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乡村医生王文庆:54年前第一次做针灸 手也哆嗦

在北京的丰台区大瓦窑村,乡村医生王文庆的名字老一辈的村民太熟悉了。54年前,他是村里卫生所里年纪最小的医生,只有16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给孩子们打麻疹预防针的是他,送小儿麻痹防治糖丸的是他,挨家挨户搞卫生科普宣传的人里有他,夜里有头疼脑热的急诊,背个药箱跑到家里去的还是他。

70岁的乡村老中医王文庆。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54年后,京西的大瓦窑村逐渐社区化,村民不再务农,楼房拔地而起,这里已经是另一番模样,王文庆仍是卫生服务站的一员,也已是站里年纪最大的老中医。70岁的老中医王文庆每天要出半天诊,几个小时的时间要看八九名患者,有的时候,人数可能更多。来看病的多为老人,在王文庆看来,每每有人来看病,托付给自己的除了病痛,还有一份积累了五十多年的信任。

第一次扎针 手也哆嗦

70岁的王文庆头上的白发不多,脸是标准的国字脸,褶子都集中在脑门和眼角,乐起来的时候不大的眼睛会弯成两条线,看病的时候,这双眉眼则专注,沉静。每天上午接诊八九名病人,是70岁王文庆的工作常态。偶尔他也要出诊到患者家里,有时候还会带上一盒银针。当下不比从前,中医的银针早就是一次性的了,但王文庆施针的技艺却结结实实积累了五十多年。

1964年,卢沟桥乡在全乡范围内办起耕医班,从名字上便能看出一些“半农办医”的意味。实际上,耕医班的创建时间比1965年“六二六指示”后全国农村大批赤脚医生培训班要早一年,彼时的王文庆还在上中学。“当时就听说过有这个培训,我中学毕业,村里人也来找我,推荐我去接受培训当医生。”王文庆没拒绝,“小时候身体不好,每次生病都得去四五里地之外的诊所打针。村里人看病远,当时觉得要是自己当了医生,对村里人,对自己都能有照应。”

耕医班只学习两年,教授的多是常见病的治疗方法,注重小病和预防,偶尔也有大医院的大夫来讲述中医针灸的知识,学员们也多是边学边治。

大瓦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医王文庆佩戴的工作牌。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两年的学习时光或许短暂,却是王文庆走入基层医疗领域的开始。到现在他还记得,初为医者,第一次手持银针时,手也会打哆嗦。但凡学过针灸的人,都知道这扎针深浅的讲究,胳膊和腿,针扎得要深,而后背下针则必须浅,“就怕这针太深会插坏胸膜,给患者扎成气胸”。所以在针真正施到患者身上前,年轻的中医们都要做成百上千次的练习,足三里、中脘穴是王文庆惯用的练习穴位,“这些穴位都不算特别重要,一般都是我和同事两个人,互相练手感。”

夜间急诊 少不了的药箱和听诊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白天忙着挣工分干活儿,大人和孩子的病基本就拖到了晚上,卫生所的医生夜间值班出急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晚上要跑个三四趟。”王文庆记得当时村里没有路灯,村里的土路黑黢黢的,他有时跟在村民家属的后面,一路上碰着刮着都是寻常事,“净摔跟头了,有时候骑车还会栽到沟里面去,也是要鼻青脸肿的。”往往到了患者家里,王文庆自己也挂着彩。

当时,王文庆还有个牛皮药箱,“说是牛皮,其实多是皮革的。有的可能只是外面一层革,里面是一些硬板纸。”这样的药箱谈不上皮实,王文庆背坏过七八个。药箱里的东西很固定,绷带、纱布、红药水,紫药水,退烧药是常备的,“还得带点抗生素,消炎药,土霉素,金霉素都少不了。”

最少不了的是一个听诊器。病人需不需要转院治疗,当时的病情有多严重,都需要听诊器的帮忙。怎么判断病情?王文庆说他当时一看病人发烧的体温,“39℃往上就比较严重了。”二听病人肺部呼吸时是否有啰音,“这是一种呼吸杂音,出现啰音就是病变了,有可能是肺炎,后面还要仔细听听是湿性啰音还是干性啰音,一般湿性啰音比较多,声音听起来就像吹气泡破裂的声音。”王文庆说,一旦出现啰音和哮鸣音,就需要患者前往更大的医院治疗。

王文庆回忆,那时候很少有患者接受转院。“主要是过去,我们距离大医院远,而且老百姓怕花钱,有什么病都先想自己扛过去。来找我们村医也是一样,很多夜间出诊都是他们自己扛不住了,所以叫我们去了。”医者也知患者心。王文庆说,如果患者和家属都不打算转院,那么当时在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前提下,自己手里退烧药和抗生素就成为了主要的治疗手段。“所幸当时人们都没什么抗药性,不像现在,所以基本上都能好。”

村里当医生 好与不好村里人都知道

王文庆说自己一直有一颗报国心,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王文庆还曾参军当过军队特招的义务兵。他身高173厘米,当时体重只有97斤,因为有一些医学知识和经验,被特招进了沈阳军区。五年后回乡,王文庆仍选择留在了卫生所,“后来想想,当兵和基层当医生一样,都是报国,都是保护群众。”

回顾选择成为一名医生的那一刻,王文庆说自己想当一个称职的医生。如何定义称职?他说要医疗技术精湛,能够解决群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糊弄人,无论在哪里,都当如此。所以在这几十年里,碰到拿不准病情的患者,他不会匆忙下结论;碰到有上门把服务站当药房开药的患者,他还是会坚持先望闻问切,把患者的病情摸清探明。

王文庆给患者开的处方单。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当然,这些年里也有错失和遗憾。来卫生所的病人出现了高血压,王文庆叮嘱患者应当去医院检查病情,在旁人眼中正常的医嘱却让他一直后悔自己对患者没能十分严格,“只说了应当,实际上,如果大夫说‘你必须得去医院’,那么可能后期病人的病情也能早点得到察觉和治疗。”“应当”与“必须”两词之间,藏着王文庆长期的懊悔,也是他心头的一个节。此后的每次医嘱,也都因此带上了十倍的小心。

在基层乡村当医生,王文庆觉得这是对医生口碑品性的考验。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技能的好坏优劣,村里人都会知道。从医54年,王文庆已经不再是那个只在耕医班里学习过两年的年轻医生,他曾继续接受培训和教育,也是第一批通过乡医证考试的医生,到如今也有了从乡里和区里,专程而来的患者。王文庆说,在看病这件事上,农村的卫生工作更讲究一个信任,“你做得好,村里人就都知道。”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唐峥 校对 危卓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