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欣慰的是,名字排在教师行列里

  12月6日,冬日的厦门,连续晴朗的天气,在这一天变得阴沉而灰暗。海风吹过,落叶开始飘零。

  8时50分,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来噩耗,厦门大学资深教授潘懋元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一时间,那些他用知识浇灌过的人,曾经在讲台下听过他讲课或是接受他亲身教诲的莘莘学子,都在缅怀、追忆。

  102岁高等教育人——

  始终投身时代教育洪流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1951年,他由厦门大学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他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从青年学子到百岁教育长者,潘懋元不忘初心,始终置身于教育的时代洪流中。他从不沉迷于昔日的条条框框,也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即使年逾百岁,社会上最新的教育焦点,都是他急切讨论的话题。

  2020年8月4日,是潘懋元百岁生日,也是他从教8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作了题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今天、明天、后天》的学术报告,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专生,像你一样读本科、读研究生。”2014年,潘懋元在与记者谈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时说下这番话,嘱咐记者要宣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不能用层次来区分,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时光来到2022年6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也印证了潘懋元8年前的判断。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职生上专科、上本科时,记者不禁由衷佩服潘懋元先生。其实,数十年来,潘懋元一直在为风起云涌的中国教育改革预言。他的每一次预言,似乎最后都能应验。

  1986年,潘懋元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破解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懋元坚持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文章。

  65年前的拓荒者——

  讲授“高等教育学”第一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那时,我国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做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登上了课堂。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苏联才有学者编出高等教育学教材。

  时光碾过岁月。1957年至今,已跨越65载,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繁花似锦、根深叶茂。

  1978年,一声春雷,送来改革的春天。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却展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小打小闹”,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潘懋元提出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倡议,并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第二年正式出版。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80多年的育人历程——

  离开学生会很寂寞

  15岁那年,潘懋元开始当教师,教小学三年级。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他还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教师,兼任过教务主任。在大学,潘懋元学的就是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再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潘懋元的教师经历,算起来有80多年。

  潘懋元经常说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另一句是“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80多年来,潘懋元教过的学生很难用准确的数字统计。学生说起潘懋元,会提到他的“两面性”:一面是“严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另一面是“明师”,尊重每一名学生的意见,从不轻易反驳与批评他们,更不用自己的权威压人。他鼓励学生创新,鼓励学生要超越老师。学生有任何创新与发展,他从不吝啬鼓励。

  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潘懋元总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往往会得出新的观点。

  给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是潘懋元的一贯风格,这一点在他家的学术沙龙体现得尤为明显。

  记者至今依然清晰记得2012年第一次走进潘懋元家参加学术沙龙的情景,那一年,他92岁。

  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就设在他家的客厅,2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围坐了30多名学生,显得有些拥挤,但并不影响他们火热的学术热情。

  沙龙正式开始后,潘懋元会抛出主题。接下来,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意见。潘懋元总会静静倾听,偶尔也会进行简短总结。

  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到2020年他100岁时,只要身体允许,几乎未曾间断。

  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而学生们留下的“热闹”,早把潘懋元的寂寞驱赶到九霄云外。

  生命最后的6个月,潘懋元住进医院,因为病情等原因,医院不允许学生探望。但学生们把自己拍的视频整理好,发给潘懋元的子女,播放给潘懋元看。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了解学生的动态,成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

  “先生热爱和尊重每一名学生,每次有学生去他家,他都会亲自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肯离去。”潘懋元的助理王亚克说,生活中的潘懋元,把学生当朋友,为人平和谦逊,像清泉般时刻润泽着学生心田。

  潘懋元待人平和、生活俭朴,家具至今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款式,客厅里的沙发被磨出多处破洞,很久未见更换。

  然而,这个看起来“抠门”的教授,有时却一掷千金。多年来,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40多万元,在厦门大学设立了“懋元奖”,对优秀青年师生给予奖励。2020年百岁生日时,他又为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万元。

  潘懋元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大师离去,风范犹存。

  本报厦门12月7日电

  《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08日第3版

  作者:本报记者 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