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我中华“飞天梦”---记栾恩杰
圆我中华“飞天梦”---记栾恩杰
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的历史进程，主管并直接参与了多项航天重点型号和重大工程。他参与指挥了包括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航天飞船在内的一系列成功发射和回收，实现了中国人上天的梦想。
他正在统领着中国最高端的航天团队，努力创造把“嫦娥奔月”的古老神话变成中国人登上月球的伟大壮举。
衣袂飘飘，御风而行——从发明家鲁班削竹制鸟，到大将军韩信发明风筝；从美妙绝伦的嫦娥奔月神话到翩翩起舞的敦煌飞天壁画，无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对外部宇宙世界的向往。中国飞天的梦想古已有之，但真正使之成为现实，却跨越了漫漫的历史长河。如今，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正是统领着中国最高端的航天团队，为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领军人。
在北京车公庄大街有一座高耸的“核建大厦”，大厦门前“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的牌子却让它有了几分神秘。在初春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记者采访了栾恩杰。走进他的办公室，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奖杯奖章琳琅满目，特别是整齐排列在窗边那11个大小不等的飞机、火箭和卫星、神舟飞船模型，记录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也向来访者彰显着主人的特殊身份。记者面前的栾恩杰，一头银发，极显干练，一脸微笑，亲和谦逊，既具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失机智、风趣。
“那个传说让我向往浩瀚星空”
栾恩杰是满族人，1940年出生在吉林省白城子，祖籍辽宁省沈阳双楼子村，童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度过。
栾恩杰的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直工作在铁路战线。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铁路运输工作，曾获朝鲜领袖金日成主席颁发的国旗勋章。从战争年代走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他，深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高科技人才。于是，他将自己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经常鼓励童年的栾恩杰好好学习文化知识，长大后用科技知识报效祖国。
栾恩杰的母亲没上过学校，却能看报、读信，她的文化是解放后在扫盲班学的。谈起自己的母亲，栾恩杰深情地说：“我母亲办什么事都极为认真，学习上下工夫更大：每天早早起来，一边为一家人做饭，一边‘波、坡、莫、佛……’地念拼音，晚上很晚才休息。我对母亲的记忆力和毅力甚为钦佩。她的慈爱和勤奋对儿女的教育和影响很深。”栾恩杰的一个舅舅在当时的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空气动力系留学，学习非常出色。母亲经常用舅舅刻苦学习、立志报效祖国的故事鼓励他。
栾恩杰自幼活泼顽皮，天资聪明，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流行着列宁的一个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口号的意义，但却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要学习科学知识的“种子”。“上中学时，我订了一份杂志叫《知识就是力量》，其中就有动物、植物、天文的知识，尤其是里面介绍了太阳系，介绍了水星、金星、火星、土星等等。应该说这本杂志对我有科学启蒙的作用。”
在上高中时，栾恩杰听到了关于火星上有人造“运河”的故事，并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当时我就和同学们开始了热烈的讨论：有运河当然就有开挖运河的人，那么就有火星人，也就是说火星上有它的智慧生物，有火星上的文明。于是就想象，我们是不是可以和火星人进行沟通？ ”
对火星“运河”的强烈兴趣，对宇宙奥秘的心向神往，栾恩杰慢慢地产生了长大后搞科学研究的愿望。这种愿望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也得到了任课老师和班主任老师的鼓励。1960年，栾恩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
“哈工大的校训让我受益终身”
栾恩杰到哈工大报到时，学校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他：“你不要去电机系了，分配你去控制系学习。”他没有多想，背起背包就到了远离学校本部的控制系。他学的是陀螺原理、仪表及惯性制导专业，这是哈工大新开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对外用代号代替，连陀螺原理对外也用代号。当时用的教材上课时发给学生，下课时必须上交，不能带走，门口还有军人站岗。尽管纪律极严，但一入大学就能学这个受到国家重视的保密专业，栾恩杰感到非常荣幸。
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大学的条件也非常艰苦。栾恩杰刚入学时，宿舍是14个同学住一个房间，而且是在地上搭大通铺，根本就没有桌子。“没有桌子怎么学习呢？”栾恩杰就找来一块三合板放在自己的腿上当“桌子”，在宿舍里学习。他的眼镜腿掉了，就用一根绳系上，挂在耳朵上。
栾恩杰说：“当时虽然苦一些，但自己要求很严。虽然吃不饱饭，但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我特别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学习很用心，期末考试成绩很好，还当上了学习委员。考试成绩公布后，哈工大校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是怎样学习的。我说我的学习方法就是多做题。于是，那个记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校报上，题目就是《栾恩杰是怎样学习的》。我和几个课代表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用刻蜡板的方法印成材料发给大家，互相交流，努力不让一个同学掉队。”
陀螺仪是飞行器里非常关键的核心器件，飞机、导弹、飞船飞行时它的姿态就是由陀螺仪控制的。他越来越感到，学习这个专业对于国家的科技事业和国防建设真的是太重要了，因而他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他一再说：“是党让我选择了这个专业，我决不能辜负党的嘱托。”
回顾这段大学生活，栾恩杰充满感情地说：“我要感谢哈工大。哈工大的校风一直是扎扎实实搞学问，踏踏实实搞研究，认认真真搞学习。哈工大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它的实质、它的核心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在学习时踏踏实实地学懂每一个基本概念，这使我受益终身。一个人成长的时候，知道有规格就有约束；知道严格就不马虎；知道要学功夫、本事，一定要到家。功夫到家了，你一定会取得成果，一定会成功。”
1965年哈工大毕业后，栾恩杰在舅舅的鼓励和父亲的支持下，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主攻静电悬浮陀螺等当时国内的尖端学科。
“干航天我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研究生毕业时，我决心要搞国防尖端。我向学校表示，只要是国防建设需要，即使是到新疆、西藏这样艰苦的地方工作我都愿意去。”1968年，栾恩杰奔赴内蒙古，进了刚刚组建的国家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当时国防和航天需求的关键技术，为了进行某种型号新型导弹制导研究，担任工程组长的栾恩杰和几个单位的专家一起，面对先进大国对技术的封锁，怀着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决心和毅力，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潜心钻研，刻苦攻关，反复实验，用13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任务，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为发展航天技术奠定了基础。
从研究室副主任，到研究副所长、所长，再到研究院副院长，直到1988年担任第一个“一弹两用”的总指挥，栾恩杰在我国导弹控制技术、型号研制管理和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一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项。
1989年，航空航天部党组提出“两抓一突破”，即抓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航天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突破载人航天。栾恩杰说：“1990年参与第一个亚星发射，运载能力可以承揽国际服务，用长征三号火箭进行商业发射，并且实现首次直播，发射工作由保密到公开，大家非常振奋，我作为试验大队的大队长感到很有成就感。”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这是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大喜事。作为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栾恩杰回忆说：“当航天飞行员杨利伟从返回舱走出时，我就是感到中华民族真伟大，感到这一辈子值了！下辈子我还干航天。”
诗言志，歌咏情，栾恩杰饱含激动地写了一首《献给航天战友的歌》：“风雨征程展旗鼓，披甲恋战演英雄。敢使刀叉斗熊猲，更有浩气助豪情。十载谋筹点星座，五年艰辛抖威风。中华傲有忠臣在，何愁春秋无后生。场场幕幕都是彩，上上下下皆掌声。汇聚精英三十万，神舟摆渡游太空。”
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对航天的热情。一谈起这些，栾恩杰的骄傲和自豪就溢于言表：“在我当航天局局长的时候，赶上中国航天创造的很多第一。我感到，没有哪一项事业能像航天这样表现高科技的实力和综合科技的发展；没有哪一项事业，它的成功能如此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振奋全民族的精神。”
“每一次到试验场我都要落泪”
栾恩杰说：“航天是个风险性极大的事业。我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试验场了，每次去几乎没有不落泪的时候。成功了高兴地落泪，失败了痛苦地落泪。搞航天的人总是透着一种紧张，就像打仗，并不是不出事啊！任何一项工程的可靠性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美国的航天水平是一流的，也连续出事。我这30多年看得多了，发动机出过事、控制系统出过事、计算机出过事、弹头出过事、地面设备出过事，几乎没有没出过事的地方。每次失败都是刻骨铭心。”
“每次进试验场我都是有信心的，信心也是有依据的。尽管有信心也会出闪失。1996年的一次发射失败了，我们压力很大。”栾恩杰在部里分管工程质量工作。他说：“当时我和大家一起分析原因。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和我们的质量有关系，也说明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失败的教训让我们成熟起来。有时候失败给人的启迪和教育会深于成功时的成就感。成功时的成就感是向外散发的，就是高兴；失败时的教训是向里吸纳的，就是反思。所以说失败也是一种成长。”
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栾恩杰在工程管理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质量技术问题归零”的概念，并确立五条判别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浮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组织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开创性的航天工程管理与质量管理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后来，“质量技术问题归零”的概念及五条判别标准逐渐被大家接受，现在已经成了国防工程的标准。1996年以来，我国的航天发射一直比较顺利。“现在看来，仅有这五条还不够，抓质量是对的，但现在问题出在可靠性上，在这个环境下‘余度’太小，有些装置处于临界状态，就是可靠性问题。质量是一种管理，可靠性是一种技术，要通过设计将产品的可靠性纳入到设计里去，纳入到生产里去，叫做‘设计进去，生产出来’。这一轮的质量提高一定要全面贯彻可靠性技术。”
栾恩杰说：“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每一个故障可能有几个原因，一层一层地画下去，就画出了‘故障树’。原来我提出的是出了问题要‘举一反三’，现在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同时把可能出现的故障都找出来，回答出现这个故障怎么办。就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我们将要采取的措施和办法做进去。”
“对于航天工作来说，质量是第一位的，成功才是硬道理。”栾恩杰坚信这一点。
“国人千年登月梦想并不遥远”
1998年，栾恩杰出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后，就提出中国应该开始研究探月工程了，因为这对于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在反反复复论证的过程中，他的认识在逐步加深、提高，一直提升到可以立项的时候。栾恩杰回忆说：“2004年春节的大年初二，温家宝总理批准了探月工程计划，并有专门批示。我有幸成了当今年龄最大的总指挥。” 探月工程被称为中国航天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总理批复后，栾恩杰心情振奋，当晚赋诗一首，《为〈探月工程〉而作》：“地球耕耘六万载，嫦娥思乡五千年。残壁遗训催思奋，虚度花甲无滋味。”作为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栾恩杰聘请了一批各个领域资深的老科学家，因为这些人不仅科研经验丰富，而且承受风险的能力强。“虽然有时也觉得很累，但我愿意继续干。”
“嫦娥工程”是中国第一个深空探测工程，它以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来命名，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飞天梦想和对科学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愿望。栾恩杰在谈及正在实施的探月计划即“嫦娥工程”时表示，该工程将分三期进行，为后续的载人飞月奠定基础。从2004年1月正式启动探月计划即“嫦娥工程”，三年走了三大步。2004年是开局年，2005年是攻坚年，2006年是建造年。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嫦娥卫星就能“飞天”了。“在航天史上，仅仅用三年，从立项到批准，到拿出卫星而且是新星，是‘嫦娥卫星’，确确实实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都有。”
据栾恩杰介绍，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规划分三步走，分为“绕”、“落”、“回”三期，第一期绕月探测卫星计划在2007年发射，发射火箭初步选定为长征三号甲。按计划，“嫦娥卫星”先绕地球飞行4至6天，再飞往月球，进入月球轨道。当卫星进入月球引力区时，要对其进行“刹车”，以确保它及时被月球引力捕获。“不要小看这个‘刹车’。”栾恩杰解释说，如果“刹车”不准确，卫星会游离到太空，或则撞上月球。因为这一难点，之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第一次发射探月卫星就成功的。栾恩杰对“嫦娥”的第一次飞天充满信心：“我们的第一个一定要绕起来，不能撞不能跑。”因此，这对我国的测控技术提出考验，要求测量轨道位置数一定要精确无误。
二期工程为“落”，即发射一颗月球软着陆器，并携带一颗“月球车”，进行首次月球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测；三期工程为“回”，即发射一颗月球软着陆器，进行首次月球样品自动取样并安全返回地球，在地球上对取样进行分析研究。
完成探月之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栾恩杰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登月能力，当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登月时间表。毫无疑问，探月也是为未来登月做技术积累和准备，“探月之后，登月是必然趋势。我可以说，实现中国人几千年的登月梦想并不遥远。”栾恩杰满怀信心地说。
“为中国航天美好明天而奋斗”
2006年11月3日下午4时，栾恩杰来到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在菁菁堂为交大师生奉献了题为“梦想并不遥远”的演讲。
两个小时的演讲，栾恩杰用生动的语言、翔实的资料，娓娓道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和探月工程”，引得台下听众掌声不断，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我国探月工程的科学目标，如何设置极轨卫星，获得三维影像，如何研究月球上14种元素的含量和分布，月球土壤的厚度及3He的资源状况，如何探索地球以外的空间环境，以及探月成功后国家能够取得的优势与成就……, 这些深奥的问题，栾恩杰却能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令听者豁然开朗，兴致盎然。两个小时的演讲，栾恩杰向交大师生们展示了中国航天人的精神风貌和执著的信念，也向大家预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美好未来。
“要有一股不服气的精神，认真地打好基础，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华民族登月梦想的见证，中华民族的科技腾飞靠你们了。” 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禁不住心潮澎湃，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了栾恩杰的号召。
作为老一代航天人，栾恩杰对有志于航天事业的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利用各种机会到大中院校作专题报告。他曾写过一首诗《接力，一代胜过一代》：“紧紧地盯住前面的对手，尽管我们并不落后。紧紧地盯住前面的对手，尽管我们并未懈怠。紧紧地盯住前面的对手，尽管我们已有成功。不能放松，盯着我们的是夜里还瞪着的眼球，一代胜过一代，我们盼着的是接力者无畏的奋斗。”
1998年栾恩杰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时，有一项是分管科学技术发展工作。当时他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航空航天科技知识，于是，他组织专家编写了航空航天方面的系列科普读物。他提出：“出书就要出精品”。在审稿时，他亲自动笔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这些科普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并荣获了科普图书一等奖。为此，他专门填了一首词《水龙吟•贺科普丛书出版》：“汇聚贤杰，日前日后，八方奔走。章精册美，争相珍阅，爱不释手。”接着，栾恩杰作为总主编，组织几千名各个领域的专家，用两年时间，撰写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国防科技名词大典》。成为我国第一部集国防科技工业各领域专业名词术语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工具书。
“我真的感到愧对妻子和孩子”
谈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栾恩杰的语调变得深沉起来。
栾恩杰作为航天工程的管理者和科学家，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场，每次外出一走就是两三个月，家里的事全都交给了妻子。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外地搞实验，当时交通中断，通讯不畅，不得不让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桂林父母家暂避一时。
一次，栾恩杰外出时，刚刚一岁的儿子曦曦发高烧，妻子抱着孩子去医院打针，由于连续过量注射庆大霉素等降烧药，导致孩子听力失聪，最后竟变成了聋哑孩子。后来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终于无力回天，造成了终身残疾。
曦曦刚刚懂事的时候，妻子带着女儿和儿子到北京八一湖边玩，两个孩子在追逐玩耍中，曦曦突然不见了。妻子沿着湖边一直找到天黑也不见踪影，第二天找人在湖里打捞半天也没找到。当时在北京某研究所任所长的栾恩杰，正在山西某试验场组织一项重要的试验，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最后还是现场总指挥作出决定，要他交代清楚工作后马上回北京找孩子。他乘汽车赶到太原，又坐火车赶回北京。等到他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找到了。原来曦曦在玩耍中迷了路，沿着回家相反的方向走，由于是个聋哑孩子，不会问也听不见，所以一直走到了石景山。栾恩杰所在的研究所集体行动，在全市张贴“寻人启事”找孩子。一位同志听说石景山一个派出所收留了一个聋哑孩子，体形特征很像曦曦。大家赶到那个派出所，终于找到了已经失踪两天一夜的曦曦。从此之后，栾恩杰出差在外时就怕接电话，一有电话打来，他就在心里想：是不是孩子又丢了？
谈起这两件事，栾恩杰愧疚地说：“我总觉得对不起孩子，更觉得欠了老伴的。”他在《妻子》中深情地写道：“虽然没有强女子辉煌的奋斗，但她把一切奉献给了我，捧给了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挚爱的儿女，更不会有我无忧的攀登，赢得事业的腾达。”
如今，栾恩杰的家庭生活其乐融融。与老伴“夜路湖畔，牵手携游；水浮星影，恋伴残羞”。他还幽默地说：“8年前，我一年得了两个‘职称’，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姥爷’。我当时和周围的人说，我在单位‘当官’，回家‘做老爷’，加在一起就是‘当官做老（姥）爷’。”
“这个爱好是我真挚感情的流露”
工作之余，栾恩杰时常有感而发写诗填词，写豪情、写友情、写亲情、写心情。2005年12月，他出版了诗词集《村子情怀》，字里行间饱含着真挚之情。他在“后记”中写道：“诗为言声，且有声外之意。一首好词，其韵合词，读起来有似铁珠落地，铿锵之响，给人以清脆、振奋之感；有似涓涓细语，潺潺之声，让人心醉。”书中有栾恩杰刚劲潇洒的书法作品，还有儿子曦曦细腻传神的工笔插画。
在栾恩杰诗词集中，记者读到了“唤得威风八面，我志问天九层”的豪情；读到了“远贵知崎路，近重识挚友”的友情；读到了“甜桔留，新蔗存凉处。只待鸿雁报归期，再把天伦述”的亲情；读到了“神往天际外，凡事地上求，诗言意到处，领悟异荣辱”的心情……
闲暇时，栾恩杰爱读书，而且什么书都读，包括工作需求的书，比如关于世界上最新升空理论的书，还有大科学家的著作，比如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等。《几何原本》这个“大部头”他3个月就读完了，而且把书上所有的题都解了出来，还做批注加了自己的理解。他还通读了《鲁迅全集》18卷，《论语》反复读了3遍。读了近几年出版的《江泽民选集》以及《大国崛起》、《话说中国》乃至一些佛教经典书籍等等。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就是爱读书。在家里，桌子上有书、床上有书，厕所里也有书，一有时间就读。”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栾恩杰再一次诚恳地说：“我走这一条路，能做一点工作是党给的，我的知识是党给的，我的条件是党给的，我的机会是党给的，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航天事业的成就，决不是一两个人干的，决不是几个人干的，而是航天战线所有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结果。比如我们的探月工程，直接参与工程的有500多个班组，总数近万人。”
从栾恩杰倾吐的肺腑之言中，记者听到了一个老航天人真情实感的流露。 文／齐殿斌
· 人物档案
栾恩杰，1940年生于辽宁，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历任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共候补中央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专业咨询委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