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天，拼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1980年下半年，我工作了一年半，十八岁。在一个研究所，最低学历是高中。作为极少数的初中生，处境艰难，可以想像吧。当然，如果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是今天很多人爱说的话，当年没听过。

　　单位工资高于当时扬州大多数人同龄人，有一点小优越。假如自己觉得好，便是真的好。但是，假如自己觉得不好呢？这样的大环境，我得寻找改变的机会。

　　

　　1980年深秋，晚饭后在单位院子里散步。当时住单身宿舍。溜达到大门口时，正好遇到几位同事骑车出去。打招呼后得知，他们去扬州市政府听讲座。我跳上他们其中一位的自行车后座，跟过去听了一课。

　　授课的是当时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张泽民老师。张老师的讲座很有趣，深入浅出。后面连着去听了几课，着迷了。有一次临放学，张老师布置了一篇《达芬奇画蛋》作文。这是当年的高考题，很切合我当时的状况。回来认真思考，作文切题进入。

　　交出作业，张老师非常欣赏。听讲座的人，大都是成年的干部，鲜有十几岁的女生。何况没有约束的讲座，完成作业的人不多。他将我的作业当作范文在讲座上介绍。课后叫我到他面前。他说：扬师院即将开办汉语言文学中文专业夜大班，让我抓住机会赶紧补习迎考。

　　

　　第二天，我请假去扬师院，买回一套四本教材开始学习。艰涩的古汉语、文言文，对我犹如天书一般。每次畏难时，便督促自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过年放假，宿舍同事回家了，我一个人裹着被子每天用功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开春后入学考试，我顺利成了扬州师范学院夜大的一名学生。

　　拿着扬师院的校徽，像正规同学一样昂首挺胸进入大学的门。这是参加工作时绝想不到的可能。通过夜大高考，极大地提升了自信。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愿意，舍得对自己狠，没有干不成的事情。

　　学习时间为每周三次：周一周三晚上，周日下午半天。从单位到扬师院，漫长的一段路。当时没通公交。我没有自行车，也没有门路买到自行车。开学后，每天下班到食堂买两馒头，急急忙忙往师院赶。包里背了书本和用酱菜瓶装的一杯水。

　　

　　真的很辛苦。春秋冬三季还行，夏天很难受。我这人特招蚊子，带了汗味坐在阶梯大教室，成了蚊子的美味。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不但每堂课不缺，还从不迟到。我的书包里多了一盘蚊香一盒火柴。

　　遵守纪律，对自己设了硬规定，绝不允许破坏。三个月后，与一位同事熟悉了，他经常用自行车带我一程。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母亲请求在常州武进的舅舅，帮我买了一辆长征牌28英寸大扛男式自行车，彻底解决了上学赶时间问题。

　　夜大三年，说快不快，说慢不慢。转眼到1983年底毕业考试。那个寒冬，必须比三年前应考时更狠。老师说，会有一定比例的人不能毕业。我不能成为其中之一。夜大同学们，比我年长，比我条件好，都是高中毕业，工作了好多年。他们中有的已经有了一亩三分地，就等毕业文凭提干。

　　

　　我没有这方面压力。却有另一个压力：下一届夜大办不办不知道。即便再办，也没有等同在校生的待遇。如果毕业考不过去，三年白忙活不谈，还有可能再没有机会了。那个寒假，每晚都窝在宿舍看书。年假时，整栋宿舍楼只我一人，像三年前备考一样。

　　饥饿或寒冷难忍时，煮个鸡蛋。有一个晚上，两个两个地煮，一晚吃掉十个煮鸡蛋。这是有工作的好处，经济自由。

　　毕业考了。我顺利毕业，在三百多名同学中，排名不错。1984年春天刚刚来临，我已经正儿八经大专毕业。边工作边学习，我成功了。相对我的中学同学，82或83年才参加高考。我在拥有了五年工龄的同时，拥有了正规大专生学历。

　　毕业两年，文凭没有改变什么。三年学习，却养成了有时间便看书学习的好习惯。那时候图书馆没有关系搞不到借书证。我托熟人找朋友，找来各种各样的书。不因为考试，看书更多因为兴趣。我几乎看遍了文革前十七年所有文学作品。用工资买回很多种文学期刊，让自己无意间成了一位“文学青年”。

　　

　　毕业一年半后，夜大搞了一次同学聚会。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场面活动。懵懵懂懂地被同学推到台上，抖抖索索地唱了人生中第一首“卡拉OK”《酒干倘卖无》，并赢得热烈掌声。聚会使我得知国务院对“五大”毕业生专门发了文件，要求相关单位参照大学同等学历毕业生使用。

　　几个月后的1986年，赶上最后一批工转干。我从工人转为干部二十三级。工作岗位从工厂工人调转到单位科技档案室。在这个岗位三十多年，初职、中职、高职，都需要面对没基础的英语考试。每当遇到难题想退缩，便用八一年冬天应考的经历来鞭笞自己。

　　如今，退休在家，码字消闲。高职的退休工资，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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