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制度影响经济增长时，谈谈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的发展现状

　　在土地制度影响经济增长时，谈谈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的发展现状--中央政府是一个拥有强大集权的决策制定者，有明确的目标效用函数。但其并是不利益集团的工具，中央政府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和谐。所以中央政府为了实现此目标，必须能够满足人民各方面的的需求，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高效、充分的公共服务。

　　针对土地财政现象和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周冰和钟玉文指出，在中国，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动机与其要实现的目标有接关联。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离不开财政支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的增加，依靠的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增加。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政府将保经济增长当作工作的首要目标，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政府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增加其财政收入。

　　一是进行经济改革，通过市场化经济，实现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充分挖掘市场潜力，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是通过简单的扩大市场、增加投入等方式来增加产出，并不通过改革生产方式、改变制度政策等途径。因此可以看到，对于中央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财政收支的压力，是决定他们是否会启动改革的决策基础。

　　

　　（一）当政府通过增加投入、扩大是市场规模方法可以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支撑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会缺少改革的动力，改革不会发生。

　　（二）只有当不能增加投入或者即使增加投入，政府财政收入也不会增加或者增加减缓，不足以支撑财政支出时，政府才有动力通过改革，来创新生产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以此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这是关于中国改革推进机制的第一个假定。在财政收支缺口大到一定程度，政府财政压力也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不得不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探索新的财政收入源泉。中央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员考核标准和体系，优先晋升那些能够在地方经济发展改革中取得成功的地方官员。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当地方政府建立起竞争关系，他们会接受改革需要承担的成本，在本地区积极推进各种改革制度。当由于中央的晋升机制，提拔该地方政府官员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改革意愿。中央政府选取各地区的改革成功方案，择优推广，当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时，中国经济便可以实现快速增长。

　　通过这种良性循环，中国就通过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双向机制推进了经济改革和转型。这就是关于中国改革推进机制的第二个假定。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认同这种良性的上级、下级双向推进机制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但是市场化改革的脚步却渐行渐慢。

　　虽然在部分领域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更多的领域改革依然是一片空白。比如政府部分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几乎没有推进市场化改革，不能发挥市场化的调节作用。所以根据以上两个假说，可以判断政府应该是找到了财政收入的新的源泉，足够支撑财政收支平衡，满足提供公共服务需要的支出水平。

　　

　　这一收入源泉简单易得，因而不再需要探索市场化改革、不需要承担改革的成本。梳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分布可以发现，符合以上条件的，不需要通过改革就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地方财政收入提供充分的支撑，这一新的源泉最可能的就是新兴起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自一九九八年中国推行住房改革政策，实行市场化的住房制度，单位分房成为历史。房子以市场价值来衡量、流通，土地价值快速拉升。自此开始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

　　第二个原因，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的垄断，土地价值的攀升，导致地方政府极度依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支撑财政支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改革可以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国家经济的发展的唯一途径。政府收入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通过非改革的方式实现。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不再需要投入大的精力和成本到经济改革上，也可以获得充裕的财政收入、完成中央政府对地方管万元的考核政策，取得相应晋升。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改革都成了发展经济、壮大财力非必须的过程，二者达成了共识，以经营土地取代了市场化改革。

　　以上关于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假设失灵。在当前经济社会中，非改革的方式取得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可以取得充裕的土地财政收入来支撑财政支出、提供公共服务，履行政府的职能；而地方政府官员可以取得优的政绩考核获得升迁奖励。

　　因此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极其依赖的收入来源，这种依赖的加深，会导致地方政府寻求改革的意愿逐步降低，以市场化改革、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渐渐被遗忘。与改革相比，经营土地取得土地财政的简便方式，更加受地方政府欢迎，土地财政可以使政府的获益越大，政府就越不愿意推进改革。

　　

　　这样土地财政对改革产生了替代作用，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机制失灵，市场化改革基本停滞。岳树民和卢艺指出，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将土地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同时土地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这是因为土地的总量时有限的，但生产的边际报酬率是递减的。

　　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再将土地视作各种生产要素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技术发展、资本增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可以取代土地的作用，技术进步则解决了土地边际报酬率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土地财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有学者利用模型证明了工业用地价格水平的上涨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有学者指出，土地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影响程度超过劳动供给、政府支出和国内外总投资。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这种影响作用越明显。丰雷等在索洛模型中加入新的因子，通过灾难片加入土地要素来判断，土地财政通过增加建设用地规模，会产生资本外溢的作用，因此会拉动经济增长。

　　

　　叶剑平等通过一九八九年-二〇〇九年之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的生产函数和各要素的贡献度，得出土地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度占总生产要素贡献的19.31%。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用，如果互换因果，结论同样成立，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快速城镇化。

　　薛白、赤旭指出，土地财政能够拉动经济，主要是因为它可以给政府提供充裕的资金，以供地方政府扩大投资。邹薇、刘红艺却指出，土地财政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土地财政只能促进短期的经济发展，短暂的促进城镇化发展，但是不能实现各产业之间的资源高效平衡和经济平衡增长。

　　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时，都是通过实证研究，将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就是说，过往的研究很少研究土地财政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的传导过程是怎样的，而是专注于研究影响的结果。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有马尔萨斯增长和索罗增长。

　　

　　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一产业农业的增长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而索罗增长认为，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二、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造就了经济增长。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也就是说中国正经历从马尔萨斯增长模式向索罗增长过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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