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刘福堂老人走好｜纪念海南环保斗士
前言：
20号晚上，一位身在大连的老环保志愿者给我留言：刘福堂老人今天中午走了……是脑梗。22号开追悼会。霎间有些恍惚，这一代的环保人，又正在走向谢幕吗？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福堂老人，是在2012年的第三届最佳环境报道奖的现场，大家当时是同一批获奖者。老人当年65岁，身体已经很弱了。当主持人念到获奖者名字时，伯驹在我身后大声地欢呼、鼓掌，而我也刚在此前跟刘老有过一次长长的电话访谈。因此印象深刻。
刘福堂老人是体制中人，是老林业干部、海南省第三届、四届政协委员，民革海南省副主委、省监察厅监督员，但同时也是“官场异类”、以及硬当当的环保卫士：退休前，他作为海南省政协委员，屡屡为环保呐喊；退休后，他利用微博之力，继续为海南的海防林、红树林保护抗争；他因环保受到过海南省、中央领导的重视与批示，也因自费出书被告上法庭。
生命如百川入海，即使不曾浩荡成江河，也会曾经因为热忱地付出而激起浪花朵朵；生命如飞鸿踏泥，但在老人用心呵护过的海南山水、以及全国志愿者们心中仍刻下了印痕。斯人已逝，用2012年的一篇旧文，以示悼念。
刘福堂的罪与罚
提示语：
“人们都说说真话难，而我迎难而上，一次次的说了；人们都说民主监督不容易，而我不畏惧，一遍又一遍地尝试了。”
“多少人担心我，说我迟早要完蛋，但我挺过来了，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峻考验，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坎儿。凭什么？那就是打铁须凭自身硬”。
刘福堂在自己《天地良心》一书序言中，曾如此独白。
但这个各方面自省过硬的前海南省政协委员、省民革海南省副主委，在退休后65岁的今年，却扎扎实实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坎——10月11日，被羁押消失两个多月的刘福堂老人，在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被控以非法出版经营罪公开庭审。
这一切均与环保有关。在做了一辈子林业人的刘福堂身上，干环保就是为了尽可能保住海南的青山绿水：退休之前的政协委员履职，是屡屡为环保呼喊；退休之后的微薄民间抗争，依然是为了环保奔走；甚至眼前被追诉的罪与罚，仍与环保相关，与他前两三年内为更广泛宣传环保而违规出版的图书相关。
在他身上，“海南官场的扫把星”、“生态卫士”、“官场异类”、“为了公众利益年度人物”、“公民环保记者”等等标签不一而足，而他自己认为：“（自己仅）是一个干了十几年业余环保的人”，“是一个在‘一个声音’的背景下，敢发出点杂音的人”，“是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人”。
2005年起，刘福堂在末经省级出版部门批准的情形下，陆续将自己从事环保的文章、提案、大会发言、外界媒体报道等材料，印制成《绿色的梦》、《生态斗士刘福堂》、《天地良心》、《海南泪（一）》、《海南泪（二）》等书，用于馈赠或宣传环保。今年7月20日，刘福堂因此事被相关部门拘捕。
刘福堂案让国内环保组织群议沸腾。在法庭外，国内各地赶来声援刘福堂的环保志愿者甚至喊出了“保卫刘福堂”、“刘福堂无罪”的声音。至今此案仍未宣判。国内法学界认为：海南省相关部门对刘的公诉，有口袋罪之嫌。
刘福堂的罪与罚
文/杨晓红
被非法出版绊了跤
干环保这么十几年，刘福堂早知道自己是“朋友越来越多，领导越见越烦”。但凭着一身正气，2009年底，刘福堂彻底退休后，也依然没有放弃环保。
他曾经自己解释干环保的底气为何，凭什么在“谁都敢得罪，谁都想收拾（他）”的情形下，依然做了这么多年——“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浑身是刺，但就是没有辫子”。但这一次，他猝不及防地让“辫子”给揪上了法庭。
今年7月20日，正在海口一家医院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刘福堂老人，突然被海口市公安局经侦处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抓捕。由于老人有病，随即被送往海南省新康监狱司法医院羁押治疗。
在刘福堂消失两个多月后，10月8号，其家人才打听到：当月11号，刘福堂涉嫌非法出版经营罪一案，将在海口龙华区法院公开审理。
经过一番周折，两名从外地赶到海南声援刘福堂老人的环保志愿者终于得以旁听庭审。当天上午九点，与其它三名负责印刷的被告一起进入法庭时，刘福堂明显身体不适。他首先分别向审判席、辩护席及旁听席鞠躬致意。由于年近七十，身体有病，法庭额外准许老人坐在被告席上，听完了这场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庭审。
“老人健康极差，双颊深陷，四肢嶙峋，已瘦得脱相。衰弱的老人须发凌乱，两颧潮红，用手撑住钢管条凳被告席或腰肾部位”，“（公开审理）期间，他多次表示耳鸣得厉害，身体四肢也不时颤抖”，一位法庭目击者形容。
在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中，主要指控刘福堂犯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有四条，涉及刘福堂自2008年以来相继出版的五本书——
即在末经省级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2005年至2008年期间，刘福堂私自找人印刷、出版了《绿色的梦》、《生态斗士刘福堂》二书，其中《绿色的梦》2000册，后一本1000册；
2009年9月，刘福堂托人购买香港书号，私自出版《天地良心》一书，印刷7000册；
2011年10月，刘福堂再次托人购买香港书号，私自出版《海南泪（一）》一书，印刷4000册；以及2012年5月，刘福堂再次私自出版《海南泪（二）》一书，印刷4000册。
起诉书认为，刘福堂销售非法出版物《天地良心》、《海南泪（一）》、《海南泪（二）》三书共计4034册，非法所得人民币78090元。
当审判长问及是否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时，刘福堂认可了私自出版事实，但说明自己不是为了经营。在辩护人问及是否因这些书获利时，老人一度哽咽，说自己作为一个老林业干部、海南省第三届、四届政协委员，民革海南省副主委、省监察厅监督员，多年来一直关注生态、环保方面问题，他自费将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文章、提案、会议发言等印制成书，主要是为了送给关心环保的网友、记者、以及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向他们宣传生态和环保问题。
“我的书，除了会议场合送给朋友、网友、记者外，也有一些是自己主动联系送给林业部门的，也有林业部门主动索要的。有的林业部门收到书，打了一些钱过来，都会给正式发票，也有的林业部门没给钱”，老人当庭陈述。
刘福堂的三位辩护证人也均证实，刘老出书是为了宣传环保。其中一位来自三亚市的人大代表作证讲，她是在今年4月海南乐东群众抵制国电在莺歌海建设火电厂项目的“莺歌海事件”发生期间认识刘福堂的，在“莺歌海事件”中，刘去了群众抵抗现场，并给群众捐了500元钱。此事后，刘福堂写了有关此事的书，并自费印刷出版《海南泪（二）》一书，给她发了400本过去，让她发给群众阅读。
“考虑到老刘自费印书，有很大成本，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于是打了4000多元过来。这钱不是为了买老刘的书，而是为了感谢老刘……”这位女人大代表辩称。
“谁砍树我就跟谁急”
10月12日下午，专程从贵阳飞至海口旁听庭审的北京律师周泽，辗转见到了刘福堂老人。说起自己的案件，老人两次忍不住哭出声，委屈得像个孩子。
“检察院指控的那7万多元的非法所得，都是收到他书的人，主动给的，他从来没有主动要过一分钱”，周泽律师回忆，刘福堂对检察院指控的非法经营罪，感到非常冤枉。
刘福堂，1947年9月生于河北兴隆。从小生活在燕山山区，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饱含感情。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北京黄村林校（现林业干部管理学院）。1967年，东北航空护林局到黄村林校招收观察员，虽然招生条件苛刻，1·8米高个子的刘福堂仍顺利被录取，成为了一名航空护林观察员。自此，与林业打上了交道。
1988年，海南建省，年富力强的刘富堂又兴冲冲地从“鸡头”东北，来到了“鸡尾”海南省森林防火办。此后，在防火办主任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其中1998-2007年期间，他当了海南省十年政协委员。
“海南苍翠的热带雨林，令我心旷神怡，在我眼里，那漫山遍野的树木，都是有灵性的”，正因为太热爱这片山水，所以刘福堂在后来自己的工作中，一旦看到那一片片的天然林被斧锯腰斩，心就会滴血。“谁砍树，我就跟谁急”，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2001年8月16日，刘福堂在央视“金土地”节目中看到一则报道，讲海南省万宁市在海防林一带改建高位池养虾、毁林严重。可从林业部门的工作报告来看，海南省全岛1528公里的海岸线上，现有国家特殊保护林带31·5万亩，海防林断带仅45·8公里。
就是这个数字，让刘福堂较了真。刘福堂知道，沿海南岛一圈的海防林，可实在是海南人的生命林。解放前，四面环水的海南岛周边，曾分布着30多万亩的沙荒面积，流沙让当地人吃尽了苦头。1956年起，为治沙，海南行政公署积极倡导了几十年，才渐渐在沿海12个县市，建起了一条绿色的环岛海防林。
为弄清海防林现状，干过航空护林员的刘福堂想到了航拍。第二天下午，他将这个想法与海南省政协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8月22日，天气晴朗，很适合飞行。刘福堂与省政协其它两名同事一起，租用一架“运五”飞机，从海口机场起飞了。
飞机飞到文昌清澜港后，开始沿着海边顺时针向琼海、万宁方向飞去，飞行高度300米。为拍摄实际状况，刘福堂用事先准备的一根绳子，一头栓在机门上边的钢丝绳上，一头系在他腰间，作为安全带。然后手持家用摄像机，跪在机门里侧，探出小半个身子，在颠簸中十分费力地拍摄。
空中看到的情景，让他们非常震惊：只见一排排高位养虾池，遍布在海防林和红树林中，有的延绵数公里。甚至在亚洲博鳌论坛附近的玉带滩，也未能幸免。
9月21日至23日，海南省政协决定再次租用飞机，对全岛海防林进行全面实拍。两次拍摄中，刘福堂及同事共录制了8个小时素材，掌握了海南海防林的第一手航拍资料。从联系飞机，到后期压缩录像资料、撰写解说词等，刘福堂自己投入的时间，超过200多个小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四五点。
此后，在调查森林火灾或破坏森林案件中，刘福堂也曾多次航拍现场。正因为有了这些准确翔实的调查数据，2003年初海南省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刘福堂提交的一份大会议案《我省毁林案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让主席台就坐的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坐不住了”，并在刘福堂做完报告后，立即发言：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在议案中，刘福堂提供一组数据称：1998——2001年，（海南）全省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4444起（尚有不少案件未被发现或瞒报），平均每年1111起，平均每天3起。“根据航拍录像资料分析，现在（海南）实有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半；有些以营造海防林为主的林场，已徒有虚名；13个沿海市县中，毁林挖塘已全面‘开花’，其中一半市县已达到毁灭性程度”。
这份议案如一记重磅炸弹，让刘福堂迅速成了环保名人。通过新华社内参，温家宝总理对此做出批示。
“官场异类”
2003年2月中旬，由国家林业局下派的调查组，前往海南调查毁林状况。
然而，让刘福堂失望的是，这次为期两天的专项调查，除了走马观花式跑遍了万宁、三亚、乐东、昌江、临高等5个市县外，对三亚罗葵岭、亚肥爹岭、东方祥麟百果园等几十个重大毁林现场，竟无一涉足。调查组甚至连撰写议案、反映问题的刘福堂本人，都没有面谈。
2月14日，调查组离开时，留下一份《国家林业局赴海南省工作组调查意见》。省委书记王岐山在看完《意见》后批示：“所反映问题被证明夸大了，令人欣慰。但问题并非不存在，隐患还很多，任重道远，这次算敲警钟”。
此后，海南省林业局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各市县宣讲、传达相关文件。“当时全省林业系统一时轰动，都以为刘福堂这次彻底完蛋了”，刘福堂在《天地良心》一书中记录，甚至各种诽谤打击也接踵而来，比如就有人举报他利用公款带爱人旅游等。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刘福堂用一天一夜，写了一封长信，向相关上级部门澄清，信的名字就叫《说点真话咋就这么难》。在信中，刘福堂除详细说明议案形成的经过外，还再次详细论证了自己观点和数据的来源。他称：“我敢对整个内容甚至于每一句话负责；我还敢肯定地说，实际情况要比发方所讲的严重的多”。
“自从拍摄《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后，我已经尝到了个中滋味。在一个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长期只有‘一个声音’的环境下，我还敢出点‘杂音’，”，“主要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政协委员、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个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我深感有责任讲几句实话”，刘福堂信中自陈。
送出去的信，几乎都没有回音，或者辗转数月后完璧归赵。刘福堂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了。有些工作上要参加的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有时他想去查一些相关资料，也经常会出现各种借口查不到了；甚至涉及森林防火的专项经费也有该给的不给了，或者拨到账户上也不让刘知道；以前在省森林防火系统有绝对权威的，现在也叫不动人了……
“但我相信我自己”，在面临一系列打击而心生懊恼时，刘福堂总这样自我劝勉。这年春天，省委书记王岐山因“非典”离开海南，四项事关环保、曾被列为全省调查大事的项目也随之搁浅。
从此，刘福堂在林业部门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一次会议上，省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当众指责：“刘福堂委员向新闻媒体提供了很多我们省的毁林事件，引起中央领导多次批示，给我们省抹了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
但坚持“无愧于心”的刘福堂，依然在许多毁林事件上，坚定站了出来——
在生态位特别敏感的海南中部山区，刘福堂一连几年持续通过提议案，反对在超过25度坡地、陡峭天然林区改种纸浆林；他亲自张罗了对金华公司野蛮烧山的现场批判会；他也是岛内至今唯一一个对印尼金光集团说“不”的人；在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村民与采矿公司间发生的毁林纠纷中，刘福堂也出现在调查现场，为因护林而被冤枉的村民上下奔走……
同时，因他的直言敢谏，在当地得罪了不少人。90年代初，海南儋州市林区森林火灾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森林防火物质没有保障。刘福堂为此找到该市主要领导，提出解决森林防火资金问题，该领导起初找理由推托，刘福堂便当面提起该市在撤县改市时曾花费巨资一事。此后，10万元的森林防火费被拨付到位。
据《南风窗》记者陈统奎反映，刘福堂不仅直言批评上级领导，而且对“无德无能”的市县林业局长，更经常直接建议甚至要求罢黜他们的官职。十余年里，刘福堂共参掉5位市县林业局局长，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先后有两位局长被他参掉。因此，有人背后叫他“海南官场的扫把星”。
2007年2月，海南省政协第四届五次大会前夕，刘福堂将辛苦写了一半的大会发言稿撕掉了。这是一篇名为《应把质量和效益放在发展浆纸林首位》的文字。“因为一想到这些年为之劳累，身心俱疲，可得到的是埋怨、打击、压制……越想越不是滋味”，刘福堂称自己当时真想放弃了。可就在他站起身抽烟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民间防艾学者高耀洁的故事，刘福堂于是一口一口狠狠抽烟，一边看完了电视。
第二天，他独自去了海口的海瑞公园墓。在陈列室，将海瑞写的那篇《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仔细默诵了一遍，心里很受震动。当天晚上，在家里的灯光下，他又重新铺开了稿纸。
微博抗争
2007年，刘福堂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因当时省林业局领导挽留，老刘又留下来，一直干到2009年底，才正式退休。
退休后的刘福堂，花了20多天时间，将自己在海南省当了十年政协委员的经历、文章、调研报告、议案等进行系统整理，写出了《天地良心》一书。他联系了几家出版单位，结果对方表示出书要收费。后来一家出版社同意印刷，却又非得坚持改掉书名，认为书名太敏感。
“天地良心就是这本书的魂，不能随便改”，老刘一坚持，这家出版社的事便泡汤了。
在《天地良心》中，老刘总结：十年省政协委员期间，围绕保护森林资源，他共写了30来份提案和文章，拍摄了20多盒DV资料，做了6次大会发言。“10年跋涉，有苦，有累，有伤心，有欢喜，有赞歌，也有仇视”，“但做到了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刘福堂在书上说。
省政协委员光荣“下野”了，但人还得继续做下去，保护森林的职责也还得照常履行下去。刘福堂就这样为自己的退休后生活，做出了规划。
“他没退休时，承受了那么多压力与打击，家里人都很会他担心；退休了，想到能让他晚年生活稍有些丰富，家里人也就没怎么反对他继续搞环保”，刘福堂的小儿子刘音讲，两个孩子长大后都离开了海南，在外地工作，祖籍河北的刘福堂，退休后仍选择留在了海南。
去年4月，刘福堂与友人聊天时，聊到如何才能让环保知识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朋友建议他开网络微博，“因为访问多、转载快，影响大”。于是，这位65岁的老人就以“海南刘福堂”的真实姓名开了一个微博，继续关注海南的环保与生态。
去年6月11日晚，刘福堂接到一个电话，一分钟后，刘福堂便将电话内容发到了微博上，即：万宁石梅湾村民陈祖铭一分钟前给我来电话，紧急求助：华润集团现正在挖毁国家三级保护植物水椰一亩多，并封锁村民不能进入现场。这条短短博文3小时内，被转发40多次，评论20多条。
与水杉、银杉一样，同为珍稀孑遗植物的水椰，现在海南岛分布已十分稀少，在石梅湾一带原有十几亩，但随着海岸开发，眼看很难保住。刘福堂的微博呼喊，引来不少媒体探究真相。老刘于是跟以往一样，亲自带记者赶往毁坏水椰现场调查：水椰被毁处，原来是华润集团正在修建的一处游艇码头。原先1·5亩林地上的近200棵水椰，如今残枝落叶，去向皆无。老刘在微博上写下：大树已乘刀斧去，此地空留黄沙滩。
刘福堂老人身患高血压和糖尿病，他坐在电脑前，往往不到半小时，就得起身活动一下。但从6月到9月，整整三个多月，刘福堂除多次陪同记者前往水椰破坏现场调查被毁后的水椰去向外，而且还就当地政府部门回应的水椰迁移一事，一一在微博上进行辩伪。仅水椰事件，刘福堂写下40多篇博文。
今年4月，民间组织中外对话与英国《卫报》在京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环境新闻奖评选活动，将“最佳公民环境记者”奖，颁给了刘福堂老人。
在颁奖词中，评委会写道：“在中国，65岁的记者极其罕见，但65岁的刘福堂与这里年轻记者们的不同还有一点：即年轻记者们在为中国专业性最好的媒体工作，而刘福堂所用的媒体非常简单：一个新浪微博。评委会认为他个人微博所起的作用，已不亚于一家媒体。
颁奖活动结束当晚，刘福堂匆匆离开北京，飞回海南。因为此时，海南乐东群众为抵制国电在莺歌海建设火电厂项目一事正在发生之中。
迟到的“口袋罪”
除了利用微博时时与全国关注环保的朋友互动之外，刘福堂退休后的另一件事，就是将这些言论及文章收录成书。
“有人担心我（发微博）压力大，吃不消，其实不然。身体劳累那是自然的，但精神上还是畅快的。想想看，一条微博百十字，一篇文章千百字，就能使那些丧尽天良的当事者们寝食难安……比没事干，在家玩猫逗狗有趣多了”，刘福堂曾在微博中讲。他也承认，现在他揭露的某些脏事，“不止是抹黑”，“简直是抹屎”。
2011年11月、2012年5月，刘福堂分别将自己发表的博文及微博内容相继整理出书，分别取名为《海南泪（一）》、《海南泪（二）》。在书封面的作者简介中，刘福堂称自己：“学林务林，一辈子与大山为伍，与林为伴，国内的国外的，寒带的热带的，阅林无数。不嗜酒，喜山泉；不追星，恋鸟鸣；朋友越聚越多，领导越见越烦。”
在微博或书中，这个65岁的老人愈显犀利，他说：“现在的宝岛，可以用无序、过度、疯狂来概括，是现实版的《阿凡达》”；他说“再过三十年，海南怎么样？猜一猜赌一赌：热带雨林无踪影，山山岭岭都变秃。条条河流带泥沙，近岸海水全变污。高楼挤满海岸带，白色沙滩变黑土……游人无踪影，别墅养肥猪。昔日美景全不见，富人穷人一起哭。”
7月10日，刘福堂在微博上留言：如果有一天，我被请去喝茶，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只不过说了真话；如果有一天，我被送进关押，请不必为我申冤，因为我没有犯；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不测，请不必为我伤心，把骨灰埋在树根下，让尘泥化作沃土，催生真理的种子早日萌发。四天后，刘福堂甚至去海口做了遗体捐赠登记。
“他后来做环保，是否出了精神毛病，否则出事前，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些事呢？”弟弟刘福君在刘福堂出事后，面对记者表示很不解。
10月10日，龙华区法院公开庭审前一晚，刘福堂老人辗转难眠，整晚只睡着了一个小时；开庭当天，即使吃五六片安眠药，老人还是只勉强睡着了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就只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
开庭后见过刘福堂的周泽律师称，他对身陷囹圄，想不通：自己在海南工作生活20多年，一直在为海南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奔走，现场考察、调研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帮助维护生态环境受迫害的无辜群众……这些年接待环保志愿者、记者，印资料、购买环保书籍、收集资料、写作印刷等，花费了20多万元，从没想到过靠这个挣钱。
开庭审理结束后，网络上的议论远未停止。大律师陈有西微博发言，列举三点要义力挺刘福堂：1、香港出书有版号，是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合法出版物，带入境原价转让、收回书款不构成非法经营罪；2、国内自印不销售只赠人，没有经营特征，不构成非法经营罪；3、打击非法出版，犯罪客体是国家政治秩序，不是市场经营秩序，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按非法经营罪定，法理不通。
此后，陈有西还补充：无经营，不入罪，可争取做无罪辩护。另一些国内法律人士则认为，对刘福堂控以非法经营出版罪，有“口袋罪”之嫌。所谓“口袋罪”，是指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因与某一法条的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比如1979年《刑法》流氓罪，就被法学界笑称：流氓罪是个筐，什么罪都往里装。
2004年12月30日，海南省中院二审改判：万宁市龙滚镇治坡村两名村民无罪释放。为了替这两名因反对非法采矿毁林而被判刑的村民申冤，刘福堂曾先后历时17个月，为其奔走；深入现场调查3次，召开各种会议8次；2005年3月，在刘福堂的努力下，文昌市栽山村因反对毁林被抓的3名村民，也最终无罪回家。
10月12日，这个一身是病的环保老人，在亲友探看时说：他一天也不想再在司法医院呆下去了，希望早点出去，有罪无罪都无所谓了。
法院外，全国所有关注海南生态保护的志愿者签名仍在继续之中，环保志愿者《呼吁海南省无罪释放环保人士刘福堂》；著名环保律师夏军也撰文呼吁海南立即对刘福堂取保候审，呼唤老人无罪回家。
夏军公开吁称：当公益维权遭遇恼羞成怒的官僚以法律名义的报复，当环保宣传不留神冒犯躲在暗处、严厉苛刻的出版管制政策，势必形成民间道义英雄跟政府司法机器的被迫较劲；若双方核心人物均无政治智慧和清醒头脑，双输结局难以避免。而此案的最大输家，将会是海南地方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
当年，刘福堂老人的回家之路让国内千万人揪心；今天，刘福堂老人踏上了另一条回家之路，生命归于宁静。而正因为有了无数环保志愿者及众人的悉心守护，才可能绘就美丽中国的真实画卷。愿老人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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