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特聘教授王正绪：但愿海波平：理解政治的“秩序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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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国务学院
王正绪教授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特聘教授。他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来在美国留学获得政治学和教育学的联合博士。在海外学习、工作多年后，他回国投身到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中。
王正绪教授酷爱政治和政治学。中学期间，他就喜欢阅读政治、历史类的书籍，并被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深深吸引。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开始选修、旁听一些政治学课程。这使他发现，原来对政治的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以学术为生，在他看来是最有意思的、最有幸福感的职业。此后，他一步一步走上了以研究政治为职业的学术人生之路。这样的选择，正好契合了他开始学习政治学课程时读到的马克斯·韦伯两篇名作的主题——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
一、从关心政治到以学术为业
很多人在开始政治学的学习后都会发现，对政治问题的兴趣或者关心政治现象，与真正的以研究政治为学术职业，还是有着很大距离的。从事政治学或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学术研究，以研究政治为业，一方面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对政治现象的关心，需要上升到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发生了某一种政治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政治学研究的要义就在于，要对政治现象作出科学的、严格的解释，就需要构建政治学的理论。
王正绪教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出于对促进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心，王正绪教授开始从事政治学研究时，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的议题。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他十分推崇以著名政治心理学和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关注的正是中国社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关心的“现代化”问题。但是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一向只强调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而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认为，在工农业现代化和国富民强的背景下，社会的价值观念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对物质、社会、制度的需要和要求也会发生变化，最终推动整个社会朝着民主、富足、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
因此，王正绪教授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民众的现代政治观念变化作为研究重点。在研究方法上，他在所谓的“密歇根学派”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世界里畅游，分析中国、东亚、全球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东亚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公众政治观念变迁》。现代化背景下的大众政治文化变迁，因此也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与此同时，他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很大程度承担起了向外部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明的工作。这一方面促使他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社会发展的逻辑，另一方面全面地分析崛起的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需要极大地增加对世界的了解。
二、中国走向世界
2015年末，王正绪教授归国，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职业生涯的转折，促进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发展。多年来，对政治行为、政治心理和中国政治的研究，引领他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理论关注。展望崛起的中国与急剧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他积极推动中国学术界和大众扩大视野，增加对复杂和深刻变化中的世界的认识。他全面观察中国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谋求世界和平发展构想，促成了2019年出版的《中国和平之路》，旨在促进中国社会对世界的了解。该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对于海外读者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大有裨益。
2018年，王正绪教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哈佛亚洲协会”年度会议上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更重要的是，王正绪教授认识到国内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大力推进比较政治学和国际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与国务学院的唐世平教授等同事一起，联合国内诸多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了《比较政治学》（即将于2020年底出版），使之成为国内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文本。王正绪教授认为，由北美政治学界主导的比较政治学，在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上，深刻地反映着冷战时代僵化的理论构建路线。简而言之，尽管在方法论和实证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政治在西方学者那里已经退化成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再生产，形成了“好政治=民主，民主=选举”的僵化分析框架。
在这个框架的限制下，政治学研究常常受限于“民主如何出现”、“民主为何优越”、“如何确保民主成功”、“各国如何实现民主”等固定的提问方式。全球纷繁芜杂的政治实践和人类丰富政治思想，完全被这几个简单的命题忽略。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国内的政治学界也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刻板化、理论贫瘠化的现象。
三、理解政治的“秩序与繁荣”框架
如何突破比较政治学现有的理论困境？王正绪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王正绪教授提出了以“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最终因变量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政治秩序应该代替现有的以政体类型（民主—专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因变量；另一方面，以此也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理解政治实践、政治现象的存在论的框架。政治行为、政治实践、政治建设的规范性目标，就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由选举定义的“民主”制度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规范性目标体系。政治实践和政治建设的最低目标，应该是实现基本的政治秩序，即政治体消除针对公民的暴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政治实践和政治建设的高级目标，则应该是实现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即在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社会整体能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社会成员能享受自由与幸福。
王正绪教授在国务学院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拨穗
这样来理解政治实践与政治建设，就可以超越民主与专制的简单争论。其实，民主作为一种价值或政治哲学，它要求的是权力的产生和权力的使用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一哲学是所有现代政治文明实践所认可的，已经无需争论。但是，在实现和追求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目标（即秩序）与高级目标（即繁荣）的实践中，还需要民主以外的其他目标与价值，比如公平、效率、能力、责任等等。我们既不能认为，只要有民主，其他的目标就能自动实现，更不能认为，实现民主价只有一种唯一正确的制度设计（比如全民直选）。
将秩序与繁荣分别理解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和高级目标，以此展开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建设，在王正绪教授看来，正是新一代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也印证了伟大政治家邓小平在上世纪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个重要课题的论断，也是中华历史上“但愿海波平”、“天下大同”等政治理想的现代诠释。这样，我们也就回归了政治一词的本来含义，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政策选择、治理主体的互动，实现政治共同体的价值与理想——“政治”即是这样通过“政”（政治的实践）而实现“治”，即良治、善治、天下大治之“治”。
王正绪教授在北京金山岭长城参加马拉松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