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与热爱有关
戏剧似乎一直在以不同面貌改良我们的生活。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舞台艺术:“在我们的艺术里,你必须每一个当下都活在你扮演的角色里,每一次都必须这样。每一次都必须要重新创作、重新体验、重新再现。”或许,当下的戏剧与剧场,就是这样一个给人无限惊喜的生活舞台。
易立明
一位艺术家和他的城市表演艺术中心
采访、文 / 陈庆
摄影 / 姜海龙(曦烽社)
化妆 / 梁明明
服装编辑 / Zhuo Xuan
助理 / 君君
场地鸣谢 / 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
和易立明老师的采访约在了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2022年6月,由他亲自担任改造设计并出任艺术总监和院长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正式对外试营业,为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新的亲近艺术、参与艺术的公共综合艺术空间。易立明希望通过“大华”,通过戏剧,通过他的所有的努力,让大家发现,艺术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有时会很辛苦,有时也会有很多痛苦,但只要你走进艺术,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你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提到中国当代戏剧,易立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作为灯光设计、舞美设计,他与林兆华曾携手为观众奉上了多部令人拍手称叹的精彩剧目。从《赵氏孤儿》里的满台红砖、一株桃树和在舞台上悠然而过的白马,到《建筑大师》中直通舞台上方顶端的天梯,这些均出自易立明之手,为原本现实主义的戏剧文本在舞台上找到了充满诗意和美的空间视觉意象。作为导演,易立明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从《等待戈多》到《阿Q》,从《罗慕路斯大帝》到《帝国专列》,易立明一面以当代的中国视角重新解读着西方经典剧作,一面把优秀的中国原创剧本源源不断地搬上舞台,建立起了鲜明的易立明导演风格。
我想让剧院融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惊蛰未至,但温度已经快速上升,沿着东单北大街信步往北走,路边的植物也从冬日的枯黄中透露出一丝嫩绿,迫不及待地迎接春天的到来。于是心情也变得雀跃起来,不自觉地贪恋起了路边的景色,就这么边走边看着,突然被一座颇为典雅的建筑所吸引,让人忍不住想停住脚步瞅上几眼,直到目光落到了前厅里竖立着的话剧海报,才晃过神来,原来这就是要到达的目的地——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
推门而进,下午两点,不似其他剧场的清净,也不似大街上的喧哗,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的前厅里充满着活跃的气息。拾阶而上的咖啡厅里是围坐漫谈的人们,两个乐手在咖啡厅尽头的小舞台上直播着即兴音乐演奏。抬眼可见的另一个小厅里,不少人在悬挂于墙上的巨幅油画前驻足凝视,宛若一个小型画廊。转回头往外看,依旧是川流不息的大街,只隔了一道门,仿佛就变换了个世界。
易立明说,这就是他决定改造“大华”时,希望它能留给观众的印象。
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有着近一百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华电影院,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中,能到大华电影院里看场电影,绝对是件值得吹嘘一阵子的事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华电影院也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于2008年走向了停业。后来,剧院的所有方找到易立明,想让他为“大华”的改造出点主意。易立明说,他看到“大华”第一眼的时候,就想到了他以前在欧洲见过的很多城市剧院。
“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城市里有很多这种坐落在马路边的剧院。下班后,你走在街上,想找点什么事情做放松一下心情,但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于是你就随手推开了街边的一扇门,背后可能是一间咖啡厅,可能是一家酒吧,也有可能是一间剧院。我很喜欢这种不期而遇的感觉,这让戏剧真正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生活。所以当看到‘大华’的时候,我就冒出了在中国也建一家同样的城市剧院的想法。”
2020年,易立明带着他的团队正式接手了对于“大华”的改造工作。从建立模型到空间设计,从地板选材到空调选择,甚至连如何合理分配男女卫生间的空间比例,易立明都亲力亲为,目的就是可以让每一个来到“大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剧院和他的距离是亲近的。
“如果回看剧场建设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古希腊式的戏剧剧场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神’的空间。当时的人们通过戏剧和他们心中的‘神’来对话,所以它建得非常大。当我们再去观察文艺复兴以后的剧院的时候,就会发现剧场就变得相对小了。这种变化背后肯定有其中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缘于戏剧对话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神’变成了人。观众通过剧场、通过戏剧不再企图和‘神’沟通,而是转向了自身,开始在舞台上观察、寻找、思考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人本身的生活了。于是剧场就开始用人的尺度来检查他们的设计和建造。‘大华’所有的设计和改造,也都源于这个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观众是人,演员是人,以人的尺度去思考剧院的样子,人在什么样的空间里能感到放松,能感到自如,这是最重要的。”
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华”的样子。一座三层的建筑中容纳了六个表演空间、两个展厅、一间咖啡厅、一个戏剧酒吧和若干个文创空间,让观众只要置身于“大华”中,就可以来一场与艺术的亲密接触,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到一个暂时忘掉烦扰、留给精神的思考空间。在这背后,缘于易立明一直以来对于戏剧的思索和热爱。
我真的热爱戏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易立明进入到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灯光设计专业学习。因为毕业前的一次机缘巧合,他被“大导”林兆华赏识,开始了与林兆华导演的长期合作,也逐渐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灯光舞美设计师,甚至在国际戏剧领域,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行业里的人,提到易立明的时候,总会冠以“易大师”的称号,足见人们对他的尊重和仰慕。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转头开始学习导演。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灯光设计最不好做,也最好做。为什么呢?因为想做得很好不容易,但做得烂也不容易。对于戏剧,灯光只是一个局部。莎士比亚时期,太阳就是他们的灯光,但依然可以呈现出伟大的戏剧。舞美也一样,极端一点说,如果没有舞美、没有灯光,戏剧就不存在了么?它依然存在,因为人始终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认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做导演。因为我有很多的自我表达想要完成。”
易立明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热爱绘画、热爱思考,更是对舞台的灯光、舞美有着独特的审美和创造力,他将自己的全部热爱都化成了武器,在他热爱的戏剧中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和完整的表达。2008年,易立明创立故事新编剧团,以当代戏剧手法,把《茶馆》《雷雨》《门客》《说客》《悲悼三部曲》《哈姆雷特》等中外剧作,或重排或原创,一一搬上了舞台;之后几年又接连执导了《蓝胡子城堡》《俄狄浦斯王》《茶花女》《骆驼祥子》等数部歌剧作品,成为国内备受瞩目的导演。
然而,易立明依然没有满足,而是把目光放到了更长远的层面。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易立明推出了中英文学剧场连线、中法文学剧场连线两个戏剧展演项目,除了推出《帝国专列》《竹林七贤》等多部由他导演的原创剧目外,还引进了《尤利西斯》《无病呻吟》等国际优秀剧目,同时他还邀请了国外顶尖导演来到中国,和中国的演员一同创作推出了《乔伊斯之旅》《阿Q》等剧目,在戏剧舞台上和西方导演进行最直观的交流、对话,希望借此摸索出一条有利于中国戏剧发展的道路。
“我当时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要引起大家对于戏剧文学的关注,让大家意识到,戏剧的根本还是在于文学。另外就是想为中国戏剧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些问题不能从形式上、从手法上、从调度上、从戏剧的样式上来解决,而是要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解决。我们现在做戏,我们的审美,还是在沿用惯性的审美,我们有意识地要去反抗这种审美,自己又恰恰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你说你怎么可能打倒自己,这很难。那你就要去研究别人。当我们的演员和各国不同风格的导演都合作之后,也许就会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国风格。”
从灯光、舞美设计,到导演,再到东西方戏剧对话,易立明不断实践着对于戏剧的理解,而最终,他在“大华”中找到了统一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艺术地生活
2022年6月,焕然一新的“大华”被命名为“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正式对外试营业,并接连推出了“医学的胜利三部曲”“都市情感三部曲”等多部剧目,以剧目的形式带领观众参观“大华”的每个空间。而每一个来到“大华”的观众,都会察觉到,他们其实都不止看了一部戏这么简单。
“从观众踏入‘大华’的那一刻,表演其实就萦绕在他的周围了。比如《乱我心者》的演出前,我们就举办了近四十分钟的主题音乐会供大家欣赏,让观众充实地度过演出前的等候时光。每场演出结束后,还会有一个演后派对,如果你觉得看完戏之后意犹未尽,欢迎你到这里来,我们戏的演员和主创都会参加,对于戏有什么不清晰的地方或者疑问,都可以跟我们聊聊。”
就这样,易立明在“大华”里构建起了一个真正的戏剧之夜,这些形式的背后,源于他希望能拉近艺术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我觉得城市剧院和观众的关系就应该像街坊四邻,只不过我们今晚提供给大家的不是面包或者面条,而是一部戏。艺术家们就是今晚的‘主厨’,那大家吃完后,‘主厨’总应该到前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交流一下,问下咸淡如何吧。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我们的观众似乎有些不适应这种形式。他们习惯了很远地观看演员,不太敢跟演员去近距离地交流,或者说直接提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把戏剧过于神秘化、过于高大化。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通过我们这种开放式的交流方式,会让观众感觉到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真正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之中。”
在“大华”,易立明不仅拉近了观众和艺术的距离,还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对于表演的认知。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戏叫《我是哪一个》,标准的客厅戏剧。在我们的小剧场里演出,如果你有一所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的房子,那我们小剧场的舞台就和你家的客厅大小差不多。但我们的演员看到之后,对我说,易老师,这个舞台太小了。我说不是舞台太小了,而是你以前演出的空间都太大了,你就像坐在家中的客厅里跟观众聊聊天不好么?当然,我也理解他的担忧,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对演员的表情、表演的细腻程度就有了新的要求。这不是一个空间形态的问题,而是表演习惯的问题。空间,其实也在改变着表演。当演员的表演改变了,观众观看戏剧时的感受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易立明还在推动着对于很多西方很多经典文本的重新翻译。他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戏剧文本在文学翻译层面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忽略掉了表演。他希望用表演艺术的方式去翻译表演艺术文本,再将它们用表演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今天的观众。
流浪者的站台
采访、文 / 在安
摄影 / 姜海龙(曦烽社)
化妆 / yaoyao
服装编辑 / Haitao Liu
助理 / 王丹
场地鸣谢 / 时间剧场
直到这一次复排,话剧《非常悬疑》才终于有了导演。
在2023年之前,话剧《非常悬疑》已经有三四年没走进剧场了。最后一轮演出的时候,编剧、导演王子川跟朋友说:“相声界有封箱演出,我这是烧箱。”他不想再亲自演了。当创造出“作家”并陪伴他走过了11年的王子川再回看这个角色时,才发觉时过境迁。曾经在排练厅总有种“蹲班”感受的后进生,仿佛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他说:“年纪不一样了,看到略洋在排练厅里说台词,我觉得那些挺肉麻的东西我已经说不出来了。写这出戏的时候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小孩,但现在我都四十了,再让我起那个范儿,我有点兜不住了。我的保质期对于这个戏来说,已经过了。”
他依旧记得,彼时作为素不相识的观众的孙略洋,每每散场时,在剧场门口跟自己说的为数不多的话。
其实,他也一度想要放弃孙略洋和金广发的组合。因为直观感受就像是沉静的湖面旁戳着一台急速运转的发动机。他喜欢金广发身上“放下来”的气质,也动容于孙略洋与“作家”这个角色的沟通。“金广发的破坏性太强了。直到后来,我们在排练厅里给略洋换了一个搭档演员,我才发觉,略洋表演的气场并非是脆弱的。”王子川说。
还没有正式投入排练的三个人,在拍摄现场开起了讨论会。金广发和王子川热烈地讨论着,孙略洋就在旁边安静地听,终究还是想象不出在不久之后的舞台上,他们将呈现出何种不一样的《非常悬疑》,但一如王子川的表达,任何想象都不及灯亮后的真实发生,只要我们都在场。
王子川 毕业典礼
站在拍摄场地的大门外,王子川才忽然意识到,这间已经更名的剧场正是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非常悬疑》在北京首演的地方。那天,观众里包括了崔健和张楚。而彼时,也正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剧目回到北京演出。
那几年,北京的文化市场繁盛,回来对于他来说理应是个不错的选择,名利至少能占上一样,然而他却没有。至今,来到这座城市,王子川依旧选择住酒店,有一些地方也还是去不得。好似一个时间黑洞,哪怕它被冠上的名字叫作“故乡”。
生活在北京的王子川不快乐,或者说,跟快乐毫无关联。他在同一所学校念了13年的书,被固定环境困住的记忆逐渐成为潜意识里的某种恐惧,意味着一切可能性的灭失。
但他表达能力好。一次在饭桌上,母亲的朋友提议,考取艺术类院校说不定是个好选择,因为“那儿都是他这种小孩儿”,王子川听进去了。没多久,他打听到一个能够立马入学的考前辅导班,便托母亲跟学校请了假。之后的日子,他的教室挪了地方。
该把自己看得更高些
第一堂课在一间小小的排练厅里,老师姓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王子川仍然清楚地记得。她让一班四五十个孩子把鞋脱了,光着脚站在地板上。“大家叽叽喳喳的,老师说你们别开玩笑,我为什么让你们把鞋脱了?因为你们得把心拿出来,在这地板上摔出一地金子,这是她的原话”。
对于一个与封闭且近乎暴力式成长相随,也见识过太多的伤害与否定的少年来说,这句话像刀片一样,把黑暗划开了一道口子。王子川说:“我从小学到高中,别说被人尊重了,自尊心都被磨没了,却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感觉还挺崇高的事儿里,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光的一部分,我当时觉得这事儿得干。至少有人告诉你,你该把自己看得更高一些。”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的春天。带着《非常悬疑》回北京之前,王子川生活在上海,拥有一支小剧团——戏子合作社,守着一间小剧场。直到有一天,剧场老板跟他商量,往后的场租免了,但一年的演出王子川和剧社得全部顶下来。“我们就开始滚着给他弄戏,一年四五个。”他回忆。“那个时候写个剧本大纲就直接出票了,海报贴出来的时候,其实没人知道这个戏到底会是什么样。比如《狗跳墙》,取材《麦克白》,我们找到这个套子之后就开始排。一个弄完就排下一个。”
剧团的好多演员来自东华大学,于是那儿就成了他们的基地。学校里有间排练厅,铁门上锁但窗户没有。每天晚上过了9点,王子川带着一帮人从窗户翻进去排练,排到天开始擦亮,大爷要来开门的时候再溜走。他说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纯粹,不是因为有多努力,而是自己似乎真的过上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剧团最多的时候将近20个人一起排戏,那种感觉就是热闹,跟自己人在一起的热闹,每天都有乐不完的事儿。只要首演一完,大家就会觉得我又带他们过了一道坎,因为可能在演出前的5天,大家还怀疑这戏可能排不出来了。”
戏剧不是特效药
《非常悬疑》是他们的转折。“突然有一天,有个人看完我们的演出,过来说要不要合作,能进上海话剧中心,又好卖票、场地又好。我说那当然好了。但前提就是,得做个悬疑剧,人不能多,少点儿。”记忆中,制作费不到4万,连演员带所有技术支持全包。也正是凭着小而精的体量,这部戏在未来的许多年间,总计演出超过400场。
舞台上的王子川有着独特的身体语言,节奏和流动性几乎是独有的。他参加了不少与身体有关的工作坊。表演的身体性为舞台提供着一切可能性。本质上,他愿意跟随这种自然地发生。
“在创作层面我没有那么理性,就是捡自己觉得感兴趣的弄,某种程度上创作是我释放焦虑的方式。也正是通过创作,我好像能慢慢跟自己沟通了,因为直接跟自己聊天是个很费劲的事儿,但弄个东西出来好像就容易很多。”
戏剧不是特效药。成长的岁月中,我们总在试图安抚住曾经某一刻的自己,哪怕只是与它对视。
“我可能就是一个焦虑体,不停地创作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正视自己的焦虑吧。”
“我从未平视过自己,忽卑忽亢。而且对善意有一种防备心,但对恶意却经常照单全收。那种东西是印在骨头上的,像给你盖了一个戳,哪怕它上头长上了肉。”
写新故事的时候快乐,讲起来,也是谈话间少有的不间断表达。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弥补不了心里的某个缺口,但补上了怎样,不补又能怎样。
王子川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百岁老人,日常坚持健康生活。“首先是要活着,我觉得有太多事儿可做了,慢慢活着,好好活着,活到200岁。”到那时候,他就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了。
孙略洋 与我有关
成为演员之前,孙略洋比现在还安静。
2022年,他参演了话剧《人鼠之间》,莱尼是他的角色——一个没有办法与人正常沟通、这辈子唯一的愿望是拥有一只兔子的人。“但在与导演的沟通过程中,包括进行了一些表演训练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地理解他人,以及接受在他们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孙略洋一直追求的,是关于角色的真相。
他是在深圳长大的长春人,童年的记忆静谧而孤独。成年人顾着自己的担忧,所幸他还有手里的玩具。
他说:“其实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理解人,因为我很少跟同龄人相处在一起,甚至很少跟人交往,所以我惧怕他们。如果跟我的创作相联系,我觉得,我似乎是在学习表演的过程中才慢慢开始理解人的。”
但对于《非常悬疑》中的作家,他有着近乎本能的理解。这种情感上的沟通,让他确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尽管有子川导演之前的表演。但我个人跟这个角色相连通的一部分决定了最终呈现的样子。这个角色,其实他有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跟他当下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他会跟志愿者说:其实演戏就是玩。但结果他在台上就是拿腔拿调的,又把他最安全的那一套东西拿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像很多学院毕业学生的真实状况。”
“我在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工作之后会发觉,在学校里接受的,或是经年累月被训练的东西,和现实间有着割裂的部分。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我在创作这个角色时,去相对注重的一个部分。这是我的理解。”
孙略洋很少参演影视剧,因为那个过程对于他来说是孤独的。他说:“因为每次进到一个剧组,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背词,然后一镜一镜地拍。但舞台是一个集体创作,必须在排练场,作为演员也必须要跟对手演员建立真实的连接。排练的过程一点都不孤独。如果真要说孤独,可能就是每次巡演完一个阶段,自己回到家,离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刻意回避掉一些当下、抽象的符号,例如标签。对于他来说,真实的、可触摸的才是应该被自己吸纳,从而转化成养分的部分。
曾经,他以为做演员需要的是完全打开自己,外向且在生活中善于表达。“但是近几年我发现,好像不是,我也不需要去刻意训练而让自己变得更外放。我觉得更多的是分享,一种愿意分享的欲望在支撑着我,它可以是很轻柔的,可以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安静的。但关键是那份分享的感受,而不是所谓的打开自己。”孙略洋说。
只身远行的男孩后来长大了,养了猫,喜欢做没有味道的手工蜡烛。住在属于自己的小房子里,过着简单的生活。
金广发 笑了就好
金广发无疑是一个不断被创造与修正的艺术人格,别当真。“当真”曾经一度让事业略有起色的金广发跌入窘境。
他也是从北京“离家出走”的孩子。自幼跟随父母辗转南北,最终选择落脚于上海。但在此番合作之前,他与王子川并不相识。
“他在北京看了一场《我不是潘金莲》,其实他当时是带着质疑来的,觉得一个在线上演视频的人,线下肯定不灵。看完之后觉得可能还行吧,然后就见面聊了聊。后来就是我去看了他的演出。”任何一种合作都是双向选择,金广发说:“我对他舞台上的状态,包括语言习惯都很接受,是很自然的,我觉得他是有个人魅力的。”
“这么多年一直在上海演出,包括许多工作也基本都是围绕着上海,很少回北京。说实话,还是想回来。一个是观众体量大,再者是我不需要考虑那么多语言上的修饰,说出来就是准确的。这些年待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说实话有点麻木了,能回北京,而且这儿的观众能接受我,不论是话剧还是我自己的演出,对我来说都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某段时间,金广发在上海拥有着不错的事业。接手时只有零点几收视率的节目,一路被他做到了超过2。膨胀是人的本能。“那个时候横冲直撞,恨不得这电视台里容不下我了似的。”未来是肉眼可见的繁华,身在其中的人从不会想到“也许”。
“人火得快就容易倒霉快。”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后的金广发,如今这样说。某种程度上,他是紧随时代,并且被时代塑造的人。电视衰落,自媒体兴起,金广发得想着法地给自己和团队谋出路。他是学金融出身的,懂得衡量与取舍,信任利益最大化这件事。
所谓“困苦”时期,他始终没做的事情是“伴餐“。别人在台下吃饭,他们在上头演出,比“死”都难受。他从未觉得创作仅仅只是为了谋生,尊重也许是他更在意的。
“2020年4月,我在上海大世界做直播。当时里头有个地方叫80年代风情街,放着过去的床、桌子和小摆设,等等,我就把手机拿出来开始拍。结果一下就起来了。”他目标明确,想把自己的自媒体频道做成电视台,一应俱全,观众想看什么都有。金广发的宇宙,自此有了模样。
“我拍的东西多数都是展现人性弱点的部分,就是人那点儿想说不敢说,想干又不敢干的事儿。挺招人讨厌,也挺欠揍的。但事实上,这些东西都包含在人性里,只是平时大家通常不敢把它们放在明面上而已。那些市井、讨厌的,往往也是可爱的,因为它们就在我们身边。”
“当人越要追求名利的时候,往往越难。就像拍一个视频,你希望这视频一定得爆款,往往很难,因为期待太高了,它可能播到200万,都没播到300万,你觉得心里难受了。但事实上,要把心态放平的话,播放量200万已经不低了。而且对于我自己的团队来说,随时随地都在创作,拍视频这个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了,是真实生活里的一部分了。”
在广州生活过的他一直记得《光辉岁月》里的一句歌词:“缤纷色彩闪现出的美丽,是因为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尽管原意更广,在金广发的意识中,多样性是值得被尊重的。
“这个时代,只要你干了就有可能性,并且需要的是人在作品前面。我一直以来的坚持可能就是不听话,叛逆也许是性格问题。我就是不愿意跟别人一样,不能跟别人一样就是我的坚持。当然,这种坚持也不是盲目的,得学习,然后选择性地吸取他人意见。归根到底,我们面向的还是人。”
持续“破圈”也是金广发的另一种坚持。他似乎不需要某种稳固的安全感和认同,但他渴望更好。接下《非常悬疑》是忐忑的,“怕自己掉链子”,同样也是刺激的。他期待自己能够塑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志愿者”。
“无论任何一种表演艺术,内核不变—给人看,只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准确,形式都是其次的。我希望自己能把我喜欢的东西融入到作品当中,这是一个特别开心,也很享受的过程。我知道《非常悬疑》有许多老观众,我觉得打动他们可能是让我更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希望从我自身出发,给出一个新的角度。”
编辑 / 张玉洁、马雪莲
新媒体编辑 / 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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