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体育生直降100多分，体育爬藤真是捷径？
原创 gauchewood 爸爸真棒
这几年，顶尖海外大学的录取率一年更比一年低，录取标准则“卷上天”，学生绞尽脑汁思考，该怎么“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体育爬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关注。原因无它，美国顶尖大学对于体育运动员的偏爱真是有目共睹！
根据哈佛Class of 2025新生数据显示，所有新生中，有10.4%是运动员！按2000的新生人数估算，运动员约有200多人。而前几年，这个数据分别为10.6%（2024）、11.2%（2023）、12.2%（2022），稳定在10-12%的区间。
而运动员的SAT/ACT成绩也远比非运动员要更低。报告显示，运动员SAT均分为1397.4，而非运动员为1500.8，可以看出，体育特长生在入学时，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根据美国教育网站college factual数据显示，哈佛大学共有1223名运动员，运动为哈佛大学收入近3000万美元（约2.1亿人民币）。
不仅是哈佛，顶尖大学都是如此。从以下2018年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些大学的录取中，运动员占到很大的比例。
△Ivywise整理
这样的背景下，华裔家长“卷”体育进藤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儿。拿美籍华人最爱的花滑举例，几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花滑冠军选手，都在最顶尖的大学就读：
Nathan Chen
耶鲁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钢琴拿过州冠军，体操还全能；
Karen Chen
康奈尔大学人体生物和健康专业，这是当医生的前期课程；
Vincent Zhou
在布朗大学经济学+商务双专业。
更不要说还有进入斯坦福的谷爱凌。真是牛娃扎堆儿，群星璀璨。
△左-右：Nathan Chen、Karen Chen、Vincent Zhou
体育成绩好对于能进藤校有很大帮助，但体育确实不好“鸡”，某种程度上甚至比“鸡”学术更难。
不仅孩子要有天赋，家长投入的金钱和精力也不可估量。比如花滑，一个水平不错的冰童，一年开销就要6-8万美金以上，十几年培养一个专业运动员上百万美金都有可能。普通中产根本供不起，上中产家庭都需要勒紧裤腰带。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顶尖大学会在录取时优先考虑运动成绩杰出的申请者？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为何只有美国大学这么看重体育成就，而其他国家的大学却不这样呢？
我们的专栏作者Gauchewood在读了一本800页的厚书《被选中的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 了解到了哈耶普这“三巨头”在一个世纪里的招生故事，解答了他心中的这些疑问：
原来对体育的偏好，最初是为了建立“阶层和种族壁垒”，到了20世纪以后，却成了藤校大力进行“市场营销”的结果。
重视体育，因为它是“阶层和种族壁垒”？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曾是“足球学校”
美国的精英大学无论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巨头”，还是8所高校组成的“常青藤联盟”，体育都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
20世纪初期，在哈耶普的校园里，体育最重要，其次是俱乐部，学术得排到第三位了。至少在1915年之前，提到这三所大学，大部分美国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足球。
1893年，耶鲁和普林斯顿之间的比赛在纽约举行，吸引的观众有4万人之巨。其时，各部的部长们为了不错过这一重要赛事，纷纷缩短感恩节活动的时间。
十年之后，在哈佛体育馆——世界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有35000人涌进现场观看其与耶鲁的比赛。
后来哈佛体育馆将观众席扩容至58000个。它的老对手耶鲁则在1914年建成了全美最大的足球体育馆，可容纳观众7万人。
△图片截自https://www.harvardmagazine.com/node/71421
当时“三巨头”因为痴迷体育，在学术水平上颇受诟病，在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受到芝大、哥大以及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严重挑战。
1903年，一个由埃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领导的委员会就耶鲁的学术氛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出在1896-1897学年度，学生的学业成就日渐下降。
而在校园文化背后的价值观体系——对社交、运动，以及兄弟会活动的看重、对学术的贬低——正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在耶鲁的本科生文化中，“反智主义”现象突出——学生中间流行的是比较到底谁更不爱学习。
虽然如此，“三巨头”在本科生中的老大地位却无人可以撼动。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俱乐部、社会组织、运动员，以及他们穿的衣服、使用的俚语，都成了港澳剧全国大学生争相模仿的对象。
它们还被看作是国家领导人的培训基地，1901年9月到1921年3月，入住白宫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三巨头”。
△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哈佛）、第27任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耶鲁）、第28任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普林斯顿）
学术这么“差”，为什么地位还这么高呢？
因为“三巨头”那时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培养上流社会的下一代，学术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看重的其实是某种“品格”。
19世纪晚期的美国，东部的上流社会，在子女11岁时，就选择将他们送入特定的几所寄宿学校，并希望能在孩子身上塑造自己尊崇的理想人格，灌输自己看中的价值观。
波士顿上流社会74%的家庭和纽约上流社会65%的家庭，都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哈耶普。“三巨头”和对口的几所顶尖寄宿美高如格罗顿、圣保罗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最受追捧的中学格罗顿，这样许诺：
(我们)需要大力地培养(孩子们)的阳刚气质，让他们习得基督教徒应有的品性。我们不仅要让他们在智力上获得发展，还要让他们在道德与身体上健康成长·····
△截图自https://www.groton.org/#/
具体怎么做呢？不是读书，而是运动。
运动中存在的竟争有助于学生发展出多重品质，例如忠诚、勇气、合作以及男性的力量。体育运动可以让年轻人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同时全力以赴，因此其也将有助于他们学会自制、公平竞争与正派为人。
他们的校长皮博迪，痴迷于足球运动。格罗顿的所有孩子，不论体力、兴趣如何，都必须踢足球。在校长看来，“足球是一项道德上的事业”。
在格罗顿工作的日子，我坚信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