学校医院的筹建者和医生。

　　显然，路易·艾黎创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已不仅仅是一所单纯的技工学校，而是兼有教工、会计师、电气技师、煤矿专家、工程师、地质学者、陶瓷专家和医务工作者的大社会。这些外国专家是山丹培黎学校的重要力量，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如学校的医院不仅为学生治疗，而且为地方百姓服务。巴巴拉在其著作《中国沙漠医院》中说：“医治诊所原定下午两点开始看诊，但病人们一大早就来了，而且一整天都有病人陆续到来。他们多步行而来，有的小脚老妇人步履蹒跚；有的被人用木门抬着；有的坐着牛车；有的骑着驴子、马或者骆驼。的确，医院前面的学校娱乐场里人山人海，有几百个病人。” 医院的医生成了全科大夫，诊治了无数人的病症。

　　这些来自不同国籍的专家和中国的学生、工人在河西的土地上真诚合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深受山丹人民的喜爱。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来的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在有关机械、运输、煤矿、农场等建设方面贡献颇多，又与学生一道成功地制作或改造了不少设备。路易·艾黎说：“我叫他‘易大哥’，全校师生也跟着我这样叫，因此，易大哥便成了他的别名，直到今天，山丹的一些老年人还记得这个名字。”山丹培黎学校是抗战时期中外联合共同对付日军的一个典范，是不同国籍的专家合作共赢、繁荣发展丝绸之路的一个典范。

　　路易·艾黎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60年，逝世后又将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县。他尊重中国，了解中国，他对中国的贡献，永远铭刻在国人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心中。

　　（尚季芳，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