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叙说的历史与人的主体性：口述历史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践

　　    　　时间与空间型构了历史，而历史的进程则在口述历史者的讲述中款款而出，并与官方记载相互嵌入，共同编织出曾经流逝的岁月，再现着岁月变迁中的人和事。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单位人”的生活史被地域文化、制度演变所塑造，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自身的实践创造了历史与时代。阅读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陶宇的《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单位人”生活史研究》一书，可以深刻感受到单位体制的变迁在“单位人”口述史中的清晰流动。作者通过具体而微的“单位人”生活史的描写，勾勒了时代推进与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个体生活史的跃动，为读者还原了制度演变的动态过程，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然而，作者的初心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此为基础，尝试以口述历史为方法打开“单位人”的内心世界，以微观处见精神，以个体生活史的变动透视制度变迁之深意。

　　可叙说的历史：口述历史方法作为一种可能

　　近年来，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并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反响。它得以被认同并发生契合的原因在于，口述历史方法对于“人”之主体性的关照。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在单位制形成、发展与变迁的轨迹中，‘单位人’是重要的实践主体。在‘单位人’这个极具包容性的群体中，普通岗位的寻常百姓占据主流。在历史长河中，普通的农民、工人等都是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存在，但他们的生命却汇聚成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那些生动鲜活的故事、那些别样丰富的历史以及即将消逝的声音需要被留存，这是一个民族尊重历史、关注人性的根本需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获得真知的必要步骤。”[1]

　　口述历史是收集资料的一种有力途径。口述历史通过与不同生命样态的碰撞，体验差异的人生过往，并获取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通过每一位“单位人”的讲述，研究者发现了不同个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制度的逻辑。在对记录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本文可能。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动态多元的“单位人”群像，如“体制依附者”“体制适应者”“体制跨越者”“体制服从者”“体制超越者”等。这打破了既往人们对于“单位人”的定势思维，同时，也立体化呈现了单位制变迁的复杂性，丰富了单位制与“单位人”研究。口述历史也绝不止步于记录与整理层面，重要的是强调了一种反思可能。在既有的单位研究中，成果往往侧重于宏观层面分析，而忽略了亲历者的讲述与体验，及其带来的独特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口述历史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关注到个体在体制演变中的生动体验，从而赋予研究丰富的素材与多元的视角。因此，《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单位人”生活史研究》一书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改革变迁为书写背景，通过口述历史方法的运用，展现了三代“单位人”在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生命历程。作者将“单位人”个体的生活史融入宏观历史叙事，为理解社会变迁与分析制度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吉林大学教授田毅鹏所言：“单位口述历史是‘进入单位’一个最为切近的渠道。因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口述生命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把握个体人的生命历程，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循着‘单位人’生命史的历程真正地进入其所在的单位组织，为我们解开组织内部的关系结构及其运行逻辑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持。”[2]

　　大写的人：口述历史在“单位人”研究中的张力

　　口述历史可以“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完善人格，培育理性、公允的社会生活。”[3]在本书的书写中，口述历史方法的使用彰显了“单位人”的每一个体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张扬。通过口述历史方法的运用，该书关注“单位人”群体在单位制变迁中的独特地位与实践作用。“单位人”在历史变迁与体制变革过程中的主体性、实践感与行动力的彰显，使我们在看到他们被时代所塑造的同时，也体验到其生命中坚韧的主体性能量。这种角度和方式将被淹没于组织及制度研究中的“人”推向了历史舞台中央。该书透过“单位人”的生活史，对其生活史本身展开了深入挖掘，呈现了“单位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身，更强调了“单位人”作为历史主体在时代变迁与制度演变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着力挖掘“单位人”与单位制之间的互构关系，挖掘解析互动视角下制度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凭借具有时代纵深感与独特地域性的“单位人”群体的动态性描绘，本书廓清了“单位人”在不同时期的角色演绎及实践力量。因此，本书通过关注“单位人”及“单位人”的实践性、复杂性与动态性，不仅将“人”的主体性推向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更彰显了人与制度及人与时代的联结过程，而这些，也成为进一步深化与丰富单位研究的重要维度及关键要素。

　　在《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单位人”生活史研究》这一流动的、立体的画图中，我们看到，制度变迁并非是单向的、简单的、线性的，而恰恰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复线的过程。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单位人”被带入其中，同时，也不断通过自我彰显重建外部结构。该书借由口述历史的钥匙，打开了“单位人”生活史这一视角，并丰富了单位研究，回应了时代议题，助力了社会发展。同样，如果置于其他视角下，我们仍然能够像调转万花筒一样，看到这本书所带来的大千世界及其背后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浓烈的历史厚度。单位研究是中国研究的典型论域，在时代的变迁中，它曾经被热烈关注，也曾被忽略，但深嵌于其中的“单位人”始终拥有着生生不息的动能，并一直在书写着精彩纷呈的故事。在此意义上，“单位人”的研究是可持续性的知识再生产，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有更多口述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展开，从而以人文的精神照耀社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红曼

　　参考文献：

　　[1]田毅鹏.“单位口述历史”何以能深化单位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22(7):104-111.

　　[2]刘亚秋.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J].学习与探索，2021(7)：41-47.

　　[3]陶宇.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单位人”生活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

　　徐红曼，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工匠精神的价值实践研究”(编号：19YJC840038)资助；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后单位时代‘单位人’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研究(JJKH20200694SK)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