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丨寻找祝英台
原标题：俞国林丨寻找祝英台
寻找祝英台
文丨俞国林
年少时伏处乡野，对村子以外之事，所知甚少。在村子里第一台电视机进入之前，村民最大的娱乐可能就是越剧班子下乡演出了。很多戏文，是女人们作为茶馀饭后的谈资的，比如宝玉黛玉、五女拜寿、孟丽君、何文秀、王老虎抢亲等等，当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
后来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民间文学概论”列入基础课程，所谓四大民间传说，即 《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也。可惜当时只是学了些表象，也没作任何思考。直到中华书局工作，负责顾颉刚先生著作的编辑出版， 读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及关于孟姜女故事演变的考 证，感觉有非常的趣味。自那时候起，逐渐关注起“梁祝”来，因了这个故事有着浙江的因素， 以及残存的年少时的模糊记忆。
然据《梁祝戏剧辑存》、《梁祝故事说唱集》、 《梁祝文化大观》、《“梁祝”的起源和流变》、《历代梁祝史 料辑存》 等相关图书，可以了解，除地志记载与文人题咏外，就剩传奇戏曲为要了。地志或有脱讹与附会，文人或多增饰与凑句，传奇戏曲则是民众喜闻乐见之需求尔。
经过千馀年的口耳相传与文本演绎，复经戏曲、影视、音乐的广为传播，今日之中国，民间似已无有不知有梁祝者。梁山伯，或曰会稽人，官鄞县令；祝英台，或曰上虞人，或曰宜兴人，两地各说各理。予长而好游，也曾过甬上，访阳羡，凭吊遗迹，感怀故事。博稽史料记载，探索遗迹风貌，徵问老者印象，拟通过文献著录与实地考察之比勘，寻找祝英台之本来与本事，以及梁祝故事在历史叙述与民间传说之间 的细节交织，一探究竟。
一、 地志的层累与南北之重叠
百年前，顾颉刚、钱南扬、钟敬文、冯沅君诸先生始着手祝英台资料 (包括传奇、戏曲) 的搜集，进而探讨梁祝故事之源起、增饰、附会与流传。早期的典籍资料其实非常有限。无论是《搜神记》的“化蝶”，还是《华山畿》的“合葬”，都只为这个故事增添一种古老(东晋时期)的可能尔。然梁祝之起源地，或曰四明(宁波鄞县) ，或曰毗陵 (常州宜兴)，百年来聚讼不已。兹就地志之载 记，梳理两者之关系。
图 01 宁波梁圣君山伯之墓
1．四明系
直到今天，我们发现将“祝英台”作(传)为一女子出现的，是宋代知明州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二及其所转引唐代的文献：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十道四蕃志》又称《十道志》，唐代武周 (684—705) 前 后梁载言撰，惜已散佚。清代王谟、王仁俊有辑本，未见此条。朝鲜半岛高丽时代《十钞诗》(据考成书在1300年前后)，释子山注唐罗邺《蛱蝶》诗，引《梁山伯祝英 台传》 长诗故事后，复曰：“《十道志》：明州有梁山泊冢。注：义妇竺英台同冢。”南宋金华人王象之 (1163— 1230) 《舆地纪胜》 卷十一“古迹”：“义妇冢：在鄞县西 十里接待院之后，即梁山伯、祝英台之冢也。”
据此可知： ①义妇冢在宁波鄞县西十里；②义妇 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墓；③祝英台是“义妇”；④《十道四蕃志》只著录同冢一事；⑤梁祝“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之说，出自“旧记”。
乾道(1165—1173)是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的年号，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完成于乾道五年 (1169)。其所谓 的“旧记”，是否为北宋徽宗大观(1107— 1110) 年间知明州事李茂诚所撰写的《义忠王庙记》，不得确定，虽《义忠王庙记》谓梁祝同学三年，梁不知祝为女子云，然此《庙记》似多小说文笔， 且乾道、宝庆、延祐、开庆四志俱不载。按， 明杨寔 (1414—1479) 《成化宁波郡志》卷六“梁山伯庙”条：“今有司立庙，宋大观中知明州事李茂诚撰《记》。”然成化志未录《庙记》，嘉靖、康熙二志亦失载。清鄞县人闻道性《康熙鄞县志》卷八“职官”：“梁处仁，字山伯。……李茂诚撰 《义忠王庙记》，历志俱缺。”文载卷九“义忠王庙”条下。从《成化宁波郡志》 “今有司立庙”五字，再导入“李茂诚撰《记》”之意，疑《庙记》出当时伪托。
图 02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清咸丰四年徐氏烟屿楼校刻本
换言之， 如果说高丽时代释子山注罗邺《蛱蝶》 诗所引《十道四蕃志》来源是可靠的，则祝英台在唐朝初年，是作为“义妇”的形象被著录于地志的；以后出之梁祝化蝶故事注罗邺《蛱蝶》诗内容，显为附会之甚者也。宋孝宗乾道五年 (1169)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引“旧记”，谓是“朴质如此”；宋理宗宝庆三年 (1227) 罗濬《宝庆四明志》，依循乾道志，谓“旧志称曰义妇冢，然祝英 台女而非妇也”。自唐初至此，五百年间，义妇祝英台隶属鄞县；罗濬仅是辨“妇”与“女”之别耳。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 袁桷《延祐四明志》所记梁祝故事，也只是依乾道、宝庆二志，然谓“旧志曰义妇冢，然此事恍忽，以旧志有，姑存”，则事属恍惚，姑存而已。《寰宇通志》 (明景泰七年〔1456〕刻本)、《大明一统志》 (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 所述基本一致。张时彻 (1500— 1577) 《嘉靖宁波府志》 卷十七“冢墓”：“梁山伯祝英台墓：……旧志称‘义妇冢’，然英台尚未成妇，故改今名。”可知在明嘉靖三十九年 (1560) 之前，一直称 “义妇冢”，然因祝英台是在出嫁途中殉情，时“尚未成妇”，故将“义妇冢”改作了“梁山伯祝英台墓”。
杨寔《成化宁波郡志》卷六 “祀典考”：
山伯，东晋时人，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归，访之上虞， 始知祝乃女子，名英台也。山伯怅然归，告父母求姻，时祝已许马氏，弗遂。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鄮城西清道原。又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弗能前。英台临冢哀恸，地裂而埋璧焉。马氏言之官，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奏封“义妇冢”。
图 03 杨寔 《成化宁波郡志》，明成化四年刻本
至此时，梁祝故事基本成型。同时及其后黄润玉(1389—1477) 《宁波府简要志》、张时彻《嘉靖宁波府志》、马明瑞《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因袭之。他若陆容(1436— 1497) 《菽园杂记》、田艺衡 (1524—1574后) 《留青日札》、陈耀文(1524— 1605)《天中记》、朱孟震(隆庆二年〔1568〕进士) 《浣水续谈》等皆有梁祝记载。至若明末清初徐树丕(1596—1683) 《识小录》与清中期翟灏 (1712—1788) 《通俗 编》记梁祝事，内容基本一致。徐氏谓事载梁元帝《金楼子》，翟氏谓事具唐张读《宣室志》，今二书内实未见梁祝文字，其一时误记欤？抑乱人耳目欤？
2．毗陵系
就在《乾道四明图经》后一百年、《宝庆四明志》 后四十年，鄞县人史能之于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升为知常州事，四年(1268) 续成前任宋慈未竟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著录曰 (标点据通行者)：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图 04 宜兴善权山英台阁
按，因是“俗传”，故“其说类诞”。然此时梁祝除了同学之外，另有化蝶故事矣，盖从昔人诗“胡蝶满园” 而生。然则史氏以《寺记》有“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 且唐咸通八年（867）李蠙《题善权寺石壁》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周必大(1126—1204) 于乾道三年(1167) 游善权寺：“敕额曰广教。……按，旧碑：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推测此地“必有人”，只是恐怕祝英台并非女子之名耳。臆 史氏当知故乡有“义妇”名祝英台者，或作此推测欤？
图 05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清嘉庆二十五年赵怀玉刻本
明谢应芳《洪武常州府志》、朱昱《成化重修毗陵 志》、陈沂《嘉靖南畿志》、唐鹤徵《万历重修常州府志》、王升《万历重修宜兴县志》等， 文字皆无出《咸淳毗陵志》之右者。他若沈敕(嘉靖十五年〔1536〕选贡)《荆溪外纪》、王圻(1530—1615) 《三才图会》、曹学佺 (1574—1646) 《大明一统名胜志》、陈仁锡 (1581—1636) 《潜确居类书》诸书，亦基本相同。
嘉靖间(1522— 1566)宜兴县令谷兰宗有《祝英台近》词并序，序曰：“阳羡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予省郊两舍于此，见其岩势巍耸，壁立数丈，真是文娥仙境。但竹石陆离，花芝凄冷，有可伤耳。”一曰“祝英台宅基”， 一曰“与梁山伯读书之处”，是两相混言也。
综上四明、毗陵两处方志而言，鄞县系为今所见文献最早之记载，其自“义妇冢”发端，经同学、访友、求婚、梁卒、祝嫁、临冢、地裂、投坟等，逐渐丰富；宜兴系因“读书处”而有“女子”祝英台，遂引入鄞县梁山伯，并以化蝶终场。复经元以后戏曲之播演 传唱，梁祝自同学以致化蝶，演绎一场千古悲剧。
宋释北山绍隆(1078—1136) 作《梁山伯墓》、元释明极楚俊 (1262—1336) 作《祝英台墓》诗，明极诗有“罗裙劈碎成飞蝶，依旧男儿不丈夫”句；明末清初鄞县人陆宝 (1581—1661)《英台墓》有“分明石隙留裙片，化作双飞蝶绕枝”句，则复将化蝶故事，移入鄞县矣，实现了两地传说的汇融。殆至清中后期宜兴人邵金彪 (道光三十年〔1850〕岁贡) 作《祝英台小传》，引入鄞县系故事，铺演梁祝传说，收入吴景墙《光绪荆溪县新志》，作为宜兴系的宣言书，昭告天下，后被广为引述，影响甚巨。
二、 句读的错断与诗文之助澜
当史能之修《毗陵志》时，四明已有两志。史能之本鄞县人，且史氏为四明望族。乾道、宝庆两志，或有流传至毗陵者，因“祝英台”三字，遂附会出梁祝故事，亦未可知也。
然就文本言，《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 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四十一字之句读，实为枢纽，古人今人大皆断作：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 碧藓空有读书坛。”
据此， 则：①祝陵在善权山，②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③巨石上所刻文字为“祝英台读书处”，④祝英台读书 处又号碧藓庵，⑤昔人诗句云云。盖若不作此读，则后文“俗传英台本女子”便无着落。北宋僧仲殊《云霁游善权寺》：“相国亲题离墨石，女郎谁筑读书台。” 永嘉人薛季宣 (1134—1173) 《游竹陵善权洞》有“万古英台面”句，自注曰：“寺，故祝英台宅。”是皆以“英台”作女郎矣。故谓此句读自宋人始，即将“祝英台读书处”等同于“碧藓庵”。
图 06 杨守阯《碧藓坛》(沈敕《荆溪外纪》，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明代如鄞县人杨守阯(1436— 1512) 有《碧鲜坛》诗，自注：“即碧鲜庵，相传祝英台读书处。”且于“苟 焉殉同学”句自注：“旧传英台与梁山伯共学， 后化为蝶。”王世贞 (1526—1590) 《游善权洞记》曰：“至三生堂，观祝英台读书处。”王稺登 (1535— 1612) 《祝陵逢史户部俄而别去》有“临歧一吊祝英台”句。邹迪光 (1550—1626)《入善卷寺》第二首自注曰：“寺是祝英台读书处。”李流芳(1575— 1629)《潘克家蒋韶宾邀游善卷寺酒后偶成》：“君不见祝娘遗迹今荒台，当年读书安在哉。”自注：“寺相传为祝英台读书处，今有台尚存。” 清代如宜兴人陈维崧 (1625— 1682) 《碧藓庵》诗序，曰：“碧藓庵，相传为祝英台读书处。”洪亮吉 (1746— 1809) 有“善权寺访祝英台读书处及三生堂故址”诗题。或谓善权寺是祝英台读书处，或谓碧藓庵是祝英台读书处。此种认识，皆因梁祝传说而反向作用于对文本之解读与再次之书写者也。
然则岩前巨石上所刻者，为“祝英台读书处”六 字欤？抑 “碧藓庵”三字欤？
图 07 释方策辑《善权寺古今文录》，清嘉庆九年钞本
宋末元初苏州人顾逢有《题善权寺》，有的版本于 “旧刻字犹存”句末注“即碧鲜庵”，则所刻者为 “碧鲜庵”三字。明代苏州人都穆 (1458—1525) 于弘治十六年 (1503) 四月作《善权记》，有“右偏石壁，刻‘碧鲜庵’三大字，即祝英台读书处”。慎蒙 (1510—1581) 于隆庆六年(1572) 十月游善权洞，记曰：“堂右偏石室， 刻‘碧鲜庵’三大字，李曾伯所书，乃祝英台读书处，与梁山伯同事笔砚者。”曹学佺 (1573—1646) 、陈仁锡(1581—1636) 等钞掇史料，所著书内具谓“南齐建元二年，建碧藓庵于其故宅，刻‘祝英台读书处’六大字” 云。清代海宁人吴骞(1733—1813) 于嘉庆元年(1796) 四月与胥绳武、陈经游善权洞，观摩崖石刻，曰：“碧藓庵：右三字在小水洞东。正书，大径三尺。”并将三捶拓，寄与金石学家翁方纲 (1733—1818)。此与《咸淳毗 陵志》著录者同。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曰：“史《志》云：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今石刻六字已亡，惟‘碧鲜庵’长碑三大字，字形瑰玮。”所谓“石刻六字”即 “祝 英台读书处” ，今者“已亡”矣，惟“碧鲜庵”三字石刻犹在。如是则有两石刻矣，此盖调和之论也。
于此可知，《咸淳毗陵志》四十一字之句读，或可断作：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
如此，则： ①祝陵在善权山，②善权山岩前有巨石，③巨石上刻有 “祝英台”三字，④读书处号碧藓庵，⑤昔人诗句为咏碧藓庵暨读书处者也。然此与巨石上所刻“大径三尺”之“碧鲜庵”三字又相违矣，复当作何解释耶？
三、 重要的人事与文本之脱讹
噫！人们心里，都因坐了“祝英台”这一女子，故与“读书处”三字连读为“祝英台读书处”，遂致“号碧藓庵”四字孤独地游离在句读之外。然巨石上所刻 之字，自《咸淳毗陵志》有著录以来，实可断定为“碧藓庵”三字；则所谓之四十一字，疑有脱漏或讹误。
《咸淳毗陵志》所载涉祝英台、祝陵者，录如下：
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业，后第进士；咸通间赎以私财重建，刻奏疏于石。崇宁中，傅待制楫家以恩请为坟刹。宣和改为崇道观，建炎元年诏复为院。(卷二十五“寺院”)
傅待制楫墓：在祝陵。(卷二十六“陵墓”)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卷二十七“古迹”)
李司空山房：详见寺院。(卷二十七“古迹”)
碧藓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卷二十九“碑碣”)
此五条文字，除“傅待制楫墓”、“李司空山房”、“碧藓庵”三条较为简短外，“广教禅院”、“祝陵”二条，文字虽也不多，然所叙时间，前后似有矛盾，著录文字，上下或有错乱，其背后实关乎唐代重要之人物与文化之运动。
1．时间与事件
广教禅院原名善卷寺，齐高帝或齐武帝时建造，避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讳，“善卷”改“善权”。经过三百五六十年发展，渐至繁庶，且成东南一方名刹。唐会昌二年(842)下敕限制僧众，续而在全国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史称“会昌法难”。志言善权寺“会昌中废”，即指此事。随后，寺产为海陵(今泰州市下辖)钟离简之买得，成为个人私有。
会昌(841—846)是唐武宗年号，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五月即下敕恢复佛寺，各地被废弃的 寺院，纷纷得到复建。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 五月，昭义军节度使、中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蠙上奏朝廷，请求收赎善权寺，六月五日得敕同意。李蠙复于六月十五日，再次上奏，详列收赎理由，愿“自出俸钱，依元买价收赎，访名僧住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权寺。其连寺田产，收赎之后，并却舍入寺家，永充供养”，以及寺院重建之具体措施。六月三十日，中书门下将敕牒发与浙西观察使，“宜依所奏”，由地方政府准此操办。
图 08 李蠙《请赎废善权寺重建奏状》，清嘉庆九年钞本
那么，远在昭义节度使任上的李蠙，为什么对于恢复善权寺如此积极？且收赎的费用，又全部由个人的私俸承担呢？李蠙在第二次的奏疏里写到：
臣大和中，在此习业。……今以古迹灵境，恐游玩喧哗，居人亵渎，肸蠁无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赎，复置寺宇。岂有此灵异古迹，兼是名山大川之数，今为墓田，理必不可。
臣怀此冤愤仅三十年，傥不遇陛下睿思通幽，圣虑彻古，特降敕命，尽许却收，即难特有论请。
李蠙于会昌元年(841)中进士。前此的大和(827—835) 年间，曾在善权寺“习业”。自会昌二年后寺毁，迄今二十五年左右，所谓“怀此冤愤仅三十年”，可知重建 善权寺是李蠙心中的理想。足见少年时所处环境对于个人的成长，在其心中之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善权寺的收赎与复建，使用的是李蠙的私俸，所以他对重建工程以及后期的管理，都颇为重视，且亲自发布了《榜善权寺》、《再榜善权寺》两篇规制，包括寺院组织规程、僧人检选、寺产经营、戒律严守。
刻字上石，榜示僧众。而收赎善权寺的第二封奏状和中书门下的敕牒，亦镌刻入石，俗称“赎寺碑”。参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三十九“碑碣”：“善权寺奏状，唐司空李蠙撰。在本寺。”
李蠙于咸通十年(869)调兵部侍郎判度支，次年任凤翔节度使。僖宗乾符三年(876)分司洛阳，时为司空。晚年曾有《题善权寺石壁》诗：
四周寒暑镇湖关，三卧漳滨带病颜。
报国虽当存死节，解龟终得遂生还。
容华渐改心徒壮，志气无成鬓早斑。
从此便归林薮去，更将馀俸买南山。
图 09 李蠙《题善权寺石壁》，清嘉庆九年钞本
今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九年(1804)《善权寺古今文录》钞本 (明善权山住持释方策辑，弘治十七年〔1504〕书成)，该诗题 后小字曰：
李相公留题并序：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奉敕作十方禅刹，住持乃令门僧玄觉主焉。因作诗一首，示诸亲友，而题于石壁云。
按，该诗另著录于沈敕《荆溪外纪》(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无题后小序。观序中“唐咸通”、“李蠙闻奏天廷” 诸语，似非李序原文，殆综述李序文字而成者欤？该诗诗意较为显豁，前俸已赎建善权寺，故以“馀俸买南山”，作归隐之计矣。
李蠙最终是否退居宜兴，是否卒葬善权山，文献无稽，不得确定。明沈周(1427—1509)于弘治十六年(1503) 游宜兴善权寺，有《唐李丞相墓》诗，此与《咸淳毗陵志》之“李司空山房”，盖皆如后世之衣冠冢、 纪念馆云尔。
2．书写与因循
毗陵修志，始于北宋淳熙、绍熙间邹补之。邹氏，浙江三山(今开化)人，受业朱熹、吕祖谦之门。淳熙二年(1175)进士，十二年(1185)为常州教授；绍熙四年(1193)知休宁县。其任州学教授期间，纂修《毗陵志》十二卷。未刊。
淳祐元年(1241)，宋慈(1186—1249) 调任知常州事。史能之亦于同时任常州武进县尉。宋慈曾与史能之说起，谓邹氏本《毗陵志》不无简略之憾，准备召集一班人马，“增益之”。谁曾想人事播迁，宦海沉浮，兜兜转转，二十五年后的咸淳二年(1266)，史能之升迁为知常州事。“取而阅之，则犹故也”，于是发了一通感慨，曰：
嘻！岂职守之遵绌不常，而郡事之轇轕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续耶？抑有待而然耶？
史氏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沛然而至，“乃命同僚之材识与郡士之博习者，网罗见闻，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书于常簿季公之家，讹者正，略者备，觖者补”。经过十个月的订补，终于纂修完成了《毗陵志》，共三十卷，史氏于咸淳四年(1268)序而付刻。
梁任公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方志编纂之体，昉于《华阳国志》；隋唐之际，稍具规模；两宋之间，基本定型。后此者，大皆承续前志，累代增益而已。故曰：《咸淳志》(三十卷)基于“宋公未竟之书”，而“宋公未竟之书”实又本乎邹氏草创之稿(十二卷)。今者邹氏稿、宋公书已不可复睹，可见者惟史氏之《志》，其增删改易、钞辍誊录间，或音形相近而成笔误，或前后同文以致脱漏，其于祝陵与碧鲜庵者，也许有之矣。
祝陵之“陵”，陵墓欤？若是，必当载诸《咸淳毗陵志》。今检志书卷二十六“陵墓”，仅列武进“泰安 陵”(曰：“南齐高帝所葬。……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馀者皆墓也。又，卷三十“傅待制楫墓”，曰：“在祝陵。”若祝陵是陵墓，则不宜在陵上再葬墓。且祝陵著录于卷二十七“古迹”，则非陵墓也必矣。既非陵墓之名，且全书仅此两处出现，并据“在善权山……今此地善酿”可知：祝陵者，原为一古迹之名，即当时一小小之地名耳。按，江南地名冠以“陵”者多矣，如金陵、延陵、海陵、晋陵、毗陵等，《尔雅 ·释地》：“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疏引李廵注曰：“土地高大名曰阜，最大名为陵。”
卷二十五“广教禅院：在善卷山”，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然卷十五“山水”里居然没有“善权山”之条目。不过，广教禅院与祝陵都涉及善卷寺。而善卷寺建造时间，一则曰“齐建元二年”，二则周必大引旧碑与《毗陵志》引《善卷寺记》俱谓是“齐武帝”。按，建元是齐高帝年号，然就史料来源议，宜从旧碑与《善卷寺记》，当在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至于建造的地方，一则曰“以祝英台故宅建”，二则周必大引旧碑谓“赎祝英台庄所置”，三则 《善卷寺记》 谓“赎英台旧产建”。按，“故宅”者，旧居也；而“庄” 为田地，与“旧产”意近，同理，宜从旧碑与《善卷寺记》。
前曾论及，唐懿宗时李蠙上奏朝廷，愿“自出俸钱，依元买价收赎”善权寺，其原因是“臣大和中，在此习业”。以此反观广教禅院条“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业”，就会发现“至大和中”之“至”字，实为钞录李蠙奏疏内“臣”字而致错改，盖大和在会昌之前。
图 10 薛季宣《浪语集》，清钞本
祝陵之“祝”，姓氏欤？今检《咸淳毗陵志》，无一祝姓之人。前引永嘉人薛季宣有《游竹陵善权洞》诗，作“竹陵”。其后淳熙四年(1177)四月，杨万里出任知常州事。六年春，杨氏自常州归里，过长洲，夜宿浒墅，作《舟中晩酌》，有“竹陵春酒绝清严，解割诗肠快似镰”句；过杭州，作《晩憩富阳》诗，有“急唤清空竹陵酒，旋尝梅子与樱桃”。杨氏归里， 应该是满载了酿于治下宜兴县如清若空之“竹陵酒”，羁旅劳顿，可随时酌饮遣兴。此与志书所谓的“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若合符契。按， 陈克 (1081— 1137) 字子高，浙江临海人。此为其《阳羡春歌》诗中句。故曰：祝陵者，当为竹陵之讹也。按，《广韵》：祝，之六切。竹，张六切。之属章母，张属知母，是知“祝”、“竹”二字声近韵同。今观善权之山，有竹海之谓， 其千百年前已如此风景也哉！
图 11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元年刻本
碧鲜庵，卷二十九“碑碣”作“碧藓庵”。“鲜” 欤？“藓”欤？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遗址”于“碧鲜庵”条后按曰：
碧鲜庵，一名碧鲜岩。……“碧鲜”本竹名，碑刻现在，无作“藓”者。王《志》误作“藓”，诗句平仄失粘，不可读矣。华诗作“碧仙”，亦属传闻之误。
“王《志》”即王升《万历重修宜兴县志》，“华诗”指华察《游善卷碧仙岩》诗。所谓“诗句平仄失粘”，即所引“胡蝶”二句，或为绝句之第三、四句，或为律诗之尾联，依律作“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若是“藓”字，则仄声矣，不合平仄，故曰“失粘”。
图 12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清嘉庆二十五年赵怀玉刻本
按，“‘碧鲜’本竹名”，语见西汉枚乘《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水碧鲜。”吕向注曰：“玉润碧鲜，言竹色如玉碧之鲜润。碧，亦玉也。”西晋左思《吴都赋》：“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也是直接化用矣。
又按，《广韵》：庵，乌含切；岩，五咸切。可知两宋时期，二字读音相似；今之环太湖地区，亦几无别。故作“碧鲜岩”者，盖同音而致讹者也。
“碧鲜庵”碑刻于史能之重修《毗陵志》时，即已矗立在善权寺。如明代都穆、沈周与清代陈经、吴 骞游览时，皆曾得见，并著录于书；据吴景墙《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善权寺“兵毁，同治六年寺僧复建房屋三楹”，所谓“兵毁”，指清军与太平军之战；战后即无该碑之记载。直到1921年，宜兴人储南强(1876—1959) 开发善卷洞，“始出碧鲜庵碑于寺后土中”，为“建碑亭”，以迄于今。
图 13 吴骞《阳羡摩崖纪略》，吴寿旸钞本
经前所述，对《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条之文字，作如下推测：
竹陵：在善权山。山有广教禅寺，旧名善卷，齐时以祝英台旧产建。前有巨石，刻云“碧鲜庵”，为唐李司空蠙读书处，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竹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竹陵”为一小地名，单言“在善权山”，稍觉宽泛，宜交代大体方位。点广教禅寺旧名，引入“齐时以祝 英台旧产建”，——可知“以祝英台旧产”句内“祝英台”三字，诚非女子之名，实为台名也，如黄金台、柏梁台、铜雀台、超然台之台耳。“巨石”者，方丈石也。刻“碧鲜庵”三字，四围多竹，“碧鲜”之谓“竹” 也。此地原为唐李蠙大和年间读书之处，后人作诗咏 之，“碧鲜空有读书坛”云者，意谓碧鲜庵里只剩有读书之坛，慨物是而人非。今此地善酿好酒，酒以“竹陵”名，品质一如清若空者。其时或已有梁祝幼曾同学、死而化蝶传说，史能之因感于故乡有义妇祝英台，遂于“胡蝶满园”二句后，补入数语，且改“竹”为 “祝”，以牵率祝陵、祝英台之关联也。
图 14 宜兴善权山碧鲜庵碑
故曰：梁祝之始也，盖因文本之脱讹，以至于地 志之附会，《延祐四明志》谓“此事恍忽”，《咸淳毗陵 志》 亦谓“其说类诞”。及经文人之改编，作小说以传观；曲家之铺演，登戏台而传唱。方志游记，云集景从，层累相生，积非成是，致以今日，妇孺皆知。民间文学，其类大皆如此；而地志之载记，“类诞”者又何其之夥焉，祝英台特其尤甚者欤？四明毗陵，彼时同属两浙，相距仅六百里耳，人物往还，商旅频仍，致本无相干之“冢墓”与“旧产”，经千馀年添枝加叶之演变，南北重叠，竟成合流。今天的寻找，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文本被层累的错读的可能；此与“夔，一足”、 “夔一，足”意实相似，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既 有以上二事之相类，遂有并为一种之传说。”而文本的脱讹与句读之错断，或许恰是梁祝故事流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附论一：碧鲜庵碑书者考 (略)
附论二：祝英台近词调考 (略)
附论三：南戏杂剧创作考 (略)
附论四：别地流传载记考 (略)
附记：《寻找》一文， 思之逾十载， 迄不敢落笔，盖传说固非真有其事，然民间亦自有其功用处。剥茧抽丝， 唯恐丝断，且不得丝， 即茧亦不存矣。犹忆数年前，曾与俞为民先生请益，得怂恿鼓励，爰取钱南扬、路晓农、王宁邦诸先生之著述文章，以及历代史籍之著录，反复推衍。后因疫情，逡巡三年，其间或趋俗务，或生旁骛，拖之又拖，不能再拖。幸藉学习之隙，稍作梳理，徵据多相似，按断或不同，盖亦铺叙一己偶然之思，以就正于博雅君子云尔。癸卯正月十八，个厂识于昌平十三陵水库南侧。
又，文章构篇于正月初九，越九日而成第一、二节，至二月初九始有第三节之豁然悟。附论四则，稍记所见所虑，盖与梁祝事亦相涉者也。半月以来，运思俱在登榻之后，常致抖擞而不能入梦焉。二月廿四，个厂于仰顾山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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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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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林，笔名个厂，浙西大麻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清初文学、近现代学术史。撰作、点校有《水村图索隐》《仰顾山房文稿》《吕留良诗笺释》《吕留良全集》《四书讲义》《贻安堂诗集》《冷庐诗全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蜀道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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