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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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09:3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92年，吕植（中）和老师潘文石（左）、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秦岭研究大熊猫
1980年，世界顶级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来中国认识了潘文石，还有潘文石的学生吕植，从此并肩在中国多地区开展多物种研究。如今，吕植创立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学生保护科学大会（SCCS）上设立“未来科学家”计划——征集中学生环境保护方案，吕植的老师夏勒拿出自己设立的山水自然学堂奖学金支持，吕植的学生们则将作为这些“未来科学家”的指导老师，将自然保护的种子传播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未来科学家”计划收到了56个有关环境保护的研究实践方案，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些方案？
吕植：坦白说，报名人数比我想象的少了很多，说明这个话题在大众的视野里还是非常边缘的。城市的孩子住在水泥钢筋的盒子里，身边能看到的自然已经非常少了，想为自然做一些事情也往往感觉无从下手。我想这也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系，并没有给孩子留出很多时间和空间来做自主的观察。最近我看到一些学校刚刚开设了博物学的课程，这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自然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博物学，随时可以观察到这些变化，思考这些变化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做这个“未来科学家”项目也是希望住在城市里的孩子能够建立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我想，如果能让孩子通过观察得到一些结果，甚至是解决一些问题，种子就会埋下。
三联生活周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最近也开启了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你们是怎么做的？
吕植：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带人到自然界去体验。一方面是帮助人们获得信息、知识，把自然与人背后的关系解释给大家，比如树的生长期是多少年，价值在哪里，这是理性的方面。另外是感性方面，和自然的互动对人来说是一个精神体验，自然可以治愈人的焦虑。
比如三江源是我们目前的研究重点之一，我们尝试在那里做一些自然旅行。有意思的是，学生对这类活动特别感兴趣。就像夏勒说的，对于小孩来说，喜欢自然是天性，而成年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多了，就把自然的事忘了。这些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跟着不同的科学家，有的走到沟里边去观察岩羊，有的去看鼠兔，夏勒那次也在，他带着大家了解草原的生态系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草场，什么叫草皮，什么叫水土流失，鼠兔跟它的关系是什么。差不多5天的时间，这些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小孩刚去的时候，我们在进山的一片草地上吃午饭，夏勒跟他开玩笑，拿了一坨干了的牛粪搁在他的后面，他一回头看到就大叫起来，“太脏了！”我们说牛粪不脏，它对高原的生态特别关键，但没告诉他为什么。参加了几天科考之后，有一天晚上大家一起看一个当地牧民自己拍的纪录片，讲了牛粪在藏区的30多种用途，看完之后他就从心里改变了对牛粪的看法，我们在帐篷里生着牛粪炉子，他还去抓牛粪填火。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最初做大熊猫研究时还是从研究角度去考虑保护，后来则更多以保护的视角去做研究。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吕植：在物种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少，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以研究必须有保护的视角。而自然保护无法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科学家必须与当地居民和机构合作，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这次SCCS北京会议上大家也在呼吁，自然保护不能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因为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
我在野外观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观察熊猫会不会自己繁殖，后来证明在动物园确实会存在问题，但在野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对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就更加重要。但现实是，熊猫栖息地在每天缩小。所以科学问题回答完之后其实还是没有解决保护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成为原点。所以我当时研究大熊猫的工作之一，就是怎么把采伐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做法就是要给当地寻找一个替代的经济来源。在1998年天然林保护措施出台之前，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一种东西像木材这么快，“啪”地一下钱就来了。
熊猫的境遇是当今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写照。有关环境的著名理论“库兹涅茨曲线”认为，在发展早期，人均GDP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某个“拐点”以后，能耗开始下降，GDP变得绿色起来。怎么让这一拐点提前到来很重要，我们不能改变熊猫，改变森林，改变自己可能是最靠谱的事情，自然教育是加速这一转变的路径。
三联生活周刊：自然教育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实地保护时有什么更具体的路径？
吕植：自然保护关键是寻找鼓励机制，这种鼓励机制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远的，教育是长远的鼓励机制。而短期的鼓励机制，比如说利用市场力量，采用一种“生计替代”的方式，减缓人对生态系统的压迫。我们这几年在大熊猫保护区推广“熊猫蜂蜜”，就是把当地这种带有鲜明保护特点的有机食品的自然价值推广出去，以此在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社区生计发展、公共事务管理三个方面给社区以支持。
除了生计替代，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鼓励机制，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我们最近的三江源项目集中在藏区，那里的人们都认为山神、水神是地球的主人，人只是过客来这里借住，所以人不能滥用自然，这种文化和信仰已经转化为自律的行为，比法律的要求和经济的鼓励都要厉害。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和寺庙合作环境教育，比如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想办法把值得保护的动物变成神圣的事物，把藏鹀画在唐卡上，请周围20多个寺庙的喇嘛加持它，老百姓看到之后可能会觉得这是要保护的。而对这种鸟的认识是基于科学的调查分析，我们知道这种鸟面临什么威胁，需要什么样的保护，这样把科学和传统结合在一起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时候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山水”作为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路径如何推进？
吕植：制度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存在不可靠性。但是制度里的人是可以影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真实的改变来说服政策的变化。以三江源为例，我们推动了以农牧民为主题的保护政策出台，因为现在国家拨了很多钱来做保护，如果把保护的权利和收益授予当地居民，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但是要推动政策的改变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钱怎么花已经有渠道了，而且还可能需要增量的资金。国家在实施保护时到了县以下就非常困难了，那我们就从村到乡到县构建一个从下往上走的台阶，和国家从上往下的体系做一个对接。比如我们一开始在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组织老百姓建立了“村民监测巡护队”，拿这个案例给中央写信，证明老百姓做保护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是和当地文化一致的，后来的政府批文里就增加了要促进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措施。今后的进一步推广，我们希望可以和一些现有政策结合起来，比如国家现在要设立“公益岗位”，但目前只是作为一个福利，和实际保护没什么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机会，还是花同样的钱，但和保护挂起钩来，建立专门管理自然资源的“村民资源中心”，让这个中心来管理这些岗位，这样就能变成一个村民的集体行动。
（感谢记者阿润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