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处方权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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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方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出现，可以追溯到1982年卫生部印发的《医院工作制度》。其中第二十部分“处方制度”第1条规定：“医师、医士处方权，可由各科主任提出，院长批准，登记备案，并将本人之签字或印模留样于药剂科。”从我国卫生立法对于处方权的制度设计中不难看出，处方权是注册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开具处方的权利，是《医师法》中规定的“医师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医师执业过程中一个核心的基础性权利。

　　

　　处方权的三个特征

　　1998年，《执业医师法》（已废止）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的权利。”2004年，《处方管理办法（试行）》（已废止）第五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经注册的执业助理医师在乡、民族乡、镇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执业，在注册的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2008年，《处方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经注册的执业助理医师在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应当经所在执业地点执业医师签名或加盖专用签章后方有效。”2021年，《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继续延续了《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可见，处方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明显的身份权属性，即与医师本人不可分割。当医师的执业资格证被吊销后，医师就不能够开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活动，该权利也不复存在。二是具有不可转让属性。由于处方权归属于医师个人，因此，该权利不可转让行使。借用其他医师工号开具处方，或代签处方的行为，从权利源头上具有不合法性。三是具有附从属性。医师处方权的行使需要依附于诊查权的行使，即处方的开具要建立在疾病诊查的基础上。医师未亲自诊查疾病就开具处方的行为，不仅违法，亦违反诊疗规范。正因如此，《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医师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病历等医学文书。

　　处方权的行使与制约

　　医师在行使处方权的过程中还要受到以下规范约束：

　　受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制约。《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

　　受专业技术职称制约。一般来说，医师行使处方权并不受专业技术职称影响，但出于医疗安全的考量，针对某些特殊疾病或药品的处方权需要受到此类限制。

　　受培训与考核制约。基于某些特殊药品的安全和风险管控要求，医师还需要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才具有相应的处方权。

　　受执业类别制约。根据《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我国医师类别分为临床、中医（包括中医、民族医和中西医结合）、口腔、公共卫生四类。回溯我国处方权相关法律制度可以看出，理论上享有处方权的主体应当为四类医师，但实务中的具体制度设计却未涵盖公共卫生类医师。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规定，再次让处方权的归属与规范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如果公共卫生医师不具有处方权，就无法及时和深入了解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职业病、传染病）的最新发展，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认识将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应当赋予公共卫生医师疾病管理相关的处方权。这样，既有利于增加患者对公卫医师的认同和信任，提高患者依从性，增加慢病随访规范性，也有利于减轻基层全科医生诊疗负担。

　　对于处方权的规范行使，也建议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对内，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体制机制，层层压实责任，提高处方质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对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加强处方权取得与行使的监督管理，保证医疗行为的合法性，提高医疗行为的合理性。

　　

　　文：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 程雪莲 李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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