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考上了政法界“黄埔一期”
原题：
我的大学
原创：高宽众
1978年上大学前，我家的窑洞。
1. 恢复高考给我带来
改变命运的机遇
我家在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道镇乡寺沟河村，父母都是农民。1975年1月，我从甘泉县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农民。后来道镇公社抽调我参加农村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但仍然是农民身份，农村户口，公社领导随时可以让我回家继续当农民。所以，我拼命挣表现，天天小心翼翼，并几次想去参军，改变命运，但都没有成功。
1977年下半年，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想机会来了，但我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复习，就晚上加班复习。1977年冬天，黑压压一片人在县中参加高考，我信心满满，自信自己一定能考上，但一直等到1978年2月，什么也没等到，落榜了！
这个刺激非常大。高考是当时农民子弟彻底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很多乡村青年无法跨越的一道天堑。我决心拼了，要不然将来连媳妇都娶不上。
1978年，我仍然是一边在公社上班，一边自己偷偷复习，半年中，不回家，不应酬，天天复习到半夜。有一天上厕所，看到天上飞过的飞机是双层机翼。同事们都说是单层。最后一想，坏了，我的眼睛近视了。
1978年7月，顶着酷暑来到县城再次参加高考。这次是全国统一命题，语文题出乎大家预料，不是命题作文，而是让考生把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压缩为600字以下的短文。我在公社就是写材料的，干的就是这个，不费事就压缩完毕。
地理试卷，考的也是理解能力。其中有一道题15分：“有人在冬至时，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正好三个月后到达位于赤道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正好又三个月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试问：他出发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为什么？他到达基多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多、华盛顿的昼夜长短如何？为什么？他到达华盛顿时，华盛顿是什么季节？为什么？”
我们社会青年的长项就是理解，高高兴兴就把题答完了。两天考完回到家里，我对父母说：我今年肯定考上了！
1978年9月，我收到西南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挂号信。
9月初的一天晚上，道镇邮电所的邮差老贾骑车来到我办公室，说有我的挂号信。我接过一看，上面印着“西南政法学院”红彤彤几个大字，心里一阵狂喜！打开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登时公社大院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贺喜，公社共青团书记周士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你中状元了！
1978年高考，全国610多万人参加，录取了40多万，录取率为6.6%，而在我们贫困的陕北，可能连2%都不到。我们高中一百多位同学，考上大学的只有三位。西南政法学院78级四百多位同学，只有我一位陕北人。
当时我的最大感觉是，我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做人，我自由了！
1979年，我春节回乡全家合影：前排右起：父亲高巨福，母亲曹海珍，表妹何玲玲。后排右起：我，弟弟高宽报，妹妹赵高红。
2. 有同学戏称我们是
“稀烂政法学院”
1978年9月底，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山城重庆，到西南政法学院上大学（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叫政法专业，绝密类，学制四年。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农民变成了大学生，一夜之间成了天之骄子。
十年文革，高考中断。据我的大学同学纪佃澎回忆，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共招收了426名学生，其中法律系364人，分为十个班，我在第三班；师资班62人，分为哲学和共运史专业两个班。同学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年龄、经历、家庭差别很大，老三届的同学有1947年出生的，应届高中生有1963年出生的，几乎是两代人。大家都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个个都是精英。
我记得当年我的高考总成绩是是330分，平均每科66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共五科，每科100分为满分），在陕北文科考生中属于高分了。但到了西南政法学院，人家福建、江苏、浙江来的同学，个个都在350分以上，好像还有400多分的。
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因文革停办到处破破烂烂。重庆雨多，校园到处是泥泞的道路，有同学戏称我们是“稀烂政法学院”。但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整个社会奋发向上，充满理想。学校从胡光院长到炊事员，竭尽全力来为七八级四百多名学生创造学习条件。
更为可贵的是，胡院长非常开明、包容、正直，平易近人。老人家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人事部副部长，行政八级。我们这些愣头青思想激进，有的还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为当时的环境和体制所不容，但胡院长和学校老师都把我们当着自己的孩子看待，尽力保护了我们，也培养了我们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永远怀念我们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
1979年11月10日，《西南政法学院院刊》“光荣榜”：“三班：李连宁、高宽众、于安”。
（1）三好学生得到10元奖金
我是农家子弟，我知道，没有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过硬的本领，在这群强手如林的同学当中就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还想改变中国和世界了。
这样，大学几年我一直苦读，恶补。我离开陕北时，我的好友，道镇公社电影放映员曾连成（乳名买子），把他放电影用的一个工具包（特大号帆布书包）送给我，大学几年我就背着这个书包天天泡在教室学习，没有节假日，没有下馆子（家穷没钱）。天道酬勤，第一学年我全部功课优良，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还得到了10元奖金。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复校时大门。
（2）讨论课让我们独立思考
当时学校有很好的教学制度，政治理论课和法学专业课均安排时间，分班自由讨论。当时的社会风气好，我们三班的讨论课总是辩论激烈，高潮不断。通过辩论，培养了大家的口才和胆量，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收获很大。
贵州来的一位老大哥，干部家庭出身，曾参军到老挝抗美援老，诗词歌赋无不精通。我们学法律，他竟然花大量时间研究哲学，对各种思潮进行反思，在学校饭堂贴出大字报，提出回到马克思。当时我20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这些老兄对我影响极大。
后来我到安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到农业部工作后上机关党校，还到美国阿肯色大学读研究生，但我感到各时期同学包括美国同学，对我世界观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西南政法学院的这帮同学。受到他们的感染，我开始对社会、对政治、对世界独立思考，有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判断。
我们从此开始，平视权威、挑战权威，开始拷问历史，并不断充实自己，修正自己。终于，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西南政法学院78级同学毕业后，在自己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做得十分出色，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被戏称为政法界的“黄埔一期”。
1982年元旦，西南政法学院78级陕西同学合影（前排左3本人）。
（3）扎实的功底终身受用
1993年8月，我赴美求学，知道美国学生必须先获得法学以外的学士以上学位才能读法学院。回头一想我们78级这帮同学，大部分都在社会上工作、经历过一些摔打后才开始学习法律，这是我们学习法律较有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曾到西政图书馆旧书堆里翻书，偶然翻到解放前出版的陈朝壁先生的专著《罗马法原理》，我读着读着就入了迷。这本书讲到民法中的添附问题，它说：河水泛滥把右岸的土地冲刷后，泥土淤积到左岸形成左岸新的土地，这种添附的产权仍然应归右岸土地的主人。
我在道镇公社工作时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想到古代罗马法早有解决办法。从此，我对民法产生强烈兴趣，选定民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1年，我提前考了安徽大学的研究生，1982年1月入学，师从我国著名的罗马法专家周楠教授，学习民法。
这样，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实际只读了三年半，但在这几年系统的法律知识训练下，我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有了这种基本训练和功底，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能够熟练解析很多法律规定和政策没有规范的疑难问题和案件，能够比较容易的接受新的法律知识。
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作者:高宽众，1982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阿肯色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3年在农业部工作，任政策法规司立法处处长。1995年担任全球500强之一美国泰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律师。1999年担任法国赛力事达公司在华大型合资企业的法律顾问与董事会秘书。2005年合伙创办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现为北京恒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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