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的原型都在这里！
编者按：
汇聚黄轩、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郭京飞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五大卫视黄金档联播，豆瓣评分9.4，这部频频冲上热搜的主旋律电视剧《山海情》，无疑成为2021年度爆款。尽管它“土得掉渣”，却笑点、泪点与热血齐飞，23集的篇幅只用心讲述了一件事——脱贫扶贫。而你知道吗？剧中那些感人至深的角色与故事，都能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报告文学《诗在远方》中找到真实原型。
闽宁协作，山海相牵。从戈壁荒滩到美丽似锦的“金沙滩”，从闽宁村到闽宁镇，这是中国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一个经典篇章。且看在著名作家何建明撰写的《诗在远方》中，如何真实再现中国当代的这篇传奇史诗……
△本文首发于《人民文学》2020年08期
诗 在 远 方
——“闽宁模式”脱贫纪事
作者 ｜ 何建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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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我不再信你这句话了：“贫瘠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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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畔的西海固一带，在全世界所有知道它名字的人的印象里，就是个极度恐怖的贫困地区，连西海固人自己都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来生，我绝不选择它作为我的母亲。”然而，谁都知道，儿女是不能选择母亲的。
因为极致，所以容易出名和被人为地夸大与想象，于是“西海固”也就成为中国贫困的一种标志和象征，或者说它就是“贫瘠甲天下”的真切意味和“贫瘠”本身的代名词。
2019年的夏天，我怀着几分好奇、几分忐忑不安之心，飞到了银川，并从那里开始，沿着贺兰山和六盘山脉，经吴忠市同心县等地，一路往南，直抵牵着我心的西海固……
一个星期的时间，不能算“走马观花”，但也非“深入观察”。然而，就是这一路的停停走走，令我每每意外得不知如何表达，最后只能常常“无语”：
这是宁夏吗？那个史书上总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胡笳地？那个传说中的“老边穷”的贫困西部？身临其境的我，有些迷失地眺望着这片初访之地——除了没有横穿全境的高铁之外，你能享受的那些四通八达、一驶如飞的高速公路，可以抵达任何一个乡镇旮旯，更不用说一座座博大壮观、整洁美丽、生机蓬勃的县市级新城……主人引我走的线路并非挑挑拣拣，而是“覆盖”式的从银川“南下”而行，故而可以让我全景式观察今日之宁夏风貌，于是我眼中的“宁夏”和“西部”开始颠覆以往的“印象”，脑海中开始冒出无数个“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是“贫瘠”的宁夏呢？
在银川城外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中，视野所见，令我几乎产生错觉，我喃喃说着：“怎么又回到了苏州水乡！这里怎么可能还有比江南水乡更秀美、更温润的地方呢？”然而，眼前的一片连一片的碧波清涟，以及茂盛的水草和成群结队飞翔的鸟儿，它们与我故乡无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塞外江南”！
是的，宁夏今天的样子与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在我后来到了吴忠市的同心县、盐池县和完完全全在沙海里建起的红寺堡新城，再到西海固的原州城、海原县城等地，见到那里的马路、街道、楼群和市民广场、图书馆、学校以及一个个鲜花盛开的公园之后，我便彻底无语，唯有心头再度强烈震荡：这里并不比我故乡苏南的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那几个“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城市外貌差多少啊！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古都说西海固缺水少雨，“平均年降雨不足180毫米”，《西海志》上这么说，宁夏人诉说过去时也都这么说。可那天——2019年7月21日我们从西海固的泾源县往同心返回银川，一整宿下着倾盆大雨，第二天到达同心县时，县长丁炜兴奋地告诉我：这一天里，他们县境区域内降雨量达到168毫米。
一路获得无数惊诧之余，我自然惦记着此次“宁夏行”的主要目的和任务：考察这里的脱贫工作，实地采访脱贫的“贫困户”。
作者采访照
走访的第一户，是我突然提出要“到附近的脱贫户去看看”时，当地干部临时带我去的。我们到了一位名叫王蓬耀的老汉家。
王蓬耀家是2014年核定的贫困户，当时全家五口人，除了王蓬耀夫妇外，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户的贫困是因三个孩子读书负担造成的。
王家在距村委会两三百米远的一个土坡上。走过一片玉米地，便看到了王蓬耀家：院子外有几棵杏树，显得十分喜庆；紧挨院墙外的是牛棚，里面有三头牛和七八只羊；院子内的空间很大，而且特别干净整洁；房子是翻新的，主人说是享受了政府危房改造的25000元扶贫补贴所完成的新居。
“三个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他们读完中学后都到外面去打工了，只剩下我们老两口在家务农……”王蓬耀正好60岁，看上去身体健康，他说家里种了二十几亩青玉米秆做牛饲料。
“一年能下一头小牛崽，能卖七八千元。基本上一年可以卖一头了。再过两年就能一年卖两头、三头……加上孩子打工寄回些钱，生活肯定不用愁了，一年下来还有万把元积余。比起过去，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王蓬耀笑了。
走过王蓬耀家百十米，到了另一家脱贫户古成忠的院子。古成忠的家比王蓬耀家显得更加气派和富裕，除了院子更大、更宽敞外，古家牛棚里的牛要比王家多，共八头，而且是清一色的“安格斯”牛。
62岁的古成忠说，2014年核准他家“贫困户”时，家里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儿两女，加他夫妇俩，八口之家，养一头耕地的牛，靠贷款种60亩地，“一年辛苦下来，还掉贷款基本上只够全家人填个半饱，日子非常难熬。”说起往事，他的双眼涌出泪水，“我的父母都是含着一辈子苦水离开这个世界的。如果他们能再熬上两三年就完全不是那个样了！”
政府扶贫政策下来后，古成忠依靠政府的贴息贷款，买进三头安格斯牛，又勤劳种植了60亩青玉米做饲料，圈牛从三头变成了八头，而且孩子们也都能打工赚钱了。“现在光靠养牛也能一年赚个两三万元！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想吃好一点就吃好一点……”
“一户人家如果有七八头牛，那他家的年收入应该可以达到稳定的三万元以上。”一旁站着的村干部告诉我。
“除了养牛，还会有养鸡、种瓜果等其他一些收入……非常稳定的小康水平了。”我注意到，自我进院后古成忠的脸上一直挂着抹不掉的笑容，只有讲到他父母过早离世时神色变了一下，其余时候都是笑呵呵的。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百姓非常讲究卫生，房间内所有的物品家什都摆得整整齐齐，桌子、柜子及窗玻璃，无不透亮洁净，再就是房前宅后，都是挂满果、飘着香的果树，加上院子内外都还各有一块宽敞的场地，四周又是掩阳透风的绿荫……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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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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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奇缺的西海固，名中偏偏藏了个“海”，也许正是这个“海”，才让这里的人们将对水的渴望深深地种在心坎上永不消失，甚至一代一代人带着这种心愿去追逐如此一个心中的梦，一个永远追不到尽头的虚幻之梦。
没有了水，说什么都没用。想脱贫别穷，没有水就是一句空话。
那就从40多年前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那年说起吧——
在南方的广东，已经有人偷偷托香港的亲戚往家里带日本电子手表和照相机了；而江苏、上海一带的农村，有人则把家里纺织的毛衣、衬衣和小五金摆到城镇的汽车站、马路边开始做起买卖了……甚至有的村庄（那时称生产队）的农民盖起了“小洋楼”！
然而，同是1978年的新年，西海固所在的固原地区干部在元旦上班的第一天就向上级——自治区政府哭诉：“救救我们这里的百姓吧！去年又是大旱，许多家庭已经无法度过这个年关了！”
“秋收到现在也才两个来月，就揭不开锅啦？”自治区的领导一听同样心急如焚。
“可不是！至少一半家庭这个春节里揭不开锅……”固原地委的干部是哭着向自治区领导诉说的。
“马上！你们……马上把报告打上来，看看我们区里和国家能不能再救急一下！你们这已经是连续好几年求救了呀，自己也得想想法子，自治区还有其他地方也很难哪！”
“知道知道，我们也一定会想尽办法的。”
求救的“报告”请求自治区回销粮食2460万斤……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们是喘着粗气下笔批准的，因为他们手中实在没有更多的粮食给西海固了，而这2460万斤粮食又能分给全西海固每人多少斤呢？能度过多少天呢？
次年，即197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似乎“违禁”的决定：对山区每人平均口粮不足140斤的农户免征农业税。要知道，国家免征农业税是在27年后的2006年1月1日才开始的。那个时候，交公粮、交农业税可是中国农民身上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可想而知，是西海固百姓的贫困与生活艰难程度，让政府和党组织下了这般决心！
因为西海固的穷与苦太出名了，所以中央政府完全理解自治区做出的相关决定。中央也从来没有忘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1980年，胡耀邦到延安视察，之后专程到了西海固。这里的百姓生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据说他在看望和听取这些山区人民的生活状态时，脸色异常凝重。直到最后离开前，胡耀邦对干部说话了，说得非常激动，也非常沉重，提的要求也非常严厉。
1981年春，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等到西吉县实地考察，提出了援建132亩防护林的计划。胡耀邦专门就这件事重重地指示给相关部门和领导：“这是你们的一件大事，又是关系国家名誉的重要问题。只许为国家争光，不许为国家出丑——这两句话要使西吉党组织人人都明白，并为之奋斗。”从这样的话中，也足知西海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
机会来了——这个历史性的时间应该是1982年年中。这个时间点与一个人有关，他叫林乎加，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奠基者，时任农业部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林乎加在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屡次“救火”到上海、天津、北京这几个直辖市当领导、抓难题，干扭转局面的重要工作，而且每每“能够解决问题”和“把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并让这些地方恢复了秩序，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进入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注意到扶贫工作，开始高度关注那些贫困地区的百姓生活与发展，所以又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调任到农业部当部长和党组书记。
当时农村的贫困人口约2.5亿人。中央当时确定的国家发展宏伟蓝图是要在2000年前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农村和农业不能现代化，两亿多贫困农民不能脱贫，我们的现代化就是放空炮。”
1982年春天，西北地区仍在飘着雪花的日子里，林乎加一头扎到了与陕西、宁夏交界的甘肃河西、定西调研与考察。林乎加走得很细，也走得很实，走访了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家里，也到了孩子上学的学校、流浪人员的收容所等。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同甘肃省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连续开会商讨帮助河西、定西扶贫的措施。与此同时，他又亲自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建议国家专门确定支持甘肃这两个特贫地区扶贫工作的方案与措施。
“那些日子，兰州的这些事迅速传到了远在银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机关干部耳朵里，并且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李学智。李书记马上做出反应，说甘肃河西、定西贫困不假，可我们的西海固紧挨着这两个地方，贫困的程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不能搁下我们宁夏的西海固呀！我们这边就按照李学智书记的指示，迅速派几名重要的自治区领导专程赶到兰州想向林乎加做专题汇报……”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巡视员的马振江是宁夏扶贫几十年的见证者，他这样向我讲述当年这一段历史。
“宁夏来的？林部长是到我们甘肃搞调研的，而且他们开的是‘闭门会’，我可不能随便放你们进去！”兰州方面根本不让宁夏来的同志见到林乎加部长。
“见不到林部长？见不到你们就别回来！”李学智书记给“前方”的人下了死命令。
这下几个银川来兰州的“钦差大臣”着急了，于是到处想法子打听如何与林乎加部长接上头。“秘书找秘书，啥事不用跑。”后来身在兰州的宁夏“钦差大臣”与北京的林乎加部长的秘书接上了线。林乎加的秘书很快把宁夏同志“未见”的情况报告了林乎加。
“那我就到西海固走一趟！”林乎加见了宁夏的同志并听他们初步介绍了西海固的贫困现状后，神情异常凝重。他立即表了态。
这一趟西海固实地考察，给林乎加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以前只听说那些地方的百姓苦，地干旱。走了一趟，才真正知道啥叫西海固之苦，苦啊，苦得叫你心发痛，眼泪会不自觉地往外流……新中国成立也有三十多年了，我们对不住那里的人民啊！”据说，回到北京的林乎加在向中央领导汇报西海固所见所闻时，老泪纵横，几度哽咽。
“看来我们确实有些官僚主义啊！那个地方我是要去看看的。”胡耀邦感叹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听林乎加介绍甘肃定西、河西及宁夏西海固的情况后，内心同样泛起了巨大波澜。
这一年年底，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了“三西”地区（即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简称“三西”）扶贫计划，并设立了国家支援“三西”地区的专项资金，那时叫“农业建设补助资金”。“开始是两亿元，我们宁夏3000万元，其余都是甘肃的；现在这项资金达到了六亿元，至今从未间断过。”马振江说。
次年1月11日至25日，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分别在兰州和银川召开(11日至18日在兰州，23日至25日在银川)，林乎加出席和主持了会议。两个月后的3月24日，根据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了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指挥部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英亮为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和自治区第一任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马振江等一批宁夏“老扶贫”就是在这个阶段先后到了“扶贫办”工作的。“那时的扶贫工作对象主要是西海固，我们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两块牌子：西海固农业建设指挥部、自治区扶贫办公室。”大学一毕业便到此报到的马振江对此历历在目。
1983年春节前后，许多西海固百姓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绿色军服，许多家庭也盖上了军棉被。这是中央军委响应中央号召动员海陆空部队为“三西”贫困地区的百姓捐助的绿军装成为当时西海固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中国政府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的历史性一页的序幕被拉开了。”时任宁夏扶贫办公室巡视员的马振江这样说。自参加工作就在自治区扶贫办工作的马振江明年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他说他一生基本上见证了宁夏扶贫史，他说宁夏的扶贫比任何地方的扶贫都具有典型意义。一个西海固之子，一个从农业学校毕业出来就走上扶贫工作岗位的“老扶贫”的亲历，应该是最真实和最有说服力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包括宁夏西海固在内的“三西”地区的扶贫指导方针是：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走不通，另找出路。没有路“另找出路”就是移民或整体搬迁移民呗！
《山海情》剧照
当时甘肃有甘肃的方案，宁夏西海固的方案是：以川济山，山川共济。宁夏不是没有一点水，北部的黄河就是“水”之地，“山”当然是指西海固一带的干旱山区。
宁夏老一代扶贫工作者认真地告诉我：这段历史不能忘却，因为它是中央对宁夏特别是西海固扶贫工作所打下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塞上江南”——银川一带的黄河灌溉区的“水韵北国”和南部山区的“掘井工程”都是其成果。老宁夏干部心头有笔账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从1982年到1989年的七年时间，因为中央对西海固的关心，这个地区的前后有个对比：1989年与1982年相比，人均产粮从185.6斤增加到509斤，纯收入从22.4元增加到211.5元，粮食回销从2.55亿斤减少到0.5亿斤。这个进步与变化，对内地富裕地区来说可能不在话下，可对贫困的西海固而言，绝对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然而，宁夏扶贫之路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极度贫困的西海固一带的脱贫攻坚之战，可谓每一次前进之路，都如徒步上一次高高的六盘山……那滔滔东去的黄河之水因为地势原因，无法灌至南部山区，黄河扬高工程虽被水利部门列入宁夏和西海固扶贫计划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中，水利专家钱正英为此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但终未在那个年代梦想成真。山地上掘井，即使下挖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下，水仍然难以维系人畜日常所需，更不用说浇地灌溉……
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车轮在滚滚向前，中国东部和南方的现代化建设令世界瞩目，这些地区发生巨大变化。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时亲自主持制定了全国性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争取用七年时间，到2000年，完成全国八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为此提出“不能把贫困人口带到下个世纪”。
八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举世瞩目！能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行动和做法。
“东西部结对子，进行对口支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行动方案，从此真正吹响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脱贫攻坚战役的号角……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6年9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我党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为实现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做出具体布置。江泽民、李鹏同志分别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做了重要讲话。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按照那个时候的贫困标准，当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6500万人，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0。
在此之前，国务院已经制定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落实这一攻坚计划的动员会，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具有“中国智慧”和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即从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全面迈进的全新行动。
福建援宁干部林月婵（前排左三）
女干部林月婵，最初在福建省“老区办”工作。福建是当年革命苏区的一部分，也有一片曾经为了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经济却一直不发达的贫困地区，“老区办”（原称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就是专门从事帮扶老革命根据地贫困人民发展的一个部门。爱和必须去爱，成为了林月婵的工作。后来林月婵成为省民政厅副厅长，干的仍然是“爱”的工作内容。之后“老区办”和新成立的“扶贫办”合并，她便成了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直到退休。
1996年5月底，国务院扶贫办通知林月婵到北京开会，她才知道是让她与宁夏来的同志商议两个省区之间的对口帮扶具体事宜。
宁夏的贫困到底是什么样？最贫困的大概有几个县？林月婵第一次与“亲家”宁夏的同志见面后，最关切的就是这些。
“最贫困的基本集中在西海固，加上中部地区的共八个县。”宁夏同志这样说。
“那我回去向省里汇报，我们争取准备八个比较好的县市与那八个县作为对接单位。”
这是“闽宁合作”的最初意向。这个意向后来很快获得了两个省区领导的认可，并成为之后长达20多年的对口帮扶“基本路线”……
1996年10月，宁夏和福建分别成立了对口帮扶领导小组。
接受领导的指示后，林月婵就琢磨起来：既然是对口帮扶，那就得对两个省区之间的有关部门，比如农业、工业、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部门之间做深入细致的了解，之后才能细化对口帮扶方案。于是，风风火火的她，带着组长的指令，很快调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行14人，组成了福建赴宁夏学习考察团。
到宁夏怎么走啊？1996年底的福建人，已经满世界走了不少开放地区，可这十几位省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过宁夏，也没有人知道到宁夏该怎么个走法。
一查，有人就伸舌头了：“林主任，那个地方跟我们福州没通飞机呀！”
林月婵也没有想到堂堂一个自治区，宁夏与福建之间竟然还没有一条省际的空中通道！这事在她心中烙得很深，也因此她后来大力促成了这条省际空中“走廊”。这是后话。
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林月婵，从福州到银川，可以走两条线路：一条线路是先从福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银川；另一条线路是先从福州到西安，再从西安到银川。后者线路短些、快一点，但林月婵选择了前者。“贺国强省长正在北京开会，我要向他报告一声，并听听他有什么指示。”就这样，林月婵一行从福州抵达北京，然后由她去面见贺省长。
为了不给宁夏方面添麻烦，林月婵一行在北京出发时就没有通知宁夏方面到机场迎候，一行人下飞机后自己找住处。
当晚从机场坐上出租车驶入银川市区后，应林月婵请求，司机把他们带到当时银川最繁华的华联商场街头转了一圈。“我一看那里的情况，就知道了宁夏基本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大街上很少有人，虽然那个时间是晚上八九点钟，但如果在我们福建，厦门就不用说了，即使在下面的市县城市，肯定也会是灯火辉煌，比银川热闹许多……但银川这里的夜市基本没有。除了最繁华的华联商场一块地方外，其他街道基本上都冷冷清清的。从街景可以看出宁夏这里还没有市场意识，百姓的生活水平显然与我们那边差距不小。”林月婵这样感慨道。
后来的十几天，她除在银川与自治区扶贫办等单位进行对接外，还马不停蹄地南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及另外两个地区的八个贫困县考察。
她在宁夏考察十几天后回到福州，立即向福建省相关领导做了专题汇报，之后她又在省委、省政府研究对宁夏对接支援工作方案时不停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那边”的事从此成为林月婵至今一直肩负和惦念的责任与心事……从1996年冬天那一次接受委托、第二年4月又随领导去到宁夏起，林月婵每年都会去宁夏“那边”，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几次……到底去过多少次“那边”，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2016年7月，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林月婵应邀出席。这是她从扶贫工作岗位上退休后被邀请的一次“宁夏行”。
到林月婵家亲自访问了这位心系“那边”的福建省女扶贫办主任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宁夏人都称林月婵是“宁夏的女儿”，我似乎也懂了重病在身的林月婵为什么只要一听到“那边”来电话，她就会颤抖着身子、迈着摇晃的双腿也要亲自去接电话。保姆告诉我，有一次林月婵接电话时倒在了地上，她竟然双膝跪地很长很长时间，一直等“那边”的电话打完才让保姆扶她起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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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牵手”就把爱牢牢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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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扶贫和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历史上以最短的时间让一个最大群体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一场伟大革命与史诗性战斗。什么样的方法和方式，也就是什么样的“道”，将决定其成败。
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十年里，扶贫和帮扶工作从来就没有停顿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然而，没有停顿和停止过工作，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比较好地实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的统一。以往贫困的地区和贫困的百姓，仍然没有根本上、彻底地摆脱贫困，这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从贫困和落后的旧制度下脱胎出来的大国，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始终是在停停走走的曲折道路上行进。
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的整体形态。靠近大海和与大海相伴的东部发展了，日新月异地奔腾发展着……于是发展着的东部和仍然落后与贫困的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何在这种形势下，平衡与协调东西部的发展步伐，让西部人民也能摆脱贫困，便成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战略思考与布局。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为此提出了“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对口帮助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战略。
“来了！来了！尊贵的远方客人来啦！”1996年11月初的福州，依然风和日丽，一派暖意融融。
“真的是有福之城啊，我们那里已经冰天雪地，此处却依旧温暖如春！福气，这回我们与福建对口帮扶真的有福啦！”首次赴福建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会议”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成员们从机场乘车进入福州市区的一路上，每一个人都感到少有的一种爽——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畅爽！
次日，宁夏福建第一次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在福州召开，两地党委“一把手”各任团长出席，可谓最高规格。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这样形容“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说：“我们两地虽相隔千山万水，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早已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两地结成对子，进行对口帮扶协作，这是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共同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共同努力消除贫困。”白立忱则在真诚感谢福建方面的热情接待和慷慨无私的支持的同时，十分恳切地说，宁夏扶贫在中央领导下，几十年来自治区各级政府和人民也很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些地方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全区的脱贫任务还很艰巨。如今在中央牵头和安排下，与福建建立扶贫对口协作，让宁夏信心大增。他表示宁夏有福建这样的“亲人”来帮助支持，宁夏人民一定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实现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目标。
会上，宁夏同志第一次知道了以后具体负责两地对口扶贫协作工作的福建方面的领导时，格外兴奋。
“给了多少？”
“1500万元！”
“哇，第一次见面礼就这么丰厚呀！”两地领导们“第一次握手”，福建方面给出的“见面礼”让宁夏来的同志好一阵兴奋。可也有人在轻声嘀咕：“要说也不少了，可咱们那里那么多贫困的地方，撒把芝麻也得用麻袋装，这1500万元回去还不知给谁好……”
“别瞎嚷嚷了！第一次到人家门上，张着血盆一样的嘴，像啥样？不怕把人吓着了？再说，你看看人家福建同志交给我们对口协作的‘底单’多有分量嘛！”自治区的领导听下面人在嘀咕，斥道。
方才的窃窃私语者赶紧收敛。“看看这个吧——还不乐死你们！”领导又把一份仍冒着油墨味的文件放在代表团成员面前。“福建方面安排的八个对口单位……你们看看，都是当今最有实力的改革开放先进县市！”
“我看看！看看：福州福清市对口——我们宁夏的盐池；福州市长乐区对口——我们的隆德县；泉州晋江对口——我们的固原县；泉州石狮市对口——我们的同心县；厦门市开元区对口——我们的泾源县；厦门市同安区对口——我们的海原县；莆田县对口——我们的西吉县；漳州龙海市对口——我们的彭阳县！看，福建摆的是‘王牌阵’啊！”
“这回联席会上两地领导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就是每年要开一次联席会议，都由双方的主要领导带队，一方到对方那里参加会议。这不，这回是我们宁夏的同志到福州来，明年就该是福建同志到我们银川去开会了。”
“太好了！”
1996年11月初，从福建回来的宁夏代表团同志带着首次联席会议精神和签订的17个合作项目及由福建香江集团为宁夏西吉县希望小学捐助的100万元现款，以及福建人民的深深爱意，满载而归地回到银川，这也意味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历史性大幕由此拉开。
04
左中括号
那个特别温暖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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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1997年宁夏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也来得格外温暖些……
打从福建回来以后，宁夏扶贫工作的节奏也显得比以往快了不少。年前宁夏军区在固原隆重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百井扶贫”工程竣工庆祝大会，国家水利部、解放军总政部、国家民委、兰州军区及自治区领导都到会祝贺，这是因为“井”和“井水”在西海固一带实在太为百姓需要和期待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联合协作下，兰州军区给水团派出官兵奋战10个月，在西海固一带的8个县43个乡镇97个行政村打成100眼机井，总成井深度达12000米，日总流量10.4万立方米，可以解决20万人和200万头牲畜饮用水，同时还能浇地34000亩。在自古“滴水贵如油”的宁夏南部山区一下子见到如此多的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大喜讯。
现在，福建人把“对口”帮扶的重任揽在自己的肩上，他们将以怎样的情怀去拥抱祖国西北的那片土地，全国人民特别是宁夏人正在热切地等待着……
果不其然，1997年元旦刚过，两地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西吉与莆田马铃薯淀粉加工合作项目在银川签约。
马铃薯是宁夏农民生存的主要食物，且由于海拔高、气温寒冷时间长，所以其口感好、耐贮藏，在全国马铃薯中品质居上，故宁夏素有“中国马铃薯之乡”的称号。尤其是西海固地区的西吉马铃薯，自古出名，一个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达百万亩，平均亩产可达6200余公斤。农民每家每户种的、吃的，百分之八九十就是马铃薯。
福建人到宁夏最先关注到的就是马铃薯，就像宁夏人到福建后当地人喜欢先请他们吃海鲜一样。好吃，因为这样的第一印象，加上宁夏随处可见的马铃薯，所以福建人来到宁夏“做生意”，目光自然而然先盯在了马铃薯上……这是生意人的眼光。双方实惠，也符合民情。
然而福建的领导们则把目光投向整个宁夏的每一片干渴与贫瘠的土地，去寻找最需要帮助的那些点与面——1997年3月中，六盘山上的积雪尚未融化，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月婵为首的一行人便已经来到宁夏。
“我是先行前来了解和考察一下两地对口帮扶协作项目的……”林月婵一下飞机，就把自己此行的任务跟宁夏同志说。之后的十几天时间里，这位干脆利索的福建女干部带着她的一行考察组人员，重点对拟定的两地合作的相关条线进行了认真考察。也正是此次全范围的实地考察，林月婵等福建同志对宁夏全区在当时和之前的贫困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黄河百害富宁夏。”在我采访林月婵时她感叹地反复说着这句话，后又说，“可在宁夏却也有贫富的天壤之别现象啊！”
原来宁夏的地形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块：银南银北（即银川南与北），北部系黄河灌溉区，南部则是大山区。前者由于历史上尤其是解放后兴了黄河之利，农业相对发达，并且出产闻名的“宁夏大米”，素有“塞外江南”之称。南部山区则是干旱居多的贫瘠之地，尤其是西海固地区，这里每年平均降雨量在200至300毫米之间。“等于我们福建沿海台风季节老天爷翻一回脸的降雨量……这不把人和畜渴死才怪嘛！”福建人第一次听宁夏当地人介绍缺水的情况后，惊得半阵子没合拢嘴巴。
“旱的年份，颗粒无收。”宁夏人说。
“真颗粒无收？”福建人有些不信。
“就是这个样。”同心县的人对林月婵他们说，“远的不说，1980年至1982年，连续三年县上50万亩旱地作物，就是颗粒无收。”
“那百姓吃啥呀？”这样的事对福建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一旦遇到这种年份，这些干旱地方的百姓想吃上、用上清水，就得花十几元甚至二十多元才有可能买回一桶水……
“不能再让我们的宁夏亲人过这种日子了！”福建人揪心而又郑重地说道。为了让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两地对口帮扶协作联席会议上双方领导们能够确定具体合作项目，林月婵他们与宁夏扶贫办等同志初步确定了以下四个方向：打井打窑、坡改梯田、移民吊庄、希望小学。
打井，兰州军区给水部队和百姓自救中就有许多例证。打窑也是当地宁夏农民和科技人员想出的一套抗旱办法：在山坡上打个地窖，配合拦水沟，把雨季时沟、峁、梁上的雨水、积雪、冰块蓄起来，然后留着人畜及浇地用。这样的一口窑，建设费用约400元。在林月婵他们去之前的199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出这个项目后，群众建窑的积极性很高，只是计划中的42万眼窑，三年中才建了10万余眼，资金和时间都给自治区各级政府带来很大压力。“一眼窑所蓄的水绝对不够一户百姓用的，所以规划是帮助每户农民建五眼窑。这五眼窑什么时候建好，需要多少资金，对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来说，又是个不小的难题。”宁夏同志有些不好意思地向福建人倒苦水。
“移民吊庄”，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解决贫困地区移民实践中所探索出的一个创举。它有两种形式：一是本县境内吊庄，贫困农民不出县，搬迁距离近，所移民的人员不改变隶属关系，到新地方以后由县里调拨给每人两亩耕地，每户两间房、一口水窑和一年的生活口粮以及种子肥料，第二年待生活、生产安排就绪，全家再搬迁来正式定居；二是县外吊庄，由自治区指定地点划给宜耕荒地，由迁出县将搬迁移民组成新的村镇，并领导开发建设，隶属关系也不变，虽然出了县，仍是原来县的一部分。两种做法的共同点是：迁移到新地方以后，原来的承包地不收回，愿意的可继续耕作；二是移民可以在新的地方试一试是否生活得下去，愿意生活下去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可以不迁；第三是一户中如有部分人愿迁、部分不愿迁的可以做不同选择，把家“吊”在两处也行，相互关照；第四就是集体搬迁，仍能保持原来左邻右舍以及宗亲关系，尤其是少数民族更有保持民族与宗教习惯的方便和自由。
希望小学是当时全国都在推行的一件大事，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不能没学上，这是国家和邓小平同志下了巨大决心的“希望工程”。
“但我在考察宁夏山区的百姓情况后，又提出了医疗卫生和支教方面的项目建议。”林月婵谈起这事时，又激动起来，“我当初到山区的那些农民家去看，尤其是跟那些妇女姐妹们聊的时候，知道她们因为水和其他卫生条件差，妇女病的比例超高，十有八九。甚至有的女孩子月经才来没多长时间就患上妇女病了……很可惜，也很让人心疼！”
“穷是客观原因，但没有文化是永远改变不了贫穷命运的。我在考察时发现，那边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包了起来，但中学教育由于师资缺乏及师资水平相对比较低，这样县以下的中学生源越来越少，其次是考上高中、考上大学的孩子比例太低。如果不在教育上下功夫，贫困家庭很难真正摘帽。所以我后来向省里多次呼吁要在两地帮扶项目中增加医疗卫生和支教两个方面……让我欣慰的是，省里的领导对这两件事都很支持。”
林月婵此行其实除了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落实两地对口帮扶项目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省领导第一次来宁夏参加第二次两地协作联席会议打前站。
“来了！来了！省长、副书记等都来了……”4月15日下午，福建代表团抵达银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迎接的第一个规格最高的福建省党政代表团，一行共35人，用宁夏人的话是“我们海边的亲人来了！”这种“家里来了亲戚”的浓浓亲情气氛，那几日也感染了当时的银川城。
次日上午，第二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会议正式召开，自治区领导出席，福建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就在这一次会议上，两地对口扶贫协作福建方领导小组组长发表了深情的讲话。
他说，在1996年9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确定福建与宁夏为对口帮扶对子，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责任。
宁夏同志对我讲，他们在听讲话时，就有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比如他这句话里的一个‘高度信任’，一个‘光荣责任’，换到别人的口中说出来，可能就是大话、套话，但在他的声音和语调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它的真诚、真挚和掷地有声，你看这话中不是有两个‘任’字吗？难道它不就是一位我们亲切和敬爱的党的领导人内心所担起的历史性大任吗？”
大任大任！中国数亿百姓的扶贫与脱贫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上，谁人能将此大任自觉地扛在肩上并努力实现奋斗的目标？
历史走到今天，已经做了最响亮而有力的回答。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现实之大幸。
“宁夏和福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彼此协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可在‘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指导下，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为中心，以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为重要任务，广泛深入地开展多形式的扶贫协作，促进闽宁双方共同发展。”16日上午福建方面发表的讲话，让宁夏方面宛如习习春风拂面，因讲话中宣布道，今后三年中，福建方面决定每年从财政上拿出1500万元用于双方议定的扶贫协作项目，并准备动员更多的国有、乡镇、三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到宁夏投资办厂。“通过广泛开展经贸协作、培植扶贫支柱产业、扩大劳务输出、加强资源和山地综合开发、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和加强干部交流、人才培训等多种途径，促进宁夏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推动闽宁两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老实说，这对我们宁夏人来说，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到1997年时也已经有快20年的改革开放时间，但毕竟宁夏的步子迈得很慢，特别是在扶贫、脱贫上到底怎么搞，如何运用经济杠杆及社会综合功能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所以这些话我们听了既新鲜又好奇。”宁夏扶贫办的老同志说。
“福建的领导同志在这个联席会上说：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决心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精神，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同宁夏各族人民一起全力以赴、扎实有力地做好对口扶贫协作工作，为实现我们向全世界做出的本世纪在全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为21世纪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纪民族强者之林，做出无愧于历史的突出贡献！朋友，这可是20多年前讲的话啊！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依然能叫人热血沸腾！因为当时全国对口扶贫刚刚开始，大伙对能不能真正让像宁夏西海固地区那些近似赤贫的百姓摆脱贫困，心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怀疑，甚至不那么有信心。这是当时的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像我们宁夏特别是西海固一带，关于扶贫工作也不是九几年才开始有的，几乎从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喊，一直在做，但就是收效不是很大，百姓的生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贫困仍然非常严重。这回闽宁两地对口扶贫就行了？我们也在看，也在观望。但他的话确实让我们振奋！尤其他的那句要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和坚强决心，来帮助我们宁夏扶贫。这种信心，这种气概，这种绝对不是应付而是必须说到做到、做到彻底、做不好决不收兵的意志和真诚，能不感动和激奋我们宁夏人吗？所以当时我们宁夏有个说法，说福建的亲人来了，我们宁夏这个春天比以往温暖了许多。我感觉就是这样，是福建人他们用真诚的心温暖了我们……”
福建人民的心深深地打动和温暖了宁夏和宁夏人民。
1997年的那个春天，宁夏大地确实处处春风沐浴，一片暖意，格外明媚。六盘山与贺兰山，似乎也比往年早了些时间退雪，嫩嫩的青绿在四月中的日子里，便早早探出小脑袋在等待远方的贵客到来，等待一片如春的光芒普照到自己的身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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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诗，是情，更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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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6、17日，闽宁第二次对口帮扶联席会议结束后，正值当地回族同胞的“古尔邦”节，一份浓浓的回族风情让福建亲人们也顿然感到“塞外江南”与陇上高原的独特韵味。在签订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会议纪要及五项具体事项”后的次日，自治区白立忱、马启智、周生贤三位领导陪同福建领导一行开始了从北到南的深入贫困地区的考察访问……
宁夏的贫困到底什么样？到底以怎样的方式来帮助宁夏贫困的百姓解决温饱直至摆脱贫困？落后地区的扶贫、脱贫如何走出一条与以往不一样的路子？这是他们早已在思考的问题。
17日下午，他们专程来到银川郊区的镇北堡华西村。退伍军人秋万全是在前一年担任这个村的村委会书记。那时的秋万全刚过30岁，身上有股军人气魄，他挺着身板向大家报告道：“我们这个华西村是1996年初由江苏吴仁宝的那个华西村与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定合作创办的一个吊庄移民项目，现在全村的600多个村民都是从南部的西海固一带自愿搬迁过来的贫困山区农民。当时原则上要求的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35岁以下，每个人都由江苏华西村补助300元安家费，用于建房子。吴仁宝的华西村还负责为村上建公共设施等等，正是鉴于吴仁宝和江苏华西村的情谊，我们自治区就决定将这个吊庄移民村叫宁夏‘华西村’，而且直接隶属自治区原农建委领导。”
秋万全说，移民们刚到这儿也有些不习惯，因为这边冬春秋三季中隔三岔五黄沙蔽日地刮大风，跟南部山区的气候不一样。一到春季，遍地浮出白色盐碱，道路返潮泥泞难走，生活和农耕十分艰难。当时全村只有两辆手扶拖拉机是仅有的交通工具，日子有些难过。但村支部和村委会班子在吴仁宝华西村他们的帮助下，在自治区农建委专家们的指导下，掀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秋万全说：“我和村里的干部鼓励村民们说：困难是暂时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后来我们先从修路、植树、挖渠开始，一步步地朝着建设一个新农村和美丽家园方向努力。因为这里到处是盐碱地，改良土壤是我们生存的第一步，所以发动全村村民硬是用一个月时间，挖开了深3米、长1000米的排碱沟，一亩一亩地刨出了可以种农作物的新土地……现在虽然才一年多时间，但全村村民已经不怕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因为已经有人成功地在新土地上种起枸杞等作物，从山东引进的良种猪还有本地的滩羊等都有了收益。现在全村人生活稳定，人心稳定，村建设发展稳定。”
林月婵等福建人又问秋万全：“你自己怎么从贫困走出来的呀？”秋万全笑了，说：“我可能是当过兵的原因，看过外面的世界，脑子活泛点儿！1989年从部队复员后，一开始在老家过的日子也非常艰难，所以去年初听说自治区要搞吊庄移民，就报名了，带着妻子和儿女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来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两手空空，一穷二白’。”秋万全说自己虽然是村支书，但也是个十足的“贫困户家庭”。“我们老家是山区，第一次到这里一看，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就很激动，心想：这里可比我老家好几百倍！肯定能带领一家人致富。所以我暗暗下定决心干了……”秋万全说，最先开始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帮人脱土坯、抱石头，以打工营生。后来积攒了1000元钱，就利用这点钱买回了八头小猪，精心喂养，当年收入增加了3000元，后来又赚到了8000元。之后又利用这点钱学习汽车修理技术，购了工具，办起了汽车修理厂。修理厂赚了更多的钱，就又带领身边一些有建筑技能的乡亲们组建了一个建工队，到银川市区和周边承揽建筑工程，这一干就“发”啦！“要想村里富，村支书就得学会比别人早富、快富的本领才行啊！”秋万全自豪地说，现在他的精力集中在带领全村人都富起来的工作上，要把这里建设成“塞外华西”！
“好！期待你们尽早成为真正的‘塞外华西’！”
“这个吊庄移民和‘塞外华西’，我能非常直接地感觉到它给书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参观完镇北堡华西村回程的车上，他就对我和车上的宁夏领导同志说：‘既然吴仁宝的华西村在这里搞成了一个很好的吊庄扶贫村庄，那我们福建省跟你们宁夏也搞个吊庄村，将来可能成为吊庄镇，不是很有意义嘛！’”林月婵说，“他的建议和想法我们都觉得好，宁夏同志更积极，说：‘书记你这个提议太好了！我们银川郊区还有广阔的沙漠地，如果选块空地，搬迁几千人来建设个新村庄、新乡镇肯定没问题。’书记听了很高兴，又说：‘这个新村庄最好要离水源近一点，这样能够解决用水问题。’宁夏同志一听马上向他报告道：‘有！这样的地方有。像银川郊区玉泉营一带就离黄河不远，十来里路，那个地方有广阔的空置地。’他一听连连点头，并指示我再与宁夏同志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他提议的方案。后来我就迅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银川市等单位的同志找来地图和相关资料，交给书记，请他选定地点。书记很快同意和批准了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银川郊区玉泉营共建一个吊庄移民扶贫工程方案，而他的这一决定，也为日后闽宁合作甚至于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脱贫攻坚提供了一个模式和样本……”
“19年后的2016年7月，他再次到当年他圈定的闽宁镇时，讲了一句话，我记着。他说：‘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
林月婵说到此处，眼眶中落下两行泪水。这是令她特别激动的事，也是闽宁合作20多年中极其出彩的一个点。
我们的思绪才又开始拉回到1997年春天他自银川“南下”的线路——
4月18日一早，在自治区领导的陪同下，福建代表团一行从银川出发，到南部贫困地区考察。
第一站是同心县。
从银川到同心县，现在有高速公路，大约需要近三个小时，而1997年时需要花四个多小时。根据主人的安排，福建代表团要考察走访当地两个点：一是县城旁的河西镇，同样是一个落成不久的吊庄移民点；另一个是喊叫水乡的几户贫困百姓家。
“这里为什么叫‘河西’？”
“因为我们在清水河的西边……”
“噢——那清水河的河水是不是长年累月都不断水呢？”
“也不是，不过在我们这儿它可就是大水源了！”
“吊庄之前这里的当地百姓多不多？”
“很少，有几个农场……”
他对河西镇的吊庄移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原来宁夏不像福建，这里有许多平原——其实是盐碱沙地，如果这些地方解决了土壤问题，就是移民的好去处。
深入调研，细心观察，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优势，开拓思路，寻求改变旧面貌，闯出一条贫困地区的发展之路，这是他在福建宁德的从政之道。也正是这样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他后来的领导包括闽宁对口帮扶的中国扶贫与全国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思想。
中国人口众多，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极大，多数山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又相当差，欲想改变那里的贫困落后问题，难度大之又大。那么路在何方？从何入手？结果又会如何？各种问题，致使扶贫和脱贫最不易解决。也许正是如此原因，贫困问题被联合国称为“世界级难题”。
再难，也必须解决！从毛泽东、邓小平开始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心在自己的国家将这一“世界级难题”化解成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历史重任落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一到宁夏，到同心县后，他就特别细心地深入到当地贫困百姓家中实地调查，听取百姓意见，与他们聊天……每到一户百姓家，他都要看一看他们的锅里有没有食物、有没有水，孩子穿什么衣服、上学了没有等等，看起来都是百姓的日常事情，但我能感觉到他是在细心地观察和分析当地贫困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实际办法。我们知道他在宁德时就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扎实作风和真心要为百姓改变贫困的坚强意志，在宁德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闽东大地就成功脱离了贫困线……”在随同走访同心喊叫水乡周家段头村四户贫困群众过程中，林月婵的这番感受更加强烈。
“喊叫水乡？这个地名很有意思。这里一定很缺水吧！要不怎么又喊又叫的……”像所有其他外地到喊叫水乡的客人一样，福建代表团一行一到这里，就有人问起这个很独特的地名来。
“可不是嘛！我们这儿距清水河虽然只有几十里，但河水就是到不了我们这里，所以祖辈们只能站在沙丘上又喊又叫的，故得此地名……”喊叫水乡的百姓这样对客人说。
“在我们西边的乡叫‘下流水乡’，他们连叫喊的声音都没有，只能看着我们会不会喊叫几声把清水河的水叫喊动了，他们那儿才可能会有几滴水流过去嘛！”老乡们往身后的西边指指，自嘲自乐道。
水啊！没有水的大地就是沙丘与戈壁，或者就是盐碱地……他默默地注视着身前身后一望无际的盐碱丘地，目光中透着凝重。而当他将目光从远方的沙丘盐碱地收回到咫尺之间的老乡一双双紧握着他的手时，分明又变得那样温暖和亲切起来。每每走进老百姓家，与乡亲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让那些第一次见他的老乡感觉像是自己家来了位“近亲”，谈话无拘无束，亲切和蔼，没有半点架子。这也让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能掏心窝地对他吐露真实情况和希望，从而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桥”和“路”来。
作者采访照
1997年4月21日，一架银燕划破长空，洒下一片光芒，照射在西北陇上大地，温暖了每一个宁夏人民的心头：
我们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和决心，对所承诺的事一件一件地抓紧兑现和落实！
你以为这是诗吗？它朴实得与黄土一样本色，它又如黄金一般闪耀着真情；你以为它不是诗？它比最经典的抒情诗更让民众振奋和激情澎湃！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执着，意志和毅力，以及敢于担当的品质和对人民的无限深沉的爱！
是诗？是情？是金子？
是诗，是情，是金子——对宁夏和宁夏人民而言，福建亲人们在1997年春天的“宁夏行”就是这般诗情画意、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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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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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第一位走出大山、成为真正的吊庄移民的？”当我来到今天的“塞北新绿洲”银川西夏区玉泉营时，那些早已住上新房子、过上富裕日子的干部和村民们咧着嘴笑道：“我们都是……”
“你们都是？”
“是，我们都是。”
他们确实都是……因为第一批总共是400多户贫困家庭的移民，这400多户加起来就可能是几千人，几千人后面又跟着几千人……
“真要追根刨底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几个是真正的第一批走出大山的人。”已经退了休的、自己的家仍留在西海固的三个人却这样对我说。
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三人就是当时最早从西海固走出大山的人，但他们不属于第一批搬迁的400多户贫困户，他们确实比这第一批搬迁的贫困户还要早两个月先来到了当时一片荒凉的玉泉营吊庄移民区……
他们是为这第一批吊庄移民服务和落地的“干部先遣队”——西吉县县委、县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工作单位：西吉县玉泉营吊庄建设办公室。
这三个人的命运后来与那片土地和吊庄移民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丁建懿，原西吉县兴隆镇副镇长；马强，原西吉县农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谢君清，原文工团党支部书记。至于当时县里为什么调他们三人去开拓和开创那片土地上的吊庄移民事业，他们三人自谦地说，可能是因为这几个原因：第一，县上有设想如果成功的话，为在那边建一个贫困户移民镇级单位，所以抽调了三名副科级的镇级干部，意在探索和实践，作为能进能退的方案考虑的；二是三个人来自不同单位，丁建懿当过副镇长，有行政经验，马强是农业建设办出来的，管理农村基础建设方面是行家，文工团支部书记身份的谢君清，大概属于“能说会道”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吧——他自己这么定位。
其实，当时的西吉县委就是这么个意图。
“集体上访”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与西海固几个县及银川市和自治区部门进行认真细致的协调和调研基础上，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成玉主持召开了一个协调会。会后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做出决定：将自治区农垦局下属的连湖农场10队和11队从农垦系统内搬迁出来，划出26000亩土地作为西吉移民吊庄基地，同时对海原、固原上访的那些农户也进行了安排。（宁政阅［1990］13号）文件规定：玉泉营吊庄的界址，东界西干渠，西接沿山公路，南毗连湖农场，北邻永宁县。东西长5.2公里，南北宽3.75公里，总面积29200亩，可开发面积21100亩，农田面积17800亩，其中铁路以东9800亩，铁路以西8000亩。之后（宁政办发［1990］122号）文件又指出，扶贫扬黄骨干工程完工后，青铜峡甘城子还将划出净面积40%，即18000亩作为西吉县吊庄移民基地。之后1995年、1996年又两次对玉泉营吊庄基地土地进行了调整扩大，总面积接近6万亩，包括了玉泉营、连湖农场和黄羊滩农场及青铜市、永宁县等地。计划移民10000人。
吊庄移民是宁夏人的发明，也是一届又一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中央扶贫、脱贫精神指导下开展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一部已经载入史册的史诗。而当年，从事具体工作的那些扶贫工作者以及从大山里走出的父老乡亲们，则是这部伟大史诗中最动人心弦的音符——
“明天就走吧！想好了带啥就带啥……去了就不能当逃兵！你们仨都是干部，又是党员。”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分管的一名副县长和人大副主任及组织部长集体跟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谈话，县长这么说。
县委书记接着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自治区领导看着你们，全县几十万人民看着你们。一句话：只许往前行，不能往后退！咱西吉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就没过上过好日子，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亏肥了！人又多……所以先得把一批人吊出去！吊好了再吊一批出去。把这些吊出去的人先弄富了，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富起来。所以说，你们肩上担的不仅仅是工作责任，是咱西吉人、西海固人的希望和未来啊！”
“书记、县长你们放心，我们就是把骨头烂在那里，也要把移民吊庄建设好！让先到那里的人扎下根，富了起来……回头我们再回来一批一批地带出去！”
“对对，一批批的带出去！”
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纷纷当场表态。
在1991年元旦后的第一天上班时间，西吉县委、县政府召集了一个专门会议，决定了人事调动，和吊庄办公室组成班子成员进行了集体谈话。
丁建懿的职务由“丁镇长”变成了“丁主任”——西吉县玉泉营吊庄移民基地办公室主任。另两位也就是分管不同工作的副主任了。
“既然是办公室，就得有七八条‘枪’。”丁建懿他们便开始“手忙脚乱”地筹备起来。说手忙脚乱是因为县长要求他们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发”。
“当时我们就像当兵的那样，接到任务后就准备马上走。再说，其实也没有啥可准备的……那个时候办公室能有啥呀？连打字机、复印机都不可能有的。电话也等到那边好几个月后才有……打一次电话向县里汇报，要专门跑到银川市里去。”丁建懿他们说。
“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全部‘家当’是什么吗？”几个老吊庄办公室人告诉我，他们在丁建懿等带领下，坐在一辆县里专门调度出来的老解放卡车里，“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人自带的粮食与被子外，还有从县委党校里借来的30多张旧床板和几张办公桌、几把凳子……也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吊庄事业’开端的全部家当。”
“那时从我们南部到银川没有高速公路，一条区级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的。1月份天又冷，风又大，我们的大解放卡车走了整整两个满天才到达银川……记得那天到银川时已经深夜了，我们就住在一个郊区的小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自治区农业建委报到。之后赶往连湖农场11队所在地时天又黑了。原先说好我们一到，农场就腾间旧房子给我们住，可到了那儿人家说‘不知道’，‘没人通知’他们。这可怎么办？只能就地窝一宿吧！”
丁建懿说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一夜他们是如何度过的。1月的宁北大地仍然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吃的我们从老家带着，不怕。可水没有呀！只能临时去小店买了几只铁桶。我就派了四名干部穿过西干渠打水，在那里四个人提了四只铁桶，来回整整走了四个小时，结果回到我们夜宿的地方只剩下两桶半水，因为一路坑坑坎坎，又是走夜路，所以能剩下两桶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丁建懿说，“水解决了，睡觉又成问题，毕竟大冬天的，晚上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几度！我又派几个干部到沙滩上铲蒿子来生火，然后垒了砖，支一口锅，开始烧水，喝水暖肚子，烤火暖身子。但风太大，一口新铝锅全熏黑了仍然没把水烧开，只能凑合了！睡觉只能从车上拿下几块床板，围了一个圈，大伙坐在铺盖上……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这是“吊庄人”所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这个夜晚的景况其实也预示着吊庄移民本身的艰难，更预示着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峥嵘岁月是如何开端的。
《山海情》剧照
这是一批能吃苦、能吃大苦，又能干成事、干成了大事的“吊庄移民工作干部”——丁建懿一行，仅仅用了20天时间，就对自治区划定的两万多亩吊庄移民基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土壤状况、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论证，同时也完成了资源调查、土壤普查等工作，在满是风沙的床铺盖上写下了《西吉县玉泉营吊庄建设总体规划报告》和《搬迁计划报告》等。
很快，西吉县和海原等有相关吊庄移民计划的单位还统一制定了搬迁的安置和管理办法：
1. 吊庄办公室负责安置和管理工作。吊庄办公室按照搬迁通知单和身份证按审批的居民点顺序划给宅基地，每户0.5亩（净面积）。对于无手续和手续不全的农户，一律不予接受。
2. 吊庄共安排32个居民点，一个居民点安排55户约275人，4—5个村民小组（居民点）为一个村民委员会，共安排5个村民委员会。为了照顾搬迁农户的生活习惯，分民族安排居民点。
3. 房屋建成后，吊庄办公室按审批人口划分基本农田和经济林地。
4. 搬迁户不准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5. 对现有的树木、果园和园内的350亩耕地由吊庄办负责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6. 搬迁农户在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建房者，通知原籍乡镇人民政府另行安排农户。半年内不建房者，注销搬迁指标，吊庄办再另行安排给其他乡镇。
7. 搬迁农户必须服从吊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对无理抢占土地、抢种、破坏和干扰搬迁秩序，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者，吊庄办公室有权取消指标，限期返回原籍。所造成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并视情节从严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违反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吊庄办公室根据搬迁进度逐步成立基层组织，加强对搬迁农户的教育和管理。
9. 搬迁农户原耕种的各类承包地从吊庄新分配土地开发耕种起三年后收回。在此期间必须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也要求西吉县等在搬迁上需要有进度标准，明确要求各部门按规划建立健全各种服务机构。1991～1995年，先后要建立水管所、卫生院、小学、农业综合服务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供销社、派出所、乡政府、粮库等。至此，宁夏和西海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场独具创新的“吊庄移民史”，便这样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战幕——
“伢儿，你要走了，什么时候娘才能看得到你啊？”娘送到村口，拉着就要扬鞭而去的儿子，死死不肯放手。
“哎呀娘——我去那边安好家后就会把你和俺爹接过去的!”儿说。
“接过去了，这边的家咋办？”娘疑惑。
儿子笑了：“扔了呗！”
娘哭了，就地而坐，哭叫起来：“娘不去！你也不要去哟！”
“哎呀行了行了！等着过好日子吧！马儿走——驾！”儿子扬鞭飞起，马儿四蹄奔腾，山道上扬起一阵飞尘。
村口尽头，早有数十辆马车、板车、拖拉机……汇集成一股细细的“吊庄洪流”——与浩荡、巍峨的六盘山相比，它宛如在山谷间的一条细流。然而它异常顽强不息、勇往直前，一直向远方的未来前进……
这是另一个村口。
阿妹等在无人瞅得见的山梁后，等着阿哥的拖拉机出现……
“停一下！快停一下！”阿妹着急了，背着小包袱，飞步从山梁后冲向山道上，然后扑到阿哥的拖拉机前，将小包袱塞进阿哥的怀里，又扔下一句话，“安顿好了就来信啊！”
这个村口有些与众不同：
十几辆板车装得满满当当。这是五户人家倾巢而出，每一组板车上都是祖宗三代人，老的七八十岁，小的甚至不到四五岁……
“我们不想回来了！我们穷怕了！我们只想……只想出去过上哪怕是一天的好日子也不情愿再留在这穷山窝窝了！”这是那位抖着白羊胡须的老前辈说的话，因为他有这份心，全家九口人没有一个再留在老宅子的。
与他家同行的是同村人，他们都吃尽苦了，连炕头上前年解放军送来的一床慰问棉被都被睡出了一串串洞洞。他们全是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的贫困户——如果再留在老宅，也许下一个冬天老人没了，孩子饿得只能啃泥巴，男人和女人都跑了……不如现在全家一起到一个新地方闯一闯，或许能闯出一条新路，至少全家人还能在一起“拼一拼”！
于是这几家就这样团结一致，一起奔向远方的那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北边”……这份前行的力量来自这些吃够苦的山里人心中装着的一个梦想，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放弃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和老宅，开始走出大山，向一个不曾知晓的地方前行。
一位西吉县的老领导介绍说，1991年那会儿，他们西吉县的多数农民家庭，家徒四壁，满打满算平均也才三四百元的家当，一趟推车就可以把全部家当拉走了。
西吉人苦，西海固人苦。所以他们拼着命想寻找到一条能够活着的有希望的路……
“玉泉营？好！听着名字就是块宝地！去，我报名！”
“我们家也报名！玉泉营，也一定有泉水！有泉水的地方也就是好地方！”
“啥玉泉营好地方？我们西海固有一百个‘满水村’……哪个‘满水村’你见过有水啦？半滴尿水都没见嘛！”也有人这么说。
从这种不同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感受脱贫攻坚战来自“内部”和“自身”的阻力是何等强大，何等艰巨。然而，历史的车轮依然在向前，那个远方的“玉泉营”如梦般的吸引着更多想获得希望与致富的人……
07
左中括号
戈壁滩上的梦想
左中括号
我到宁夏真正见到的第一位从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农民叫谢兴昌，他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因“闽宁合作”而得利、出名的宁夏老百姓。
谢兴昌说他前些年已经从村干部位子上退下来了，现在是“自由职业”——一是为镇上做“义务宣传员”，向全国各地来学习参观的人宣传“塞外新天堂”闽宁镇的扶贫、脱贫奔小康的经验；二是得空帮女儿看看药店门市部。
走进谢兴昌女儿开的“达美”药店，有一种很气派的感觉。药店上下两层，每层约有两百来平方米面积，下层是店铺，上面则作办公、仓库和住宿之用。
“都是镇上统一建的，然后公开招标购买，再按相关政策补贴每户多少钱，对我们这些贫困百姓是极大的关爱、帮助。也就是说，你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抱个致富的‘金娃娃’……”谢兴昌指着他女儿经营的药店向我介绍，这个店铺自己总共花了36000元，“政府对我们搬迁移民特别关照。闽宁合作中我们这些人是最得益的一批人。”谢兴昌心怀感激道。
“一年能有多少收入？”我问他女儿。
“因为我跟北京的卫生部门和药检部门比较熟悉，所以我的药店比一般同类店铺可能生意好些……一年有那么二三十万收入吧！”女店主笑着说。
“我要求她的就是要以最低的价格把药卖给众乡亲。”谢兴昌说。
“你是哪年移民到这儿的？”
“闽宁村建设时的第一批人，也就是1997年来的……”谢兴昌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边的事，只知道福建和我们宁夏有个扶贫协作项目，就是要建一个闽宁村，而且听说福建省的领导要出席建村的奠基仪式，所以要求3月份前报名到这边，成为搬迁的吊庄移民之一。”
当年谢兴昌听说上面又有吊庄移民的消息后，作为原西吉县王民乡红太阳村支部书记，就动了心思。“当时我有这个心思，一方面是听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些村搬迁到了玉泉营来，上级希望我们村上的贫困群众也能够去一部分；最主要的是我自己也想到外面闯一闯了。我们王民乡在六盘山西侧的大山沟沟里，我自己一家共有18亩地，因为十年九旱，一家人日子过得太紧巴，太苦了！不说其他的，光说每天喝点水，都得跑到几里外的一个‘冒眼’——就是山泉窝里去舀那么几碗。你想一个村庄有几百口人，靠那么点水咋过日子？牛羊不吃了？还有地里庄稼……唉，没办法。加上县里开会号召我们参加吊庄移民，我想我有责任给村上的贫困农民兄弟们带个头，为后面的村民们做个榜样，这样我就先一个人到了玉泉营这边看了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1997年7月13日那天到的玉泉营这个地方。一到这儿，我们县上在这里的吊庄移民基地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后天福建省里的领导要来参加闽宁村的开村建设奠基仪式，让我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心想，这是好事啊！人家省里的大领导要来，而且这个闽宁村是福建和宁夏的合作项目，以后一定错不了！”谢兴昌又大笑起来。
作者在宁夏采访照
1997年7月15日，这是个值得在中国扶贫、脱贫史上被永久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几百位自治区、银川市和西海固来的干部、移民群众代表披红戴花地出席了隆重的“闽宁村”奠基仪式。林月婵作为代表宣读了贺电全文——
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6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象征闽宁两省区友谊的闽宁村今天在这里隆重奠基了。我谨代表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对闽宁村建设开工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闽宁村的正式兴建，是闽宁两省区开展对口扶贫协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坚持东部和中西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体现了邓小平同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思想。福建省正在认真按照闽宁对口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精神，抓好有关事项的组织实施。让我们共同祝愿，闽宁两省区对口扶贫协作更加健康发展，闽宁村早日建成，闽宁人民友谊长存。
“听贺信内容，我就觉得这个‘闽宁村’今后一定是个幸福村，所以我就下决心要把西吉那边的王民乡穷兄弟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当天参加完建村开工奠基仪式后我就往西吉走……可一想又不能这样空着手回去呀！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如果是现在照上几张现场照片，让乡亲们看看那么多自治区的、福建省的领导出席建村的隆重仪式，谁还能不相信今后这里是个好地方嘛！”谢兴昌说。
那天谢兴昌参加完“闽宁村”建村开工仪式后，便往老家走。他心想：怎么才能让本村的穷兄弟们跟自己到闽宁村来安家落户呢？就这么一着急，他在路上左右摇晃着脑袋四周瞅……这一瞅就瞅到了一片玉米地。
谢兴昌兴奋道：“这边的玉米长得不知比我们老家的好多少倍呢！那个玉米棒子一个顶我们老家的七八个！我想我啥都不用带回去，就带几根玉米棒子回去，让大伙看看就行了！”
“你挑大的，大的！尽管挑！”老谢说他到了那边玉米地后，正好有两个人在地里干活，听他一说理由，人家便让他自己挑。
就这样，谢兴昌背着几根玉米棒回到老家西吉县王民乡那个大山窝窝。
“村民们，你们可以啥都不信，但你们可以看看人家那边的玉米棒吧！人家也是种玉米，可个头比咱大好几倍呢！”村民大会上，谢兴昌举着玉米棒，做移民动员。
但因为有两个退伍军人站出来拆台，谢兴昌在自己家所在的村民小组的动员失败了。他背着玉米棒子又跑到另一个村民小组再去发动……
最后连同自己一家，全村共12户贫困家庭报名参加吊庄移民，搬迁到数百里之外的“闽宁村”。
第一次出发的那一天并不壮观，一台“兰托”农用三轮车，坐着连同谢兴昌在内的14个人，加上他们准备的一路吃喝睡用的物品，满满当当。谢兴昌说：“14个人中只有我老伴一个女人，其他都是一家一人，是先去建宅基和划地的，好让后面的家正式搬过去。所以一家先去一个。我老伴是去做饭给大家吃……”
不用问走出大山以后的创业岁月如何艰辛，单说他们“走出大山”之路就足够令人感叹与感动——
距谢兴昌的王民乡有近百里远的沙沟乡，地处固原、海原和西吉县三县交界地，属于真正的“大山窝窝”。玉泉营吊庄移民的消息刚刚传到乡里时，马炳孝那年已经70岁了，他立即找到负责这项工作的县里副县长，恳求全家报名移民。“再不搬，我马家就会断子绝孙了！再晚一些日子搬，可能家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少一口人……”多少年后，有人问马炳孝老汉为啥这么积极想当吊庄移民，不识几个字的马炳孝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与其说这是马炳孝从口中吐出的话，不如说是他内心深处淌出的血……
为了生存，七旬老人拼了：从偏僻的西吉沙沟到县城赶毛驴车就要近一天，然而马炳孝这一次是带着全家三代七口人一起上路的——从他老宅出发，到银川这边的玉泉营到底有多远，马炳孝老汉当时并不清楚。村里人就跟他开玩笑，“你赶着毛驴要一直往北走，别弄错了方向啊！”
“咋弄错了方向？等我到北边去了你们还有啥嘲笑我的？”马炳孝回敬说，“这回我是带着全家去奔小康，你们以后别眼红便是了！”
“好得很！你要是找到了那个叫玉泉营的地方，半年不回来，证明那里好着呢！我们就也跟着过去。”村民们跟他打起赌来。
“说定了！”马炳孝操起鞭子，只见坐满一家七口的毛驴车颤颤巍巍地走出大山沟谷，向远方驶去……
马炳孝早就跟家人说好了：前面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往里跳，不可能再回到沙沟乡了！不能让村上的人嘲笑我们！你们答应的就跟我走，没这胆的就留在老宅基上。后来，儿孙们都点了头。于是马炳孝老汉临离开村庄时干脆把老宅都扒了，意在誓不回头。
“不易啊，我们走了整整七天七宿啊！”马炳孝后来跟人说。
不说人有多乏，单说那头毛驴，虽过去一直在马家任劳任怨，可那是在近村近地的田头或磨盘上，再累也可以偷个懒，打个盹，然而在陌生的长途跋涉中，毛驴第一次遇上它从未有过的艰辛：山道上，它要小心崎岖陡峭的山路；公路上，它要让着、躲着争抢道路的来来往往的车子和人流；白天的风，夜间的雨，还有陌生的街道与岔路口……毛驴从没有见过如此复杂、如此变化的路途。
七天七宿，一头毛驴，一家三代……这样的旅程，对马炳孝一家来说，就是一次为了改变命运的长征，是宁夏千百万贫困百姓的一个缩影，与马炳孝走了同样多、同样远、同样艰辛的“长征”之路的还有许多人。
《山海情》剧照
其实，无论是第一批落户到玉泉营的移民还是谢兴昌他们这批幸运的“闽宁村”民，在他们离开家乡踏上另一个新家时所经历的环境和困难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戈壁滩的本色就是荒凉与孤独，风沙伴寂寞。也就是说，你想在这里落脚，唯有苦干，唯有一往无前地苦干到底，就像移民们第一次想在这儿喝上清清的泉水一样，必须义无反顾地往地底下挖……直到胜利为止。
谢兴昌一行14人是闽宁村的第一批新移民，也是最早来落户的“土著居民”——现在他谢兴昌经常这样“吹牛”自夸，因为现在美得跟花园一样的“闽宁镇”原来就没有一个真正在那里住着的居民。“它是一片荒地嘛！是彻彻底底的戈壁沙滩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土著居民！”谢兴昌说得也在理。
但在当时，同他一起过来的另外12位村民一下车就骂他是“骗子”。
谢兴昌说：“我咋是骗子嘛？”
村民们就瞪他一眼：“你不是骗子是啥？你说这里比我们家那边好，有‘金窝窝’。咋没有呀？啥都冇嘛！”
谢兴昌用脚狠狠地踩了一下滚满砾石的戈壁滩，反问道：“啥冇？这里不是‘金窝窝’？”
“哎呀你个大骗子！大骗子呀——”立马，有村民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哭起来。
“起来！你给我起来——”谢兴昌火了，一把将那号哭的村民拉起来，“咱们是头一批代表西吉县王民乡的移民，我们到了这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闽宁村村民了！知道为啥叫闽宁村吗？因为这是我们宁夏和福建两个省合起来为咱西海固的穷人建的村庄，人家书记亲自定的地方，定的名！你不感到光荣反倒哭丧个脸，你不觉得丢人我可丢不起这个脸！你要说这儿没有‘金窝窝’，是我骗了你。但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明白了——你们大家都给我听明白了：以后两个月里，如果你们听我指挥、听我话，我保证你们每家每户都能见到‘金窝窝’，如果等两个月后你们冇见到‘金窝窝’，那你们或者劈了我的头，或者就回老家去，路费我出！你们说咋样？”
谢兴昌带领大家从盖房开始，走上了建设新家园的艰辛道路。他也确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式建房之后，他又往镇上跑了一趟，贷了第一笔款，这种贷款因为沾“闽宁合作”的光，所以都是特别优惠。“你想想：像我这样的中等情况的家庭，每户六亩地、两亩宅基地，个人才交2000元，这样的好事等于天上掉馅饼，除了我们闽宁村，你还能在哪个地方找出这样的好事？”谢兴昌很自豪地告诉我，他就是靠这样的优惠政策和无息贷款与移民补贴，先把自己的家盖好后，一起来的那些村民就以他家为“根据地”，然后由他和另外12个人（包括他老婆在内）作为闽宁村吊庄移民的“革命种子”，建好了第一批房子，让一起来的11户村民都有了落脚、安心的宅基，然后再回到老家，接那些半信半疑的贫困乡亲们来参观。现场一看，那些西海固的老邻居们眼红了：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优惠的政策，再不来是傻子！
最后他的“移民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97年底，已经有400多户在闽宁村落户。至此，他这个村支书也名副其实了——
写到此处，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为什么当年谢兴昌第一批带出的12户贫困户最后成了11户呢？谢兴昌说：“有一户当时跟着我来后感觉戈壁滩没希望，所以回去了，后来到新疆去打工，他没有坚持下去，没有参加我们建设家园的创业，所以他没有‘金窝窝’……”
“我们的宅基地和后来政府卖给每户新居民的铺面房，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价，那都是二三百万元了！”难怪闽宁村的吊庄移民都说自己掉进了“金窝窝”……
朴实的比喻，常比经典的诗句更透着人间的温馨与理想和信仰的终极意义。
08
左中括号
“村”变“镇”，就是一部史诗
左中括号
闽宁村现在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谢兴昌那个时候的闽宁村如今早已扩建成为银川市属的一个独立的行政镇。
我们现在可以从百度上非常简单地查索到关于闽宁镇的如下简介：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下辖的一个乡镇级行政单位，下辖福宁村、木兰村、武河村、园艺村、玉海村等5个村庄。
谢兴昌说，他最早来的时候，闽宁村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后来变成了几个村，他是最早的“闽贺村”支部书记，后来这个村与邻近的“兰子村”合并，成为新的“福宁村”。直到2009年时，谢兴昌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
从戈壁滩到金沙滩——谢兴昌和数万名西海固贫困百姓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创业者，当然也是得益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功臣。
从1996年中央决策东西部对口协作帮扶，福建和宁夏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至今，仅25年时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追溯一下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你会发现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一块一无所有的戈壁沙滩，变成一个四通八达、人均年收入超过14000元，甚至率先用上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还没有用上的5G这样最先进的通讯技术的现代化城镇……
闽宁镇正如一颗耀眼的中国脱贫史上的璀璨明珠，在宁北的大地上闪闪发光……
从闽宁村到今天的闽宁镇，就是一段中国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一个经典篇章。
宁夏扶贫办对“闽宁镇经验”的解读有这样“四条”：
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成功范例；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战略的有益探索；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创新呈现；
贡献给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智慧。
应该说，这四条是非常有深度的理论表述，或者说它比较精到地概括了闽宁经验的要义。在一片荒漠的戈壁滩上，从“闽宁村”到“闽宁镇”的过程，就是一部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史诗，这一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时期为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创造的经典杰作！
在人类历史上，“共产党”出现之前，没有哪个阶级和执政者声称自己是为这一目标而存在和奋斗的，只有共产党人出现之后，他们才宣布了这样的伟大使命——要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过上同样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这个苦难民族的执政者之后，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渐渐开始走向强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和民族的飞速发展，让有奋斗精神和伟大情怀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了更高远的目标——在2020年消灭国家贫困，全面实现人民生活小康。然而，在那些自然条件极差、完全不具备“人类居住”条件的地方也要消灭贫困，让那里的人们过上小康生活，这早已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有这种可能性吗？谁人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有谁？有谁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发誓言保证？
有。2015年，他代表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承诺：用五年时间，在2020年底在中国彻底消灭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