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都是以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为中心，代宗朝的教育政策呢？
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教育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唐代，人才培养的方式可分为官学与私学，官学又可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私学则包括家学、私人讲学、书院等形式。而人才选拔的方式，则主要指参加科举考试，即进士科、明经科、制举等。本节笔者将围绕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两个方面对唐代宗时期的教育政策进行讨论。代宗时期的人才培养—以中央官学的复兴为中心“隋唐统一盛运再兴，于是汉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随之复起。
唐初统治者继承和发展隋代的官学制度，形成较完善的教育体制。官学的发展在唐初和玄宗时期分别达到高潮，但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使得官学面临新的厄运。史言：“自至德后，兵戈未息，国学生不能廉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坏，常借兵健居止”，这描述的是肃宗时期国学生徒离散，“教室”被军士占用的情形，是战乱期间官学破败的一个缩影。但是，在随后的乾元年间，似是官学有所恢复。
笔者以为，唐后期私学取代官学之趋势自然是不可逆的，但若论统治者无力恢复官学，尤其是中央官学，则是有失于史实。因为，唐代宗即位后，有志于教育的官员上疏恢复官学，代宗随之展开了系列中央官学复兴的措施。复兴的源头，要从宝应二年杨绾上疏贡举之弊说起，当时尚书左丞贾至、给事中李栖筠、京兆尹严武等皆赞同杨绾的奏议，贾至更是提出复兴学校的要求：“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通儒硕生，间居其职。
第一件是：“弘文崇文两馆生皆以资荫补充，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即代宗对两馆生徒的恢复。第二件是：“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士，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令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对集贤学士的恢复员额，虽不属官学内容，但却是代宗崇儒的一个表现，是代宗对国家学术机关的关照。综上，代宗即位初年，由于国内形势严峻，未能迅速恢复衰败的官学局面，但自广德元年恢复两馆生徒起，代宗就已经有意识的着手中央官学的复兴。
尤其是永泰二年的《崇太学诏》，将中央官学的复兴推向高潮。恢复崇玄馆生员以及《五经字样》的完成均是复兴中央官学的后续举措。虽在生徒员额上不能与初盛唐相比，但从国家培养人才的方针看，复兴本就意味着成就，是代宗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宗时期的人才选拔—以科举制的争论为中心安史之乱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最突出表现的即宝应二年六月太子少卿杨绾所上的贡举之弊的奏疏，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废除科举制度的大讨论任何制度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消亡的过程，唐代的科举制度亦如此。
如唐前期进士考试科目由只考试策到高宗时期变为贴经、杂文、对策三场考试；再如肃宗在安史之乱期间对贡举政策的调整：至德二载薛邕、崔涣、李希言的分区选举。唐前期，关于科举考试的弊病，刘祥道、魏玄同、薛谦光、张九龄等在不同时期皆有奏议，但没有像杨绾这样大胆的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
代宗初期这场围绕科举的争论该如何认识以及该时期的相关人才选拔途径，即本小节笔者要讨论的杨绾科举改革的气魄与胆识，使笔者觉得他奏议的中心议题非恢复“察举制”这样简单的“复古”，而在于扭转社会风气。诚如吴宗国先生所言，“他们经历了天宝末年和安史之乱的政治不平静，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于科举在社会风气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深切体会”。正是因为经历过安史之乱，对社会风气的了解，才使他们真正的想从人伦与社会风气方面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欲实现这样的目的，不得不在人才选拔上着眼，试图通过改变人才选拔的要求，来扭转社会风气，继而选出“贤良”之“国士”。这也正是为何杨绾、贾至两人的奏议中屡屡出现“人伦”、“风俗”等词语。傅璇琮、孙培青、任爽等先生并非不知贡举实践过程的弊病，他们的着眼点依然是放在庶族或中小地主的仕进途径上，认为这时的贡举仍存在着生命力，这种意见也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反对贡举改革官员的意见。
傅璇琮先生还认为杨绾尚不能达到杜甫的认识水平，笔者亦是不能赞同。读杨绾列传便发现，他不仅博通经史，且善文词，祖父孙三代皆有儒行，堪称当时的大儒。更重要的是，他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具备政治家的智慧，而这不是“诗圣”具备的，仅仅个人的忧国忧民无益于改变国家现状。杨绾在其位谋其政，何以认识水平不能超过杜甫综上，笔者就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两方面讨论了代宗时期的教育政策。
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与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即使经历了安史之乱，唐朝并没有放松在教育方面的关注。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制度，在唐代及以后仍然继续发展并发挥作用，虽然中央官学在代宗时期实现复兴，但此时各种形式私学的发展态势已经逐渐超越官学，成为社会中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即使这样，代宗对中央官学复兴的举措与朝臣关于贡举改革的争论，仍有其历史意义。
宗室、外戚政策的多样性与继承性目前学界对唐代宗室、外戚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笔者发现前人的研究多侧重于唐前期，而对安史之乱后的宗室、外戚的研究则较少，针对代宗时期的专门研宄稍显不足，一些唐代通论性的研宄因角度不同亦涉及不多。造成研究分布不均的原因，笔者以为与唐玄宗时期的“十王宅制度与唐中后期“不立皇后”两个因素有关。
这两个因素使得唐中后期的宗室人员和外戚势力较之前期大为削弱，因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少。纵观两《唐书》中皇帝诸子传，我们就会轻易发现：唐前期的宗室诸子传内容记载丰富，各有不同，而后期的内容则几乎千篇一律，除了皇子的名字、爵位、卒年外无其它记载，有的甚至卒年都不详，皇子的地位可想而知，难怪修史者言唐中叶后的宗室子孙“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
经历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的变化可以从政策的变化反映出来。本章从中央与藩镇关系、教育、宗室与外戚三方面进行了考察，虽然这三方面乍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每项政策的具体内容，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出代宗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节度观察使设立后，其入朝的现象在史籍中就开始频繁出现。对代宗时期入朝现象的分析，可以作为考察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通过数据分析，入朝并不是一种制度上的规定，入朝与不入朝反映了藩镇与中央的不同关系。入朝现象与唐前期的朝集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发现节度观察使入朝与不入朝与代宗时期的藩镇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代宗永泰二年的诏书将中央官学的复兴推向高潮，加上恢复崇玄学生徒、《五经字样》的完成等措施，构成代宗振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宗初期关于贡举制度的大讨论，杨绾、贾至等人奏议的中心议题并非是恢复“察举制”这样简单的“复古”，他们所重所希望的是扭转社会风气，他们提出的废除贡举政策虽然失败了，但这场争论自有其历史意义，关于选拔人才的争论，唐后期仍然不断的上演着。唐代宗朝君臣关系研究君臣关系往往能多方面的折射王朝的政治环境与面貌。
本章从功臣群体、宰相元载、宦官群体三个方面分析代宗朝的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处理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王朝的兴衰，即位于安史之乱中的代宗皇帝，他是怎样处理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文臣武将的肃宗坚决抵制宰相专权，何以代宗朝元载专权近十五年此外，玄宗时期逐渐兴盛的宦官势力，经历安史之乱，在代宗朝有着怎样的发展这些问题即是本章要讨论的。
文臣武将的不同命运
一以至德二载十二月赦文中功臣为中心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玄、肃二帝流离迁转，文臣义士奔赴行在，武将战．士攻守杀敌，涌现出大量的有功之臣。自广平王李俶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他便与这场叛乱紧密相连，随着叛乱的平定，这些功臣多又成为代宗的朝臣。销声匿迹—扈从蜀郡的龙武将军扈从蜀郡的龙武将军陈玄礼、田长文、张崇俊、杜休祥他们在至德二载十二月的赦文中皆加官晋爵，实封数百户，可谓荣耀。
但自这次褒功之后，却再难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发现他们的踪迹。能够看到的仅是陈玄礼于肃宗上元年间致仕，张崇俊在代宗时担任过韩王傅，韩王是代宗第七子，相当于在王府任职，而唐玄宗之后的王府官形同虚设扈从灵武功臣声名多不显表格中的第二类功臣为扈从灵武的官员，其中除裴冕、李辅国外，其余四人在肃代时期声名多不显。
代宗时期，李遵被两次贬官。第一次发生在宝应元年八月，贬为袁州刺史，原因不详。直到永泰元年正月才回朝，“为太子少保，听朝朔望”。但李遵似乎政治生活并不晓得自律，“贬太子少保李遵为永州司马，坐赃也”，这即是代宗时他第二次被贬的原因。这些关于李遵的记载，大致勾勒出这位灵武扈从功臣在肃代时期的仕途轨迹，即使多次被贬，仍能回归中央，肃宗、代宗对他较为优待，这与李遵的靖难密不可分，而其声名不显则归咎于其个人的政治素养继而讲管崇嗣。
肃宗时期，管崇嗣曾因朝仪不整被颜真卿与李勉弹劾，结果肃宗却没有怪罪，以此可见当时武将之骄慢。王思礼卒后管崇嗣代其管河东事，为政宽弛，管理不善，朝廷又令邓景山代之。代宗即位初，召诸将问讨史朝义策，管崇嗣言“我得回纥，无不胜”，代宗不能赞同。这表明管崇嗣在代宗初期还担任着武职，且能够参与平叛决策，似其地位较高。除此外，代宗朝有关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了。剩下的李鼎和王竞，正史及其它文献记载更少了。
李鼎肃宗时期曾任过凤翔尹、陇右节度营田等使。代宗宝应初为凤翔尹，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言“李鼎死岐阳，实以娇贵盈”，似是杜甫认为李鼎因“娇贵盈”而死。这与李鼎墓志所言“方其大任，以树勋庸，逸足未申，英姿遽落……寝疾终于临晋县通达之精舍” 不相符，且墓志不言李鼎有扈从蜀郡一事，殊为可疑。
李鼎死因宄竟是“娇贵盈”或是“寝疾”，姑存疑。简言之，这些扈从灵武的功臣，除裴冕、李辅国外，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们在代宗朝多不显赫文臣群体代宗时期“再显荣耀”韦见素在肃宗上元年间，以足疾致仕，获得允许，其时己七十有余，年迈体衰，代宗即位后，未再任用，其卒于宝应元年十二月。裴冕、苗晋卿、李岘三人在代宗时期都担任过宰相，这表明代宗还是非常器重他们。
永泰元年三月，代宗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可视为对这些人的恩宠，裴冕便在其中之后被贬，但很快又入朝，元载念其曾对己有恩，逢杜鸿渐卒，元载建言裴冕代杜鸿渐为相。代宗念苗晋卿年老，特允其延英召对，自此宰相对延英成为故事，此尤见代宗对其优待。肃宗时，李岘被贬蜀州刺史，代宗即位，便“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
此举可见代宗对李岘委以重任，之后代宗幸陕，李岘不辞艰辛奔赴行在，没有辜负代宗对其的期望。崔圆、张镐、房琯三人在肃宗时期罢相之后，皆辗转地方官，不受重用。崔圆在上元二年）为淮南节度使，代宗即位后继续由其节度，大历三年入朝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入知省事”张镐由辰州司户逐渐提拔到“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委寄一方；房琯在宝应二年）由汉州刺史“拜特进、刑部尚书”重归中央。
由此可见，这三人虽然在肃宗后期罢相，远离中央，但代宗时期他们依然有相当的贡献，且得到代宗的重用，或委寄一方，或入朝为使相。以上我们从这些文臣在肃宗、代宗时期的任职情况分析他们不同时期的境遇，然官职的高低或职位的轻重，仅是君臣关系之一端。
接下来，我们试从丧葬角度分析他们与代宗的君臣关系。武将诸人“不自在”上文我们对功臣中文臣群体做了讨论，现在该武将登场了，他们有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来瑱以及李光进。与文臣群体代宗时期“荣耀再现”相比，笔者总结出这些武将群体于代宗时期“不自在的特点，这种“不自在”使他们的命运亦不尽相同。在分析之前，仿佛己经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息。
武将诸人——不自在
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先从来瑱说起，因为他的死确实引起连锁反应。孟彦弘先生撰文认为来瑱是“代宗即位后遇到的第一个拥兵而不听命受代者，而且成为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第一个跋扈镇将。”这里存在一个小问题，即使是来瑱赐死后，安史余部田承嗣、李怀仙、史朝义等尚未归顺或被擒。
因此严格的说，来瑱死时安史之乱并没有完全结束，官军与叛军的战争形势并不十分清晰，因而言“安史之乱结束后”稍有不确。李兴指出“正是因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在安史之乱平定之际日益壮大，加之当时藩镇形势的影响，促使唐中央对藩镇政策作出转变，即由姑息政策向削夺政策的转变。”
这里亦有疑问，来瑱死时，战乱未息，唐中央对藩镇的政策就己经是“姑息政策”吗既然不是，何来“转变”此外，笔者认为来瑱与裴莪之战，也存在着一个疑点。史言代宗即位初，来瑱复授“襄州刺史、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官如故”，这是相对于代宗即位前，肃宗采纳裴菝的“夺位”之计，对来瑱官职的调整而言的。
与此同时，裴菝受代宗密敕图来瑱。双方皆有敕命，这造成的后果就是双方交战前，竟不知敕命孰真孰假。但裴菝还是坚决的进攻来瑱，结果被俘，送往京师后不久赐死。这样戏剧性的一幕，笔者十分疑惑：代宗究竟会不会一方面让来瑱官复原职，一方面密令裴菝图之笔者试作推测．裴菝所受密敕，实是肃宗所下密敕，非代宗即位后所下，代宗并不知肃宗曾密令裴茂图来瑱，故而即位后因形势需要，让来瑱复任山南东道节度。
笔者的根据有两个。来瑱躲过裴菝密图这一劫，终于入朝。不到半年，在王仲昇、程元振的教唆下，代宗发怒，下诏赐死。观来瑱削职诏书，言来瑱“谬当任用，素乏器能，亟历班荣，累经节制。莅职蔑闻于成绩，登朝虚美于崇明。……或频征不至，或移镇迟留，实乖堂陛之仪，爰及千戈之忿……”除其征召不至外，所谓“谬当任用，素乏器能”实在与其“来嚼铁”的形象不符，来瑱之才，杨国忠尚能用之，却不容于肃代宗之际。
来瑱何以在代宗朝有这样的遭遇首先，代宗受到权宦程元振与奸臣王仲昇的教唆；其次，当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浙东又起袁晁乱，一方面要面对安史叛军，另一方要平定地方之乱，特殊的战争环境使得肃宗、代宗对带兵将领都格外的敏感，最后，来瑱两次征召都不入朝，其与裴莪的战争足以让代宗心存芥蒂，来瑱多少有些“罪有应得”总之，自仆固怀恩屯军汾州，裴遵庆宣慰以失败告终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仆固怀恩一步步走向反叛之路，并且两度引吐蕃等外族入侵唐朝，造成更大的危害。
宄竟是鱼朝恩、辛云京、胳奉先、李抱玉等不容仆固怀恩，还是代宗不容仆固怀恩，前人论此己多但最终结果使得这位战功卓越的蕃将不得善终。代宗为消解嫌疑，遣中使宣慰，又派郭子仪将李光弼之母由河中接往京师。然而这种优待将领母亲的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仆固怀恩叛乱时，代宗亦是将其母接往京师妥善安顿，就未起到丝毫作用。相反，优待其母更像是一种要挟，逼迫他们入朝。
史言在平江淮袁晁之乱时，李光弼已经染疾，经过这一番心理斗争，又“愧耻成疾”，卒于徐州。《新唐书》评论李光弼“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笔者认为非常得当。史书上李光弼参与的几场大战，描写的十分详细。河阳之战李光弼不战而降服敌将李日越、高庭晖气正是“工于料人”。马驰先生认为李光弼逗留徐州除重病外，尚与代宗迟迟不下东都留守的任命诏书有关。
笔者愚以为李光弼“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恰是“拙于谋己”。江淮地区租赋在安史之乱期间何等重要，李光弼岂能不知占据此地何异于肃宗时期之永王李璘这些注定李光弼的传奇以悲剧收场。回顾代宗与元载近十五年的君臣关系，从凭借自己的才能屡被地方官和朝官举荐，到步入人臣高位，再到参与代宗朝种种事件，最后却落得一个被抄家的命运。
总结
综上所言，通过将安史之乱前后两位专权宰相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李林甫与元载在入相、固位、才能等方面的相似处，是他们能够长期专权的共同原因，宦官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与皇帝因宗教信仰疏于政事而委政宰相，构成两个时期相同的政治环境。唐代宗并没有继承父亲肃宗防范宰相专权的策略，元载的专权使得其与代宗的君臣关系变得复杂，有恩宠、有依赖、有怀疑、有憎恶、有惧怕等等，最后用元载之死结束这段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