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创业领袖”的奇幻之旅
《两个时代青年》是 GQ 八月刊的人物报道，我们试图在此记录两个年轻人的成长道路和精神世界。他们一个来自清华，一个来自北大，在校园内外享受着名气和成功，或被主流价值标榜，或被创业资本恩宠，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青年的成功范本。
一个是有着“清华男神”之称的校园明星，将从事公众表达当作人生志向，希望以出色的口才和传播技巧来宣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一个是渴慕成功的90后，精于自我包装，将赢和成功奉为人生信条，时刻准备着让自己站到时代的浪尖上的“90后创业领袖”。
作为时代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他们在喧闹中成为引人瞩目的高音，某种程度上彰显着这个时代的意志：崇尚什么，纵容什么，轻视什么，压制什么。
一个小城少年，靠着对声名的强烈渴望，完成了人生的一系列跳跃。一路走来，他以不同形象示人，懂得适时地置身于时代的风口。“一定要赢”，是他人生的信条与核心逻辑，因为“这是一个按了加速键的时代，我绝不能被甩在后面”。曾经他是猛烈抨击主流的“校园意见领袖”，眼下他着力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则是：“90后创业领袖”。
在中国的中学教育版图上，惠州一中是个不太起眼的名字。和全国各地无数所视高考升学率为生命的中学一样，这所位于广东的学校总是按照前一次考试排名安排考场座次。自2004年入学之日起，一个眼镜片厚如瓶底的瘦弱少年长期徘徊于这一评判体系的末端，在他的描述中，这是要向应试教育宣战：语文考试只写作文；英语考试用中文答题；历史考试填空时，反面人物一律填上班主任的姓名，反之则代以自己的名字：孙宇晨。
这并未阻碍他显露出远超常人的成功欲望：有朝一日，我必须出人头地。旁人埋首题海时，他手握钢笔端坐于图书馆中，自视拥有不世出的写作才华，意欲以此改变命运。手不释卷的范本是王小波和李敖，更现实的偶像则是年少成名的韩寒——他决心复制韩寒的道路，为此精心研究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文风，写出多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投往上海，意图增加合乎评委口味的几率，“一定要赢”。如此连投3年，却从无回音。
多年之后，2韩国剧5岁的孙宇晨坐在位于北京东三环月租18000元的家中，回忆起当年往事，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交谈过程中他不时挺身后仰，腰间的爱马仕皮带闪闪发亮。
点开百度百科关于他的词条，一串数不清的标签：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GPA 排名第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锐波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中国90后创业者领军人物；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全球杰出青年；福布斯2015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首批学员中唯一90后学员……
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他自信爆棚，享受被关注的感觉。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证书和奖杯，略显拥挤的会议室墙壁上，贴满媒体报道他的版面。微信朋友圈里，马云、冯仑、史玉柱……随时都在展示自己和这些商界大佬的合影。
他努力抓住每个让别人关注自己的机会，乐于表达声名和财富带给他的快感。7月初，他在朋友圈24小时内连转4次作为“90后创业新贵”登上《鲁豫有约》的消息。陈鲁豫在节目中问他：10年以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回答：我想做“三有”新人，有钱，有趣，有理想。
陈鲁豫追问：那你现在是几有？
他大笑着说：“已经是‘三有’了。希望10年后还能保持。”
时间回到八九年前，他讲述的高中生活的后半段是——高三时，他对写作之梦心灰意冷，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将此前投稿的三篇文章再次投出，却意外进入复试拿到一等奖，获得北大自主招生资格。他疯狂恶补，考入燕园。日后，这成为他反复提起的人生资本：“高三一年大逆转，从三本到北大。”
这个曾经自命不凡却前路迷茫的小城少年，人生以此为分水岭，踏上通往名利世界的快车道。但列车并非始终行驶在同一条车道上，轨道切换之迅速，转向跨度之大，让一些熟悉他的人感到愕然：
在北大读本科时，他是以抨击主流闻名的“校园意见领袖”，登上《亚洲周刊》封面；赴美攻读硕士，注意力转向比特币投资，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回国创业后，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崇拜，在演讲中高调喊出“我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赚了多少钱”。
2014年底，一位旧友时隔两年多与他见面，对他的改变感到不适：“浑身流淌的不是血液，是鸡汤。他非常亢奋地跟我讲，想要挣到钱，就一定要对钱足够渴望。”一位曾采访过他的记者更将他概括为“90后创业鸡汤成功学集大成者”。
曾经的偶像韩寒，已然变成他的嘲讽对象：“他跟不上我们90后的时代了，本质上还是太懒了，很不给力。自从生了孩子，基本可以被清出青年人的行列了。”
与此对应的是，几年前他还拒绝郭敬明操盘的“文学之新”写作比赛邀请，嘲笑郭的作品是“一坨大粪”，现在却流露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绪：
“很牛逼的资本家。他有一点跟我很像，就是他也很想要赢的感觉。”
不止一次，孙宇晨向我讲起他从小信奉至今的行事原则：“一定要当第一。如果在一个领域当不了第一，马上换下一个。”
这一逻辑很早开始支配他的人生。当演讲热在上世纪90年代刮起，为提升口头表达能力，他刚上小学就被母亲带到各种传销班听课；围棋热兴起，小学三年级只身一人到武汉学围棋；中学时，“.com 时代”来临，他又投身于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但这些尝试都不太成功，他放弃了进一步努力。
及至2007年秋凭借新概念一等奖的20分加分考入北大中文系，他已将热情投注于追随韩寒的路径，频繁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小说，一度“觉得自己要成为当代韩寒，文坛一霸的感觉”，但反响寥寥。“韩寒也真是走了狗屎运，赶上《萌芽》最火的时候。到我写的时候，已经走下坡路了。上万字登出来没有任何动静，真心受不了。”他不再坚持。
很快，他于2009年秋季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交换一个学期。返回北大后，一位同学发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以前那个总是一身运动服的“土包子”穿着时尚了，同时思想变得激进，以至于室友都难以容忍，寝室气氛相当紧张。他开始频繁在社交网络猛烈批评北大，随着时间推移，批评对象扩展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言辞越发激烈。
他将这一转变归因于在香港接受了“思想上的成人礼”。“好比原先在一个清教徒世界，只能看到女人的眼睛，到这以后，哇塞，满街都是裸体！”在选修了一门《民主与社会》的课程后，他走上香港街头，参与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并在社交网络上直播经过。
但这仍是受到韩寒的影响。彼时，韩寒的写作重心由小说转为杂文，是新浪博客上最耀眼的明星，言语辛辣，讥讽主流，粉丝数以千万计。
“你就那么想成为第二个韩寒？”我问他。
“不，我比他更牛逼。他是转化普通民众，我可是转化北大学生。转化一个顶他10个，意义是他的10倍。”
如此高调张扬的风格，贯穿他在北大的4年。在这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传统的学校里，学生们对他评价不一。有人视其为“少数不平庸的北大人”，也有人说他“不过就是想红”。还有人虽不赞同他的具体观点，却也表示“一百个孙宇晨，总好过一百个沉默者”。他组织地下沙龙，邀请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大附近的咖啡馆交流。一次活动被国安人员阻止后，他希望组织能够“正规化”，向北大团委申请注册“西学社”，但成立仅三天就被校方解散。此后，他的各种网络账号成为校方重点监控的对象，常被禁言。
他主动为自己再添争议，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在很多人眼中，这不可理喻，因为学生会是他过去百般嘲笑的对象。“美其名曰学生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会承办机构嘛。”
当我将这个疑问抛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因为瞧不上它就不加入它，那它不一直是老样子吗？要放下节操，融入进去，才有改变的可能。”
他不乏坚定的支持者。北大社会学系2010级研究生薄然之所以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考入北大，是因为“北外学生普遍缺乏见识”，而孙宇晨正是他所期待遇到的那种有见识的人，“很棒，很牛逼，眼界非常宽，看的东西特别高、特别远。北大学生就是应该想大问题。”
薄然认识孙宇晨时，正是孙投身选战期间。他回忆，孙宇晨在一次饭局上分析，当选后可以认识更牛的人，做更牛的事，一步一步向上走，比如可以通过共青团系统的路径，一路成为省部级大员。
竞选一事历经数月，孙宇晨曾向外界宣布已攻下半数以上票仓，却未出现在竞选现场。他后来反复讲起一个故事：竞选几天前，校团委工作人员将他“监禁”了十几个小时，逼迫他退选。但质疑者视之为“赤裸裸的作秀”，按过去的经验，所谓独立候选人绝无当选可能。“先高调参与一件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迫害的形象博取眼球。”他的一位师姐分析说。
薄然当时是坚定的“挺孙派”，现在他认为自己可以给出中性的评价：“不要妖魔化他。就是一个很热血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他绝不是傻乎乎的热血，而是很精明的热血。”
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是，在对身处的体系冷眼批判的同时，他也总能从中巧妙获取想要的东西。大一结束时，他从中文系离开，降级转入历史系。他的朋友章闻韶认为，这是因为在中文系不好出头，再怎么努力，排名也就中上等。
孙宇晨则称转系原因是中文系“课程设置畸形”、“气氛太左”。而转往历史系，是听从了当时的精神偶像之一钱理群教授的建议，“史外无学”。但他也承认，在历史系容易获得高分。及至本科毕业，他的绩点在历史系排名第一。
一次午餐中，他花了大约半小时，向我“传授”如何排名第一。心得之一是：“历史系的课考试占的分数少，论文是大头。跟老师多交流，关系熟了，正式交论文之前先让他看一下，提点儿建议，我再改改。分数能差吗？”每选一门课，他一定要拿到老师的手机号和邮箱，“出了事至少能找到责任人”，他嘴角翘起，伸出四根手指：“我的印象中，至少有4门课原本在85分以下，问老师以后，改到了85分以上。”
他忍不住得意，“我简直可以回北大开一门绩点学的课。”
2010年夏天的竞选失利，“想在体制内努力，结果没成功”，于是“做不了第一就换个领域”的信条再次主导他的行动。
彼时，微博正崛起，公共讨论空间渐有兴盛之势，“大V”、“公知”成为舆论场最风光的人群，孙宇晨希望跻身其中，“觉得还是该大声疾呼救中国”。他模仿胡适开设《每周评论》，发布于人人网，并主动将文章发送给一些媒体和知识界人士。很快，他得到《南方周末》的实习机会。
实习时，他的精力大多仍放在撰写《每周评论》，结尾多出一行落款：“孙宇晨于《南方周末》新闻部”，点击量随之飞涨。一位与他同期在南周实习的媒体人回忆，有报社领导曾提醒他去掉这条落款。
当时在人人网上风靡一时的网络周刊《北斗》经常选用孙宇晨的文章。“我们那批人，水平未必比孙宇晨低，但要论抓眼球，没人比得过他。”一位《北斗》撰稿人回忆说。
几篇文章或许可以反映孙宇晨当时的写作思路与风格。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者哀悼日，他撰文批评政府漠视人性与生命，公信力丧失，文章标题概括了他所理解的国人心态变化：《谁不捐款谁傻逼——我不捐款我傻逼——我捐款我傻逼——谁捐款谁傻逼》。另一篇讽刺政府“反三俗”行动的文章，标题则是《郭德纲苍井空我全要了！》
类似文章在人人网疯狂转载，评价两极。每当他发表新文章，总有人当作哗众取宠的笑料转至北大未名 BBS 的 Joke 版。“孙宇晨是不是傻逼？”曾是一些北大学生挂在嘴边“检测三观”的测试题。但在一些支持者眼中，“不管动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行动者。”
为使文章受到更多关注，孙宇晨形容自己当时“疯狂加人”，在人人网上发出上千个好友申请，其中很多人与他价值观相反，“照着学生干部名单挨个加”。“很多骂声是我自己招来的。认同你的人看了无非爽一下而已，重要的是转化反对者。”
然而他仍然经常为影响力不够而苦恼，希望文章可以在更大的公共空间引起反响。
很快，他如愿以偿。
2011年3月，媒体报道说，北大将于当年5月起在全校范围内实施一项针对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等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思想偏激”的字眼引起了孙宇晨的注意。他接连发文：“罪恶的北大会商制度终于被曝光了，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舆论一时大哗，关于“会商制度”的讨论演变为一场公共事件。争议声中，他的知名度急速上升。2011年7月，他和当时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蒋方舟一同登上《亚洲周刊》封面。二人的照片上方是两行大字：“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
时隔4年，当时撰写封面文章的香港媒体人张洁平向我回忆，起初的操作思路是写人人网上的自由派大学生群体，而非孙宇晨个人。但由于时间紧张，调整为写一两个比较有名的代表性人物，带出整个群体的故事。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见刊文章不是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而是孙宇晨的自述。这是张洁平有意为之：“我不希望我的叙述被他本人的论述绑架，但又很难细致辨析处理，所以就让它原汁原味呈现。”
采访过程中，她对孙宇晨印象最深的是“不害羞”。“我是80后，我们这代人跟别人谈论自己优点的时候，总会觉得难为情。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一点，他会一直讲自己是多么出色。”
杂志发行后，孙宇晨的反应似乎印证了张洁平的印象。他将自己人人网的用户名改为“孙宇晨|亚洲周刊封面人物”。
或许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本可以一路意气风发下去。但他没想到，自己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冲击，留下的痕迹至今难以抹去。
2010年底，因担心被北大开除，他申请提前一年毕业，于2011年秋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到达美国大约一个月，他就参照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办起网络杂志《新新青年》。然而半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沈诞琦在人人网发表长篇日志，指责杂志中孙宇晨《老兵不死，一九四九》一文系抄袭她的文章《一九八九的一百万》。她将两文相似之处一一比对，要求孙宇晨公开道歉。
事件迅速发酵。“留学生孙宇晨陷‘抄袭门’ 曾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的标题见诸报端，对他的批评声绵延多日。
“那一次算是把我彻底打蒙。”孙宇晨回忆说，那是人生中最恍惚的几天。慌乱之中，他拔掉网线，和外界切断联系。他的朋友章闻韶一度以为他已寻短见。
失联数日后，他在人人网发表长篇声明《我的最终回应》，否认抄袭，称两文只是风格相似。但这并未起到他期望的效果。北大未名 BBS 上，批评此文的帖子冲上“每日十大话题”第一，至今保存在 Joke 版精华区内。即使此前对他示以理解和支持的一些人也不再挺他。一位曾与他走得很近的《北斗》撰稿人说：“如果这都不算抄袭，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抄袭。”
4年后与我谈起此事，孙宇晨依旧否认抄袭，言辞强硬。“我当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当时是不管的。现在回头来看，也没什么好后悔。”
“I got fucked.”他觉得归根结底，自己当时还不够强大，别人才敢那么对他。
从此，他在人人网上保持沉默，直到如今。《新新青年》，这本他希望“延续《新青年》传统”的网络杂志，也就此终结。
沉寂一阵后，他的热情再次转移。当时同在宾大就读的北大英语系2007级毕业生林坤观察到，孙宇晨从第二学期起开始一系列行动：选修沃顿商学院的课程，加入投资协会，参加投行、基金公司的实习面试。
此前，北大邀请俞敏洪作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时，孙宇晨批判铜臭气玷污了象牙塔的纯洁。一位曾经崇拜的“学术大牛”开始经商，他痛斥对方犬儒主义，双方决裂。2011年马云开通微博，一个星期内多了上百万粉丝，他莫名其妙：这人干吗的？
对于这“180度大转变”，孙宇晨给我的解释是：他在美国读到女作家安·兰德的著作，经受了“一场价值观的洗礼”。
“我以前觉得搞文史哲的人最高尚，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到美国发现完全相反。”一次晚餐中，他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讲解安·兰德如何颠覆他的观念。简而言之，企业家才是整个地球赖以转动的核心，人赚钱越多，越崇高。“我以前觉得商人都是有罪的，是下等人。现在反过来看，中文系、历史系那些人，你那些破书不读，又怎么样？世界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北大的时候以为东亚研究这帮人牛得不行。来了美国才发现，自说自话，写东西根本没人看。”他拜访曾经的偶像、著名学者余英时，从聊天中得知，像余这样的学界权威、终身教授，一年薪水也不过八九万美元，而一个进入高盛的年轻人却可以赚到两倍多。
“完全边缘化，没人搭理的感觉。”那一瞬间，他告诉自己决不能走这条路。
而在一位当时和他联系频繁的朋友眼中，他的转变有另一种解释：“抄袭事件是转折点，他在原先圈子里的信誉彻底破产，那条路走不通了。这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得有更强大的、能靠得住的力量，那么钱就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
他尝试各种门径迈进商界。先是和一群留学生注册公司，制作视频节目《留美三人行》，收益寥寥，抽身而出。申请数十家金融机构实习，悉数落选。屡次碰壁后，他将原本一年的硕士项目延期一年，备考法学院，寄望成为律师，迈入华尔街。
留美期间他一度经济窘迫，又缺乏挣钱路子，于是抱着“看能否认识一些美国有钱人，借我点儿钱”的心态，加入宾大投资协会。一年之内，他敏锐地置身于新的风口，先买特斯拉的股票，后炒比特币，声称收益达七八十倍。这成为他此后多次向媒体讲述的又一段传奇。至于具体金额，经我再三追问，他的说法是上千万元人民币。
他所讲述的留美故事的结尾是，投资比特币过程中，他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决定投身其间。虽然为了申请法学院他备考了整整一年，但最终放弃，转而回国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舍得放弃，他的逻辑听起来有些耳熟：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终究还是太边缘。你融不到最核心的那个圈子里面。只有回国，我才能赢。”
6月的一个下午，孙宇晨接受央视网专访。记者问：“作为90后创业者的领军人物，你怎么评价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
他微笑着说：“中国的创业环境是世界上最好的创业环境，没有‘之一’。”
2014年底，这位曾经的批判者在《财经》年刊中写道：“90后所成长的二十年，恰恰是中国最好的二十年。”他呼吁90后“成为上为国家贡献赋税，下为社会提供就业的创业先锋，这才是历史的原动力，推动中国进步的正能量”。
“小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变色龙。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习惯于倒向力量强大的一方。”一位认识他的知识分子难掩愤怒。
当我将这些话转述给他，他反驳道：“话也不能这么讲。我创业打交道的都是经济口官员，这些人我觉得思想开放程度是惊人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也不是政府做什么都批评，那叫无脑黑。邓小平‘九二南方谈话’对国家发展不是大好事吗？现在政府鼓励创业，按我的理解就是二次南方谈话。”
如今，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创业是气势汹涌的时代热潮。站在时代的风口，他感觉美妙。“很多时候是时势造英雄，把握趋势很重要。”
2013年底，他加入位于硅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Ripple Labs。他反复向媒体描述，Ripple 在他眼中比比特币还要神奇，“这是一套由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可以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一个多月后，他以 Ripple Labs 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国创业。
在向一家创投基金寻求投资受挫后，他迅速找到著名的 IDG 资本，成立锐波科技。他认为之所以能搞定 IDG，一是 IDG 是 Ripple Labs 的股东之一，投他顺理成章；二是 IDG 当时在投资圈里率先打出了“90后创业者”的概念。
拿到投资后，他被拉入 IDG 的90后创业者微信群，起初只有三四个人，后来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这让他意识到，一场“90后创业热”即将刮起，自己应当站在浪潮最前沿。
为此，他聘请一家著名财经媒体的高管担任市场副总裁，专门为他打理公关事务，主打“90后创业领袖”牌。拜会各大商业媒体，寻找论坛演讲机会，成为他当时的头等大事。
不久之后，IDG 宣布设立“IDG 90后基金”，规模1亿美元。面对媒体“这是意在炒作”的质疑，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称，90后创业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投资和支持他们是抢占行业先机和制高点。
在 IDG 力推下，“90后创业”的概念迅速攻占各大报刊，孙宇晨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宇晨的 PR（公关）能力简直强爆了。”现在已是他助理的林坤说。他在场合高调宣讲：“90后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90后必将颠覆世界”、“我们不跟对手在同一维度竞争，战胜你，但与你无关。”
一位90后创业者将孙宇晨的自我推广形容为“滚雪球”。“IDG 的投资，媒体的不停报道，其实都起到为他背书的作用。这种背书越多，人们越愿意关注他、相信他。他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眼下，他最自豪的是入选马云创办的创业者培训营“湖畔大学”，是其中唯一的90后。刚一入选，“马云最年轻的门徒”就出现在他的百度百科词条里。在一档视频访谈中，他称自己与马云“相见恨晚”。“我跟马云一聊，就感觉很多共同话题，哎呀，大家一下感觉就很铁。”
光鲜履历为他赢得拥趸。5月底，一家留学服务机构邀请他在线分享创业心得，500人的微信群瞬间爆满，临时增加为5个群。
但一位投资机构人士将他形容为“一个成功的创业演员”。“比方说他本来是100分，精心包装成1000分的样子，只要这个1000分的泡沫不戳破，他就可以在市场上找来1000分对应的资本和行业地位。一直这样玩儿下去，等泡沫吹得足够大，圈到足够多的钱，再去市场上收购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这个资本游戏就算玩儿成了。”
“其实你们媒体也是游戏的参与者。媒体打造明星吸引眼球，读者也乐于看到这种励志故事，大家各取所需，完成了一场共谋。”他对我说。
面对“精心炒作自己”的质疑，孙宇晨解释，必须这样做，公司才能生存。“我们这种初创公司，说白了还是太 low 嘛。只能靠老板狂出台，狂做 PR，才能吸引投资者注意，不然靠什么跟大公司们拼？3个月没动静，就被干死了。PR 在我们这儿就是跳动的心脏，时不时就得蹦跶一下，不蹦就死了。吃相是很难看，但是没办法。”
“只要投资人不介意，我就不怕（这类批评）。会介意吗？不会。我这是用很低的成本推广了公司，投资人当然乐于看到。”
他觉得如果做错了什么，那也是公关还不够强。在求职节目《非你莫属》里，他是最年轻的“ BOSS 团”成员。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录一期5万块呢，我除了第一期，出镜率都不行，挺浪费钱的。”在他看来，这档节目名为选手求职，实为 BOSS 们的角斗场。“全是人精，企业不一定做得很好，抢镜个个一流。全是职业演员啊，我这半职业半业余的，其他场子上还能勉强，在这儿抢不到几句话。”
对孙宇晨的另一类批评是，高调从事公关，公司经营却缺乏进展。我向几位互联网金融人士征询对锐波科技的评价，他们一致回答无法评价，因为看不到实际产品。
孙宇晨的回应是：“对我们也不能太苛责。Google 当年做了六七年都还没做出什么，我们还不到两年，要怎样？”
时间回到2007年1月的一个夜晚，16岁的孙宇晨站在上海外滩街头，浦江对岸高楼林立，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不停，他心中暗暗起誓：“从今以后一定要在大城市混。”
为参加新概念复赛，他第一次到上海这个散发着名利气息的大都市，“你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你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得到。”从那天起，他决心一定要逃离“城乡结合部一般”的惠州。
他从不掩饰对名利远超常人的强烈渴求。财富或许是次要的，但一定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哪怕是朋友圈发一条信息几分钟没人回复，他也焦虑不已。“我这人真的无法忍受寂寞。我衡量一件事是否要做，热不热闹很重要，一定要有人搭理我。哪怕是骂我呢？”
他将这一性格的源头归结于他的童年，他的母亲。
1990年7月，孙宇晨出生在青海西宁。4岁时，举家离开偏远封闭的西北，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他们本想落脚在广州或是深圳，却未能如愿，在珠三角辗转接近一年，定居惠州。母亲成为《惠州日报》的记者，父亲进入惠州市规划局。
初到惠州的一两年，他记忆最深的是财富的匮乏。夏天家里没钱装空调，他热得难以忍受，每天傍晚拉着父母去逛有空调的友谊商店。晚上9点半商店关门，他抱着店里的柱子，哭闹着不肯离开。
夫妻关系中，母亲是强势一方。她的父亲曾是西宁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但在孙宇晨出生不久就早早去世。搬至惠州时，家族曾经的光彩已经褪尽。母亲将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反复训导他一定要做第一。
孙宇晨8岁那年，聂卫平的弟子常昊成为围棋世界冠军。他在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希望成为第二个常昊。母亲立即决定，将他送到武汉一所教授围棋、由聂卫平出任名誉校长的私立小学。
他从此意识到人生残酷。“那么小的年纪，去武汉一个人都不认识。四十多人的大宿舍，每天晚上都想哭，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头捂在被子里，一点点儿地哭，一个小时才哭完。”
按照围棋圈行话，希望成为职业棋手的孩子，称为“冲段少年”。这是场难度不亚于高考的惨烈竞争，学了3年，他冲段失败，情绪消沉地返回惠州。
迎接他的是个更坏的消息——回家后他才知道，父母早已离婚。“晴天霹雳。学围棋那3年是难熬，但总想着还有家可以回。结果连这个念想都给打碎了。他们还不是和平分手，后来还有一场大战。打个比方，两个大股东撕起来，公司能好吗？”
他曾无数次听到父母在他面前指责对方的不是，看到过父亲对母亲不停殴打，还常在放学后发现父母同时站在校门口，都想把他接走。为逃避痛苦，他终日沉迷于网游，成绩直线下降。
后来，母亲远嫁意大利，父亲仕途受阻，还肩挑照应父母及兄弟姐妹的重负，长期郁闷酗酒，对他不管不问。他住进寄宿学校，父子间越发淡漠。“小学三年级以后，就没有体会过家的滋味了。我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
爱的缺失让他渴求被人关注。一位和他熟识的投资机构人士说，他和很多90后创业者不一样——别人是出于对事情本身的兴趣，而他一路走来，是靠对声名的渴望驱动自己。“他很缺乏安全感，希望时刻有东西支撑自己。名气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锦上添花，对他来说变成必需品。”
他害怕衰老，害怕让人觉得他状态疲惫，为此他极度在意形象。2014年底，为了显得更加英俊，他做了近视眼激光手术。为保持体形，除了躲不开的应酬之外，他强迫自己只吃蔬菜沙拉。他喜欢露出明晃晃的奢侈品 LOGO，“它们可以很直接地告诉对方我的实力，告诉他你可以跟我谈。”
他眼中的世界，除了成功，就是失败，没有中间地带。他希望自己始终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这是一个按了加速键的时代，我绝不能被甩在后面。”
他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哪怕一秒钟，否则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为此他要求自己“7×24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他可以凌晨6点下飞机，8点出现在采访现场，“没人看出我一夜没睡。
这直接导致他和一任女友分手。“每到公共节假日，她就要我陪她出去旅游，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你觉得哪里好看，找一个视频看看就好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现场呢？这能为人生创造什么价值？”
“别看我现在好像挺不错，其实一直很焦虑，幸福感一直不强。总觉得还不够成功。”他皱起眉头，表情紧绷。
我问他：“也许有人觉得，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成不成功，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不用太紧张。这样的人生不也很好吗？”
“我一定要反驳一下。”他用手掌拍打桌子，不停摇动手指，面孔涨得通红。“怎么能自欺欺人呢？绝对不允许这样，太不严肃了。成功当然要有个大家公认的标准，你没有达到，就是不成功。自己再怎么爽，都没有用。就这么简单。”
吵吵闹闹的咖啡馆突然闪过了几秒钟的安静。不少人扭动脖子，将目光投向我们。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眼神。在那一刻，他看上去严肃极了，像在表达一个真理。
这位清华里的校园明星，或许是一类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聪明勤奋而又乖巧顺从，自觉规范自己的思维与言行，与政府宣扬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
尽管已不常在校园出现，但当站上清华大学的讲台时，梁植仍是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的超级明星。6月7日晚，清华三教3200教室，他一现身，现场满是举起手机拍照的手臂。
这是清华博士生实践服务团系列讲座的第十场，主题只有一个——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梁植顶着一头漂亮卷发，身穿镶嵌着时髦绿色波点的白衬衣，讲解《演讲的“新常态”》：“演讲不能任性，你要有意识，你在讲正能量，你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若是换一位主讲者，主办方或许要为组织足够数量的听众而发愁，但当梁植到场，这不再是问题。讲座过程中鲜有人离场，主旋律内容和各种段子交织在一起，一路笑声不断。
这位帅气的男生不仅演说能力超群，还对校方宣扬的价值理念深信不疑。“梁植对清华的主流话语体系非常熟悉，并且能够巧妙地用学校欣赏、学生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可以说他就是清华主流价值的代言人。”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告诉我。
眼下，这位有着“清华男神”之称的博士生的10年清华生涯即将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他觉得自我定位无比清晰：“做一个公众表达者，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
“主旋律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是国家所倡导的、向上的、正能量的理念，鼓励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鼓励团结，鼓励乐观。”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
作为清华2006年录取的唯一一名播音主持特长生，自入学起，梁植就被赋予了传播主旋律的职责。他主持了数百场校内活动，担任《清华新闻》主播。由他主演的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话剧《马兰花开》已经公演34场，旨在“引导和激励广大师生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在清华几乎无人不知，成为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
梁植的一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妹回忆，有校领导到学院视察，告诉学院领导，你们学院就应该多培养一些梁植这样的学生。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常在微博上表达对梁植的欣赏。她第一次关注到梁植，是因为一位校领导对他赞不绝口。“我从他所描述的他们那种默契和亲近上，我就想一个学生竟然跟他有这么深的交流，那一定是有很独特的地方。”
这样的赏识带给梁植诸多机会和荣誉，也令他在升学过程中一路畅通，本、硕、博先后读了法学、经管、新闻。
2011年，在清华党委副书记史宗恺的钦点下，他参加央视主持人大赛，获得第五名，是决赛中唯一的非专业选手。自此以后，他非常在意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意识到，我讲的话，全国人民都在听。我要对我的语言负责。”
他决定多讲“正能量”，激发人们对国家更有信心。“我是一个很乐观知足的心态，现在很多媒体引导的方向是让大家的不自信感增强，这是不对的。”
2014年底，他走上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赛场，历经五次登台，以显著优势成为冠军。与其他选手不同，他主打“爱国情怀”，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武器，打赢文化战争。
高超演说技巧的包裹下，他的演说像兴奋剂，使人不自觉热血沸腾；像催泪弹，令人控制不住流下眼泪。但这也招来质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有网友评论道：“长篇的、大量槽点却无人敢与之辩驳的‘爱国主义’大道理，煽动听众的情绪，绑架裁评的支持。”
对于批评声，梁植心知肚明，但不以为然。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用“谦逊”、“低调”、“温和”形容他的日常性格，然而一旦谈起和国家、民族相关的话题，他总表露出不容置疑的强硬心态。
梁植或许是一类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聪明勤奋而又乖巧顺从，自觉规范自己的思维与言行，与政府宣扬的主流价值保持一致。他们时常为国家感到骄傲，认为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欲求之上，对批评质疑的声音敏感不安，主动站到维护国家的立场上。
当这样的心态与漂亮的口才结合在一起，梁植有着更大的欲求——用自己信奉的理念影响更多的人，“要让年轻人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历史。”
几轮问答之后，两小时的讲座正式结束，他微笑着弯腰鞠躬，刚一起身，就被包围在人群中，他们手持印有他照片的明信片，请他签名。他再次熟练地露出微笑，迎接粉丝的追捧，一如过去很多年里他所习惯的那样。
《我是演说家》被梁植视为从事公众表达的重要一站，但双方最初接触并不顺畅。编导启蒙前几次跟他聊天时有些意外：“他不停跟你讲年轻人对国家的责任啊，或者是年轻人对国家应该有信心啊，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这种。”
梁植的一些同学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的本科同学、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丁如回忆，“大一”集体春游，全班人爬上香山顶后，身为班长的梁植带头唱起了国歌。“一帮大一新生，刚刚受过学校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就爱国情怀特别高涨的那种，他一领头，大家就站在一块儿一起唱。”
《我是演说家》的选手类型五花八门，节目组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打造，确保形象鲜明。但有一类选手拒绝包装，带有明确诉求，梁植也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必须讲他的偶像邓稼先，否则就放弃参加。
从外表看，很难看出开着白色宝马、一头时尚卷发的梁植和在戈壁滩上研制“两弹”的邓稼先有什么关联。但经过两年多的表演，他觉得自己“老邓附体”。4月26日清华104周年校庆，《马兰花开》是重头戏，演出结束后，我与他在剧场后台交谈，他客气地问道，能否多聊一些和邓稼先相关的问题，因为“梁植演绎了过去的邓稼先，而邓稼先也塑造了今天的梁植”。
面对非邓稼先不讲的要求，节目组第一反应是排斥。制作《我是演说家》之前，这支团队已制作两季类似的《超级演说家》，从未出现过这类“很红很正”的选手。节目组的90后中无人听说过邓稼先。4位评审中的刘嘉玲、张卫健来自香港，对此更是陌生。
正式录制前，节目组将待定选手的名牌贴在墙上，集体讨论保留还是拿掉。梁植的名牌被撕下来，又贴回去，反复了三四次，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才被放行。
节目组很快发现顾虑是多余的。邓稼先的故事讲述到一半，梁植举起双手，比出20的手势。“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观众席哭成一片。
“太震撼了，爆发式的感觉。没有表演的痕迹，完全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力量！”陈昌凤一家三口都是梁植的忠实观众。“邓稼先对他影响太深了。能遇上这个他特别有感觉的人物，才能发挥得这么好。”
梁植不但顺利晋级，还引发了4位导师的哄抢。节目组意识到，这个差点被放弃的选手很可能成为新的“爆点”。他们迅速将梁植的形象定位为“赤子之心”。
这也正是梁植的诉求。此后的4场演讲，“抒发爱国情怀”成了他的主打牌。一场主题为《挖掘机技术哪家强》的演说中，他呼吁振兴中国制造业，收尾时一句被他描述为“点燃现场”的话，播出前被剪掉：“我想，也该到了一个时候，咱们中国人造点儿什么，让他们拿肾来换了，对吗？”
决赛第一轮演说，这个蒙古族男孩决定穿蒙古袍上场，而非通常所穿的西服。理由是“西服从未比我们的服饰更好看或更高贵，唯一的原因是在制定世界通行的礼仪规范的起点时，西方文明的拳头更硬”。
类似的表述掀起现场情绪高潮的同时，也引来诸多质疑。然而现场观众的选票反复证明他的策略总能成功。决赛第二轮《语言的力量》，他指责西方媒体总将中国妖魔化，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打赢文化战争”。站在聚光灯下，他攥紧拳头：“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运用语言的力量，一起用这份最坚实的力量守护我们身下文化的土地，我们一定可以迎来那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更美好的中国的梦！”
他拿到199票，领先第二名50票拿下冠军。评审陈鲁豫眼眶湿润，希望他把演讲翻译成英文到国外去讲演。
鲜花掌声过后，批评随之而来。知乎上有人逐句分析演讲中的“煽动性语言”：“这场演讲恰恰是‘语言的力量’的反证，用充满逻辑漏洞的感性煽动民族情绪。我本以为他一定会最后一名，然而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这场演讲证明了大部分人还是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梁植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觉得，类似的批评可以理解，但弟子夺冠没有争议：“作为学者，内容上我不完全认同，有诸多可以反驳的地方。但既然是比赛嘛，就会有一些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策略，客观上讲效果很好。”
负面评价反倒让梁植觉得自己必须继续这样表达。我问他：“你觉得《我是演说家》后的你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他一脸严肃：“更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重要，要更加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因为会有更多人愿意听你讲。”
梁植希望自己的“公众表达”影响的重点是学生。“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未来，但是他们太容易受到错误观点的引导，对国家失去信心。让他们接触到正能量、主旋律太关键了。”
观众的反馈令他成就感十足。不同场合下，他多次讲起相关例子：到武汉为小学生演出时，收到微博私信，“学校组织来看这个剧，本来打算睡一下午，结果哭了一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演出，一位老师对他说，你演两个小时，对爱国奉献的传播效果，是我们给学生做多少讲座、发多少书、要求写多少读后感都达不到的，谢谢你。
《我是演说家》夺冠后，他收到上千条私信，“用正能量引导年轻人”的使命感继续增强。他称自己硕士毕业时曾放弃一家香港基金公司提供的七位数年薪的工作机会，“我是真心觉得4位数的微博私信比7位数的年收入带来的满足感更强”。
一本高考作文素材集收录他在节目中的所有演讲，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封面上。“我先不说这个有版权问题啊。但那些内容如果影响到年轻人，还是挺好的。”他有点儿陶陶然。
《马兰花开》公演7轮34场，他是唯一全程参演的人。2014年他在美国访学，为参加演出多次自费回国。“我成不了邓稼先，但是我可以将老邓的精神传递出去。”他拿起手机让我看他的微博：“每到和邓稼先相关的日子，总有人@我。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采访结束后，他通过微信又发来一张截屏，告诉我就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又有两个人@他。
2016年将是邓稼先逝世30周年，有出版社联系他写《邓稼先传》。“从我的角度看，我是这几年做他功课最多的人之一吧，非常非常多。”
为找准感觉，他在排练前走遍了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在四川，他穿上邓稼先穿过的军大衣。据他回忆，衣服上身的一瞬间，邓稼先生前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了一句：“嘿，这小子还真像啊！”
并非所有人都对他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全盘接受。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同学看过《马兰花开》首演：“你问我感动吗？我是挺感动的。但我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夸大了某一个人贡献的历史。其他那么多科学家在两弹研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看这部剧不知道的。”
梁植时如是回应：“作为艺术表演，要强调这个领导岗位，突出在这个大工程中承担的核心作用。邓稼先是科学家中的领袖。”
之所以对做“公众表达者”满怀信心，是因为他觉得掌握了独特技巧。他明白“正能量”、“主旋律”时常令人反感抵触，“关键问题在于”，他微微一顿，“我们要反思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你要让他们乐于接受。”
官方认可坚定了他的信心。中国记协曾举办《我是演说家》专题研讨会，梁植作为唯一的选手发言。面对记协领导和各大新闻学院学者，他介绍完参赛情况后说，希望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保证“震撼程度比得上看一部大片”。
他向我总结发言的要点：“你得讲故事。故事自己就会发声。这个时代你很难给人灌输什么东西，你得让他主动接受。这就得靠故事、靠细节去渗透。你是记者，这你比我更清楚。”
他的演说中从不缺乏网络流行语和各种段子，往往先用风趣幽默的故事吸引注意，让人开怀大笑之后，再引出“宏大命题”。“真佛只说平常话。你让他开心，他就容易接受。”
在我和梁植的交谈过程中，“正能量”这个词频繁出现。我问他：你总强调正能量，正能量到底是什么？他答道：“心态积极、平和，中和负面情绪，替别人着想，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我们这个社会，抱怨太多，乐观太少。”
批评者们认为，这是梁植在“爱国情怀”的外衣下劝导人们凡事反思自己的过错，避开问题本质，“一锅浓浓的爱国鸡汤”。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梁植的本科同学刘星星觉得，他获得《我是演说家》冠军，一点不意外。“社会需要正能量，他能真的让人接受，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正能量”也许是当下使用频率最高而含义最混沌不明的词汇之一。作家许知远对它的理解和梁植相反。他将“正能量”定义为“庸俗粗暴的自我欺骗”：“本质上我对人性还是乐观的。但这个乐观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来自集体性的一种很庸俗的、反个性的能量。其实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是跟官僚宣传没区别的。实际上是不敢面对人生的复杂性。”
但梁植认为社会中太多类似的“消极心态”，这让他更加愿意用自己坚信的逻辑理解当下中国。
他一脸认真地讲起他总结的“村庄”理论：“村里面的武夫需要知道狼窝在哪儿，能不能打过狼，万一出事有多少人可能被吃。绝大多数村民你想知道你可以去找武夫问，但是武夫有没有必要挨家挨户去讲？不一定。一个足够负责任的武夫应该自己把事扛了，让大家等待的过程中不要那么痛苦。”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村民跟着一起难受着急，也没有用。这是我的逻辑。”
自3年前拿到央视主持人大赛第五名起，对他的主持邀约从不间断。《我是演说家》夺冠后，更是机会连连。但他大部分拒绝。挑选原则是，不能只为主办方站台，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接受的少数邀约之一是在上海浦东团区委讲授演讲技巧。在座听众很多是中小学思想政治课老师、大学辅导员。“这对我有吸引力，他们听了可以影响到孩子。”
与传播“主旋律”、“正能量”时面目温和不同，一旦梁植乐于抒发的“爱国情怀”置于国际背景中，他常常姿态强硬，不惜与人争执。
几年前，他代表清华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一次中美青年交流活动。一次讲座中，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学者讲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提到“岛链”的概念。梁植起身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有什么企图？几年后回忆起此事，愤怒和焦虑仍写在他脸上。
我问他，对你影响最深的书，能否列举几本？他沉默片刻后说：“《主流》。”这是一位法国前驻美外交官所写，副标题是“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
此书让他确信，美国正在进行包裹在流行文化外衣下的“全球统战”。在6月那次面向清华学生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讲中，他强调此书对他的影响：“欧洲都在紧张美国的文化侵略，我们竟然绝大部分人没有紧张？”
梁植并非是那类境遇不佳，通过感知“国家富强”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以此消解个人苦闷的年轻人——有人将其调侃为“在地下室指点江山的爱国小将”。恰恰相反，他家境优越，从小成长于最精良的教育环境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英语表达熟练流畅，获得清华英语演讲冠军，还在参加一个主持人比赛时，令担任评审的央视英语频道主播尖叫连连。
他不缺乏和西方接触的机会，但接触越多，抵触越深。“有人说，越出国，越爱国，我觉得一点儿没错。”
2001年，在中关村中学读初中时，他带领学校合唱团到巴黎参加比赛，那是他首次“代表中国”，感受并不愉快。“化妆间里一位法国记者前前后后地端详了我几圈，终于忍不住问我：‘请问你的辫子是藏在假发里了，还是为了来这里演出剪掉了？’”
那次事件是他“爱国情怀”日渐强烈的起点。此后一路顺利的经历，让他坚信自己判断的正确。他觉得自己的表达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提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某种意义上，梁植的走红的确生逢其时。以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中国梦”被政府大力推广。
《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克拉斯·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会比天花还小。但中国的现实似乎向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许知远觉得，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中国政府意图通过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声浪越发强大，倡导个人主义的声音日渐式微。
在许知远看来，很多人只是在时代背景下随大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大部分人的价值观都是不稳固的。年轻人无非就是赶时髦，什么时髦我就追随什么。”
梁植正是在2008年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在水立方担任礼宾接待志愿者，一天晚上，一位罗马尼亚奥委会官员没有按时集合，一番紧急搜寻将其找到后，对方握着他的手说了一番话，让他此前的焦急马上被“非常骄傲”取代。“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说他从16岁代表罗马尼亚水球队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现在，一生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奥运会，从来没有一次像中国办得这样好。”
他觉得中国人在海外要自觉捍卫国家形象。2014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研究员，一旦察觉到有人在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美国总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给它抹黑。作为中国人你如果处在那个环境里，不能放任那样做。”
与他交谈，他永远彬彬有礼，但谦逊的外表之下，内心逻辑寸步不移。很多时候会觉得，双方交谈的思维是在两条分离的轨道上，看似你来我往，却很难真正相交。问他：“你总说语言是文化的武器，用对抗思维理解问题，这样激烈强硬的态度，不是反而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
他摆摆手，回答仍建立在“文化战争”的逻辑框架下：“我说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不是侵略性的。它是让你冷静的，不是让你狂热的。但是很多侵入我们的文化内容是狂热性的，不然很难达到侵入的效果。”
“比方说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复仇者联盟》卖14亿，《速度与激情7》卖24个亿，你想过没有？情节是很精彩，可是那里面飘荡着美国国旗，飘荡着他们的价值观啊。”
在和梁植的4次交谈中，他一再强调“主流”二字。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他人生轨迹的写照。自小学三年级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升旗仪式主持人起，到中关村中学合唱团副团长、人大附中电视台台长，再到如今的“清华男神”，在中国最优良的教育环境中，他一直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学校重点培养的宠儿。
一路的关心呵护让他从不缺乏机会，也造就了他乖巧顺从的个性。他说自己“很自觉地乖”，没有经历过叛逆期。
歌手李志在《看见》中唱道：“我看见有些人和周围融合得很和谐，我看见有些人孤独得很明显。”梁植或许正是他所描述的前者，与人交际周到、妥帖。聚会场上，他总是主导场面的人，心思周密，不让任何一个人感到冷落。演出散场后，他会把观众送他的鲜花拆掉包装，分给剧组里的其他成员。
作为播音主持特长生，他入学后就成为清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在向全校师生传递的清华主流价值观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是重要组成。
这一理念源自曾经的校长蒋南翔。1952年的最后一天，39岁的蒋南翔履职清华大学，在位长达14年。“又红又专”中，“红”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专”是学习和掌握现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蒋南翔同时提出的另一口号与之或有异曲同工之处：“听话出活”。
在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之下，“又红又专”成为清华校园里的最强音，至今被校方大力提倡。梁植对此也深信不疑：“我演《马兰花开》能坚持这么多场，这说明我对清华的教育是非常认可的。我是一个全力拥护者。”
然而，这一带着浓厚时代烙印的理念，在批评者眼中，也被认为是与权力系统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