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在人力资本积累时起到了哪些作用？

　　本文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如何促进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不论对于能够市民化的农民工，还是对于最终要返乡养老的农民工而言，提高对他们的个人信贷支持都能够使其在青年时期减少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时间。

　　

　　同时增加用于学习、接受职业培训的时间，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尽管申请个人信贷将提升农民工在青年时期的负债水平，但由于学习和接受培训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其未来收入水平将得以提升，从而有能力偿还青年时期所欠贷款。

　　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青年农民工增加其用于学习、接受职业培训的时间，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阈值，此时农民工已经能够选择最优的学习、职业培训时间，再进一步提升个人信贷水平，并不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即来自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升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会减弱、直至消失。

　　随着金融发展的不断上升，整体农民工的消费不平等程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倒U型”特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金融发展使得部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能够通过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从而使得其能够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扩大其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的支持下，部分初始人力资本较低、原本需要返乡的农民工得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劳动收入而最终成为市民，但由于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落户成本，使得其不得不缩减消费水平。

　　因此，这一增一减的两种效应最终会导致消费不平等程度上升。

　　而当金融发展进一步提升，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也能够得以继续提升其人力资本与消费水平，从而致使整体消费不平等程度会有所下降。

　　为刻画出农民工关于进城务工以及返乡养老的差异化选择。

　　

　　本文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引入三期OLG模型，重点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农民工群体是否进城工作。

　　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于农民工群体收入、消费不平等和人口城镇化的动态影响。

　　相对于进城并且最终市民化的农民工而言，返乡农民工的储蓄率更高；

　　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农民工提升其用于学习、职业培训的时间，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一方面进城务工的人力资本阈值将下降，即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会增加。

　　但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农民工在城市中落户和人口城镇化。

　　

　　只有当金融发展导致农民工落户后的消费水平增速，相对于最终返乡的消费增速足够高时，进城所要求的人力资本阈值才会下降，此时将有更多的农民工能够实现市民化；

　　进一步消除对于农民工的歧视，实现同工同酬，降低城镇的落户门槛，也是促进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的重要举措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金融发展的支持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会经历一个上升过程，相应推出收入再分配政策或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财政补贴政策，有利于缓解可能由消费不平等引发的社会问题。

　　因此，提升金融信贷服务水平，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

　　首先，更高的金融信贷支持将有助于初始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进城务工，但鉴于其较低的初始人力资本，将会导致农民工的收入分布的峰值左移。

　　

　　其次，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而言，提升其所能享受到的金融信贷服务水平有助于放松其信贷约束，并激励其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其未来的收入水平，这将促进农民工的收入分布的峰值右移。

　　第三，当金融信贷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时，部分农民工已经达到其最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而另一部分仍在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导致农民工整体的收入分布趋于集中。

　　综上所述，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变化情况将取决于这三种机制之间的相对大小。

　　并且，上述机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农村金融抑制造成农民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扩大现象的解释。

　　最后，在农民工返乡养老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中，土地和农业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但由于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农户，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及其宅基地的产权不够明晰，难以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

　　

　　因此将我国的土地产权特征纳入本文的研究框架，并进一步分析其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是我们未来可以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另外，我们下一步也可以尝试纳入城市居民，并分析在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于永久移民、返乡农民工和原城市居民三者之间福利分配的影响。

　　农民工的乡城迁移之所以是短期的，是因为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产生的种种制约。

　　第一，经济上的劣势。被户籍割裂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处于劣势。虽然同处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收入和职业选择上却存在显著的分割现象。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工资收入和职业分布上的差异，既有来自人力资本差异的部分，也有来自对农民工的制度歧视部分。

　　第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挂钩，不同户籍身份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巨大。

　　

　　由于无法获得就业所在城市的城市户口，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只能参保针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险和城市地区较低保障水平的保险，而无法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包括失业、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等在内的多项社会保障福利。

　　要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成为永久移民，农民工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以支付落户所需的固定成本，同时满足所在城市要求的其他落户条件。

　　但对于农民工而言，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为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包括其初始的人力资本禀赋以及后期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实现的人力资本积累。

　　为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青年农民工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用于学习、接受职业培训，这意味着其要暂时放弃一部分的工作收入，以换取未来更高的收入水平。

　　

　　除了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金融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另一核心作用机制是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有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二〇〇六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向农村老家的汇款能够放松农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儿童的失学状况。

　　在公司层面，金融约束也会导致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投入不足，从而导致企业丧失潜在的市场扩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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