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特色的秘书学专著——谈《秘书工作》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李欣同志编著的《秘书工作》一书。在当今社会对秘书人才的需要日益增多，“秘书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日益为人们所注意的时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内容丰富，详尽，通篇闪烁着实践经验光辉而又叙述得颇为通俗、生动的秘书工作专著，将会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杨尚昆同志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开宗明义指出：“秘书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它的内涵很宽，包括了多项内容，需要总结和开拓。李欣同志在中央办公厅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和长时间的努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秘书工作》一书，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认为，尚昆同志这段话，是对此书公正的、确切的评价。　　这部书有许多特色，也是它的优点。　　首先，它在总结中国秘书工作、特别是高级党政机关秘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内容广泛、内涵很宽的全部秘书工作，条分缕析地理出了初步的系统，把一座“秘书山”的一丘一壑、一树一木描画出来了。这是对建立中国秘书学方面的一个积极的探讨和可喜的尝试。本书第四章专门叙述中国秘书工作的沿革，把有关历代秘书工作的资料集中起来，使人看到中国秘书工作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同祖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第五章是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机关秘书工作的回顾，透过这些珍贵的史料，使读者认识到秘书工作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它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当前我们秘书工作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发展了，各种制度也更加完备了，但它们都是我国过去、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的秘书工作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本书给读者所提供的秘书工作的基本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第二，它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这部书写得很实在，又很全面，从秘书工作总论、沿革、职业素养、当前趋向，到文书处理、文件种类、行文制度、文件撰写、文件外观形式、文件登记和签收、发文处理、收文处理、文件传阅、会议工作、文件分装、收发画信、立卷、保密、查办、电话、信访等等，包括了秘书工作的各个方面。并且对会议如何组织，座位如何安排，文件如何登记，如何拣配装封，打电话如何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等等，都讲得很具体，很详细。可以说，这部书是党的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秘书工作的写照，并且处处流露出亲身经历的痕迹，说明作者对机关秘书工作十分熟悉，决非外行人或只钻概念而无实际秘书工作经验的人所能道出的。这在秘书工作的“老兵”读来感到很亲切，也可使秘书工作的“新兵”感到很实用。　　第三，它虚实结合，以虚带实，用秘书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来带动业务问题的探索。本书有专门章节阐述秘书工作人员的荣辱观与苦乐观，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关于搞秘书工作的所谓“没意思”“太辛苦”“平淡无味”“担风险”等思想认识问题，树立从事秘书工作的光荣感和自豪感。作为秘书工作人员的职业品德，作者着重指出如下几点：热爱事业，安心工作；埋头苦干、自我献身精神；严格按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意图办事；谦虚谨慎，平等待人；遵守纪律，珍视荣誉，严守本份；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其中对于为什么秘书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领导意图办事，作者从秘书工作的本身的内在性质和固有特征加以阐述，指出秘书工作本来就是为领导机关实现领导服务的，是从属和服务于领导决策的，是领导工作的助手，它必须符合党的政策，必须不离开领导的意图；在这里，为领导服务与为人民服务，按领导意图办事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是相统一的。书中类似这种以辩证分析的方法来阐述秘书工作的地方，往往是最引人入胜之处。　　第四，它文字通俗，好懂，并且有不少篇幅议论风生。本来，象这类叙述秘书工作各个环节的具体业务的书，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但本书的作者在叙述的通俗化和生动性方面作了努力，并取得好的效果。比如第十章讨论文件撰写，其中所讲注意事项十五条，颇有独到的见解，其中不乏生动的文字，娓娓道来，使同行发出会心的微笑。有些纯属技术性和事务性的事情，也讲得生动有趣，并且着力透过具体的事务，讲讲思想和观点，给人以启迪。书中还采用了许多图表和文献照片，这对帮助读者理解文字内容起了好的作用，并且其中不少表格可以作为实际应用的直接借鉴。　　总之，《秘书工作》一书的出版，在我国秘书工作领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作者李欣同志是一位从事秘书工作多年的老秘书工作者，他所著的《秘书工作》，总结了我国秘书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并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了。它来源于实践，并用较大篇幅介绍了秘书工作领域各项工作的基本做法，甚至细微末节之处都注意到了。作者的用意是好的。但正如尚昆同志在书的序中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进步、在发展的，我国目前正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道路上腾飞，秘书工作也应当适应这种新形势，有新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感到《秘书工作》一书的某些技术性、事务性细节叙述，未免失之于冗长和繁琐，而且不能适应今后一旦实现办公自动化之后的新的变化。如果对这些作适当的删繁就简，剪除枝蔓，并相应增加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这部书将会更臻完善。这是要与作者商榷的。（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