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赵民：我的小学生活

　　每每回忆起小学时代的生活，依然情绪高亢，难以释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孩子一般到了七八岁甚至十来岁，家长才肯送娃们上学。其实，五六岁的年龄，正是贪玩的“美好时节”，要说上学，年龄的确有点小。是学校不收，还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不得而知。当然，那时候经济条件差，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不宽余，能上学的孩子是非常幸运的，有不少的人家根本就不让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孩子，十来岁甚至是七八岁就订了“娃娃亲”，总觉得迟早是人家的一口人，认不认得字无关要紧。

　　现在的孩子受启蒙教育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就早早把孩子关到“笼子”里了，让孩子进幼儿园、上学前班；还未到六周岁，不够法定的上学年龄，硬是背上沉重的书包挤进学校，基本上失去了欢乐的童年，因而有不少的孩子早早就产生了“厌学”情绪。尽管有的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早早“受罪”，但大家都这样做，以为孩子上学越早越好，他也没办法，生怕自己落伍，耽搁了孩子的前程。时下，不是有句时髦的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果要把幼儿园作为孩子的“起跑线”，我是不赞成的！

　　记得我已经过了七周岁，才进入小学，小学一、二年级的上学情况，由于年代久远，我差不多忘光了，只是三年级以后的情况，印象还是有的。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模糊了许多，但仍然兴奋不已。那时候，由于特殊原因，学校经常停课，参加村上召开的“学语录、闹革命”大会，不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就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只管跟着大人呼口号，偶尔也表演文艺节目。教材只有语文、算术两种，内容非常简单，但政治口号却很多，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算术课本中，每隔几页就有毛主席语录。可想而知，在哪种乱哄哄的环境里，我们能学多少知识？

　　我家在农村，那时候弟兄们多，只有父亲一个劳力，母亲身体不好，做不了重活，我就帮着做家务活。好像家里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别说假期，就是平时放学回家，只要放下书包，活就在那儿给你攒着。不是去放羊拾柴，就是去割草挖药材。即使不去地里干活，也不会闲下来。不是拉风箱帮母亲做饭、洗锅，就是照看弟弟，或做其他活，根本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那时农村缺煤，只有县办的一个煤矿，产量低，供应给农民的煤限量，每天要起大早去“抢”。农村人做饭、烧炕都用柴禾。好在村子地处旱原，沟壑纵横，柴禾还算丰富。大人们忙于生产队劳动，下地挣工分，拾柴禾就成为孩子们的专利。如果家里喂有羊，拾草或者放羊也是孩子们的事情。上小学时，每年暑假，我都能挖四五斤柴胡，卖了补贴家里，给自己挣学费。每天给生产队的牲畜割草，每10斤草记一分工。有时候，早晨和下午两晌要割100多斤，一天能挣十多分工，一个暑假下来，就有二三百分，还要割一大摞野枣刺、青蒿，门前就垒起高高的“柴摞子”，晒干后冬季烧热炕。

　　白天，我们没有闲着，而只有到了傍晚时节，才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跳方”。如今，我虽然已经叫不上来游戏的名字，但规程还熟记在心，只是早已没了以前的兴致。不知道我们玩的游戏现在的孩子还会不会？如果失传了，那太可惜了。时下兴“非物质遗产保护”，不知道这个在不在保护范围？

　　儿时的伙伴都很勤快，争着给家里干活，没有偷懒的，更没有在村子里闲逛的。不管是男孩、女孩，你约我，我叫你，三三俩俩的互相做伴，村子附近的山坡、沟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该埋头干活时，大伙都默不出声，有时边干活边交流着听来的笑话。也有说恼的时候，就互相对骂。骂的内容很特别，你叫我家大人的名字，我叫你家大人的名字，看谁的气势能压过谁。要是还不服气，就用拳头见高低，总有一方被打得皮青脸肿，嚷着哭着败下阵来。两家大人知道了，总是先训斥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家，一场纠纷就这样平息了。农村有句俗语：“小孩子打架不记仇”，没过几天，见面又开始玩耍，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一样。小时候，我属于胆子特别小的“乖娃”，不爱出风头，从不参与打架骂仗，更多的时候属于劝架的和旁观者，所以在小伙伴中还有一定的人缘。

　　作者简介：王赵民，字沭焕，笔名杨泉，生于1958年8月，陕西白水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安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先后出版专著《玄奘与玉华山》《解读玄奘》《大香山》《玄奘大师与丝绸之路》《药王山博物馆》《孙思邈与药王山文化研究文集》等研究专著，散文集《回望那片绿》《平常心道》，与人合作出版《药王孙思邈传》《药王山佛教遗迹遗存》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