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间挖呀挖，挖出了他们的老家史
从几十年前的故纸堆里
挖出每个人的祖辈来历
我是个做家传的，这几年时间，有三段帮人「挖」祖宗逸事的经历，印象极是深刻。
第一段，帮一位广东朋友找到了民国期间的记录，「传说」得到了验证。更重要的是，竟然找到了他祖父的一张清晰照片。
第二段，帮一位祖籍福建的朋友找到了她父亲历史的见证人。74年前，时任国军少将的她父亲，被派到海峡对岸卧底，但家人从此成了「海外关系」的嫌疑人。我帮她找到了当年负责派遣的当事人……
第三段，帮一位台湾作家，找到了她在西北老家的父亲出生地……
人有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第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回答，唯有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失去了线索，这种难言的焦虑，唯有「挖掘」可解。
「寻找」何策三
广州企业家何总，下海前是局级干部，只因得罪了分管副市长，愤而下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写作家传时，他记得父母和奶奶曾经讲过，祖父何叙天曾任广东南雄商会会长，为了抗击金圆券通胀，还发行过当地的商票，但不知详情。
我对此很感兴趣，就我目力所及，还没有见过类似案例。如能挖掘更多细节，对地方史也会有所贡献。
我先利用我们家传创始人朱子一老师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特权」，取得学术资料库的支持，帮助查找所有跟何叙天相关的文献，可惜「查无此人」。
我将希望寄托在南雄档案馆身上。之所以一开始没有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很早就从一些专门做历史研究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查档之难。就算亲自去了，人家都不一定对你开放。像这样的机构要拒绝你太容易了。相比于咨询杭州学术资料库时「我要***，请帮我查询，谢谢」之类的措辞，这份调档函的言辞简直恳切到无以复加。
但既未查到何叙天，也未查到民国末年南雄商会的情况。
档案馆的回复说：「商会属于民间团体，南雄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党和国家需要长远保管的档案和史料。民间团体的你们可能要另寻途径。」
直到一年后的最近，何总偶尔得知祖父字「策三」，以及南雄商会的一些书面资料。
但在南雄县志中，这段历史未著一字。
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南雄商业局，则在几十年前已经撤销。
似乎又陷入了死局，何总相约我，是否亲自跑一趟南雄档案馆。
对这个建议，我一开始是犹豫的，因为之前没有搜到一丁点资料，如果档案馆无法提供线索，很可能空跑一趟。但想了想，还是要找。
从情感上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我见过一位传主，为了还原早年丧生的父亲经历，找遍了公安部门、各个可能的档案馆，又是DNA比对，千辛万苦，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希望破灭，最后终于找到一张父亲的照片，热泪盈眶。也见过另一位汤姓传主，根据仅有的地理线索「柯桥」，千回百转，甚至通过DNA比对，才最终找到自己的族人。
不管结果如何，这种寻找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哪怕只是图一份「无愧于祖先」的心安呢。
总之，尽人事，听天命吧。
我重新打通了南雄市档案馆的电话，确认商业局改制时曾有档案移交到档案馆。剩下的就是以家传编辑部的名义开具调档函，让工作人员重新搜查的事了。
总之又有了一丝希望。
经过近两星期的跟进，终于找到了一纸1947年5月10日填写的《甲种公职候选人检核履历书》。上面清楚记载着，何策三曾担任南雄县商会监察委员三年！
其他栏目里，有保证人何叙森及其阴刻的印章。从姓名来看，应该是何叙三的同辈族人。
不过如果这份履历上的年龄是准确的话，何策三的准确出生年份应该是1902年，而非原来认为的19世纪末。也就是说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
这份简历最珍贵之处，是这张照片，时隔76年还如此清晰。这也是何总平生第一次看到祖父的样子。听到他说「眼泪夺眶而出」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份心情。
他父亲何让生前常说，何总在商业上的天分最像祖父。冥冥之中，他一定想知道这份基因的来处。老天爷是眷顾他的。
寻找「高丽沟」
为了表述更准确，我直接用台湾女作家张姿慧的文字来讲这个故事：
认识朱子一，是我生命中一个美丽的惊喜与转折，对他我始终怀着感谢。没有他的出现，我绝对不可能了却一桩潜藏在心中多年的心愿；没有他的古道热肠，我也绝对无法修复那些父亲生病期间和他颠沛的一生留给我的伤痕，以及那些在成长中度过的艰难时光。我与父亲的情感虽是浓厚却又如此的幽暗漫长，像只身一人孤独无助地行走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而子一就是那一盏突如其来的光，给我了一个可以走出来的机会。
那时，朱子一是一家日报的副总编辑，个性随和、言谈风趣的他对于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特深入的看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与他聊天时，说起过去找寻父亲甘肃老家那些挫败的经历，他问为何不继续找下去，我说「父亲留给我的线索有限，实在是找不到也没打算再找了」，反倒是他信哲旦旦地安慰说：「不要放弃，我回去后一定可以帮你找着。」
我这个人向来被动，即便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也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但毕竟是短暂交会，所以他们离开合湾后我谁也没联系，更没把子一说的话放在心里。过了几天，他主动写信给我，希望我能提供更多关于父亲老家的线索，那时我才真正被他打动了，原以为只是随口聊聊，想不到他竟认真起来，暗地里正积极在为我打探父亲居住的小村。
我父亲是1949年随军队撤退到台湾的，从十六岁离开到去世，未曾再回到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只留下「甘肃徽县高丽沟」这一句话，其他一概不得而知。真难为子一了，他对着聊天软件与我一来一往，而我能给的资料到底有限，但仍然浇不熄他的热心。面对一个才认识数日的人，隔着海峡听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家族琐事，然后再按着这些微不足道的来源根据，如大海捞针似的与远在甘肃他托付找寻的人士相互比对印证。只要一有动静，他便发信息给我，几度看着子一传来的文字，我总是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久之后，透过官方及民间的协助寻找，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一年后，在所有条件皆允许下，我拿着子一给我的联系方式路上了寻根之旅，即便早知道父亲老家已无任何亲人了。
这是一趟自我疗愈的旅程，透过寻找父亲的出生地，让我变换一种方式重新看待我与父亲的人生，且放下了那些在心里盘旋不去的纠结回忆。至今我还是思念着父亲，只是已然了悟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经过程，唯有坦然面对才能勇敢接受每一次的悲欢离合。而这一切我得感谢朱子一当初的穿针引线，因此只要有机会去上海出差，一逮到时机就想绕到杭州去看看他。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良善正直且带着一颗悲悯之心的人，写出来的作品必定是令人动容而有所启发的。正如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的出处一样，这部书稿同样是一部观照父辈来路的作品。
上面没有提到的是，由于秦方言的读音特点，「高丽沟」应写作「高梨沟」。张姿慧回老家时，全村人在村口迎接。这个村里有很多人出去了，但只有这一位后人找回来，村里人都将她视作自己的孩子，轮流请她吃饭。
这次寻亲，多亏了民间志愿者小元，和时任台办主任马玉明先生。官民两条线的调查结果均指向同一个方向，才能百分百确认。
马主任后来与朱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也委托张姿慧在台北寻找当年赴台的其他人，可惜无功而返。
寻找林木
杭州仇葳因为有「海外关系」，在特殊的年代里失去了很多上升机会。在她退休后，偶然得知黄埔毕业、担任国军少将的父亲并非坏人，而是被我方派到海峡对岸的卧底！
下面这张图片，是仇葳父亲家族1949年春天的合影，可见属于高门大户。
几经周折，她终于从有关部门获得了其父确为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的结论。但相关的细节，则因为秘密档案早已销毁，加上机构调整、人事更迭，早就无迹可寻。
写作家传时，朱子一从40年前的一封信里，发现了她在福建的堂姐的住址。仇葳说，她从未联系过，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活着没有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搬迁变化了。
朱子一来到信中地址，的确早已天翻地覆，但只要存在过的，就一定会有痕迹。最终，他竟然找到了仇葳的祖籍地，并在村中老人的带领下，找到了其他的族人。
一位族人提到，仇葳父亲走后，家人在蚊帐的撑杆上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事情，找林木」。
林木是谁？
他从各种可能的资料里挖呀挖，竟然发现曾任福建台联主席的林木先生，很可能就是负责派遣的我方负责人。
一打听，90岁高龄的林木先生竟然还在世。只是已长期住院，无法见外人了。通过其子的协助，朱子一得到确切的信息：林木的确于1949年向对岸派遣过一位少将，但年代久远，姓名实在想不起来。
74年前，台湾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林木，身份暴露后回到大陆，任职福建特殊部门。在国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一位黄埔毕业的国军少将受其招募，作为卧底前往台岛执行秘密任务。
可惜的是，台湾省工委4位领导，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等3人叛变，交出了3000人名单，仇葳父亲未来得及送出任何情报，就进了绿岛监狱。
从此，这条线永远沉入海底，不曾被提起。70多年过去了，忘掉也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仇葳父亲曾通过香港中转的方式与仇葳母女取得联系，但那时仇葳母亲早已改嫁，仇葳还是个知青，信中也不方便提到任何机密事项，这段重见天日的父女亲情，随着仇葳父亲于1979年故去，再度结束。
朱子一通过在台湾相关单位查询资料，加上实地探访，完整地还原了仇葳父亲的一生经历，完成了书稿《寻父》。
有人读后感慨说，写作家传这种工作，必须是一个调查记者+一个学者的配备，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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