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经历：从“小花”到影后
阅读提示：改革开放30年，她很少在场，但在国内观众的心目中，她永远在场——她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关注着。人们这30年心态的变化，可以从对她的评价中看出来，从传统和严苛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而她通过西方视角来反观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不少独特的感触。
陈冲，很多人把她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大众的青春偶像。“小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人们对小花的怀念，就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怀念。18岁的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百花影后，红得发紫，却选择了出国留学，从零开始。一开始是些没有台词的小角色，渐渐地她因在《末代皇帝》中的精湛表演，仅以两票之差落选奥斯卡影后。此后的陈冲势不可挡，凭借《红玫瑰与白玫瑰》斩获金马影后，开始回归华语影坛，并转行当导演。《天浴》赞誉一片，《秋天的童话》更是属于好莱坞5000万美元投资的大制作。
最近几年，她的演技日益成熟，拍出无数好作品，《茉莉花开》、《向日葵》、《太阳照样升起》、《色，戒》、《意》、《十七》、《爱出色》……陈冲是一个传奇，她不怕无常，就怕寻常。改革开放30年，她很少在场，但在国内观众的心目中，她永远在场——她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关注着。人们这30年心态的变化，可以从对她的评价中看出来，从传统和严苛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而她通过西方视角来反观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不少独特的感触。
口述历史
最新鲜的面孔，最年轻的百花影后
【天生的电影明星陈冲，出生在一个跟电影没有多大关系的家庭。她的外公张昌绍是著名的药理学家，曾赴英美留学，并受聘于哈佛。而他却抛开优厚的生活，在国难最深重的1940年回到祖国。陈冲的父母都搞医学，母亲张安中美丽智慧又会唱歌。外公给陈冲取名“冲”，意为“第二个阿中”。陈冲有个哥哥叫陈川，人说，一川，一冲，很有点一泻千里的气势。
这样的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可想而知。陈冲在童年时期就明白要自强：你越灰溜溜，人家越整你。她成分不好但成绩很好，曾获区英文比赛第一名，慢慢不再受歧视。对于自己的漂亮，她始终没有概念，因为家庭风气就是漠视人的长相，外婆和妈妈都很少在镜子前花时间。有大点的男孩对她指指点点：“看她，长得像个小外国人！”她想，这算什么意思？褒义还是贬义？18岁，她成了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记者：1975年，你只有14岁，就被挑去扮演《井冈山》中的红军小战士，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陈冲：那天下午要打靶，我穿了一件旧军装。听说上影厂来选演员。当时我趴在地上滚了一身土，提着步枪走过去，发现“上影厂的”似乎在看我。没多久，他们就叫我过去，问我多大了，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等等。两个月过去了，也没什么消息，我以为没希望了。结果，突然被通知去参加复试。
记者：那段经历很传奇，听说当时你的“杀手锏”是用英文朗诵了一段《为人民服务》。
陈冲：对。当时我想，电影厂每天进出多少漂亮、有表演经验的女孩啊！我什么都不行——只会读小说念英文，打乒乓球、羽毛球，这些能算数吗？复试的时候，他们让我唱歌，我说我唱不好，还是唱了。他们说，你还会什么？然后我朗诵了一段英文的《为人民服务》。事后他们对我说，这段朗诵让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主考人叫我过去，他跟我说，明天开始，你到剧组上班。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小战士唯一的一句台词：“XXX陷落了，我是专门来送信的！”
记者：很多人以为你后来接拍《小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没想到也经历了很多波折。
陈冲：北影厂来找我的时候，我刚考进上海外语学院。读完剧本，我马上就答应了。再回头想，可能也是因为在外院呆得有点闷了，我14岁时离开中学，特别怀念上影的那帮同学，对拍戏的现场还是很怀念的，这种怀念是潜意识的，很难真正割舍。外婆和父母也都接受了我的决定。因为当时没有大学生离开学校去拍戏的，剧组动用了很多关系，才把事情给解决了。
记者：你常常说“小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为什么这个形象如此特别？
陈冲：《小花》这部电影有它特别的地方。从当年那几部电影来看的话，它是比较有人情味的电影。虽然是讲述战争的，但是它很智慧地把重点移到了亲情上，表演风格也变得不是特别“革命”，所以出来的效果就非常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王酩作的曲、李谷一唱的歌，我觉得《妹妹找哥泪花流》那首歌给了它另一张脸，给了它一种刻骨铭心的力量。人们对小花的怀念，就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怀念。
闯荡好莱坞，从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开始
【“去美国留学那年，我正由一个年轻的少女，跨入一个成熟女子的门槛。我带着对生活和知识的渴望，怀着对另一个社会、另一种生活的好奇心，来到了美国最疯狂的城市纽约。”刚得到一个中国电影演员的最高荣誉，抛下一切名气、地位、观众的喜爱，变回“什么都不是”的状态，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但陈冲做到了。当然，她承认她的辛酸：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的奖台，这些年的甜酸苦辣能装好几箱。】
记者：在获得巨大的荣誉之后，你毅然选择出国，当时只是为了拿学位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陈冲：为了拿学位，也渴望去了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可能性。当时我感觉，如果死守着这些荣誉，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慢慢死掉，包括荣誉本身。我母亲当时公派到美国做科研，正好我学的也是外语，主修英美文学。从1980年开始，外院的一些同学就开始说这些事情了，等到81年的时候，很多同学就都已经出国了。在学校的两年，我读了很多英美文学的经典，也很想在那个语境中去亲身感受。
记者：听说当时你听到猫王的名曲《love me tender》，更激发了你出去看看，在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
陈冲：对，我惊讶于歌是可以这样唱的，觉得他的歌声那么动人。那时我的词汇量里还没有性感这两个字，其实他是很性感的。我听他歌的时候他刚去世，但也因为人不在了，歌声更浪漫。
记者：你的外公是文革时去世的，你们家在那个时期也吃过不少苦。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你的思考方式却保持着理性客观，没有因为所受的打击而变得暴躁偏激。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陈冲：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就体现在这种矛盾中。痛苦跟美好、爱与恨一样激烈、一样难忘，而且并列存在。不管家里和自己受了多少苦，少年时代的我向往革命、向往进步、向往阳光。这是人的本性。其实，那时的主席像章就好像是今天的ipod,手机、电子游戏。只是收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可贵，而不是整天想更新。
记者：出国后最大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陈冲：生存的压力。为了给自己挣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不得不去打工。当时对钱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从小就是家里负担一切衣食住行。然后到了上影厂训练班，拿到的工资都交给妈妈，用的时候才向她要。到了美国后，洗盘子、当保姆、当家教、餐厅的领位、图书管理员、演小角色，我什么都做过！因为年轻，会向前看，你会觉得，我不会一辈子做领位、不会一辈子帮人家带孩子、不会一辈子做图书管理员，所以不在乎。
记者：1985年回国，在春晚上引起风波，短短几句话，招到不少讥嘲与谩骂，是你完全没想到的吧？当时你说的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现在来看这个事件是一种什么感觉？
陈冲：当时我确实很激动，可能有点语无伦次，但是并没有出格到严重伤害大家的感情。我想“现在中国”和“红腰带”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当时不想说得那么严肃，希望气氛轻松一点。我当时想，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生存吗？后来我回上海都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虽然你没有全程亲历，但一定能够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