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骆成骧：清代四川唯一状元‖刘德元

　　骆成骧：清代四川唯一状元

　　刘德元

　　公元1895年5月12日，也就是中国甲午战败、中日《马关条约》（4月17日）签订后第25天、“公车上书”（5月2日）后第10天，这一天，对于中国历史、四川历史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

　　这一天的清晨，282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的仪式礼节后，屏气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一场考试。这282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叫“贡士”。

　　我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闯过“六关”，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成为“进士”。

　　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而他们参加的这场考试，正是“殿试”。

　　“殿试”历来应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

　　清朝科举制度（图片来源：学文知史）

　　而那名状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5月12日那天，那282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这顶桂冠会花落谁家。

　　而更让这些考生摩拳擦掌、奋笔疾书的是，就在过去25天的4月17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在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及５月２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史称“公车上书”（此次公车上书四川有71名举子签名，骆成骧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一届科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两件大事；这一届的状元，名气更大，士气更高，尤其是对四川人来说，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一届的状元，居然花落四川，乃至成为大清入关268年的唯一一个状元。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天的殿试。

　　上午7点，季春的北京有几丝寒冷，天未大亮，282名考生就已落座，试卷发下，一共是四道题：

　　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治安、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三、古之理财，与我天朝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道。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tè）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四道题，与当初的“八股文”题目已有很大不同。事实上，自光绪帝亲政后，甲午战败，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诟病延续千年却与时代脱节的科举制度，而清廷迫于压力，力求改革，废除八股文，将考题与时事密切相关。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曾令琪 供图）

　　以这一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然都考中国历史，但已有“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这样和时事能够结合的题目。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样的问策——如果考生平日还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会交白卷。清朝的“殿试”一直到乾隆帝时，皇帝还多有亲临考场巡视，但从道光帝开始就已开始缺席了，而这一届不同的是，光绪帝已亲政，甲午战败，公车上书，因此，光绪帝对这一届考试可谓高度重视，不仅亲临考场巡视，而且亲自参与出题和阅卷。考试从凌晨到傍晚，282名考生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手里。

　　那一届“殿试”的读卷官共有8人：大学士翁同龢（hé），吏部尚书徐桐，副考官侍郎李若农，其余还有薛允、徐树铭、孙家鼐、汪鸣銮、李鸿藻5人。这8名读卷官第二天会在文华殿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后的5月15日。

　　这天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这一天的这件事，被称为“小传胪”。

　　第一甲进士及第前三名（图片来源：中国家谱网）

　　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名次。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

　　读卷大臣高声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

　　“骆成骧！”就在这一瞬间，早已等候在乾清殿台阶上的太监，立刻参步上前，将一条白色绸带给骆成骧缠到了腰上——这种情况，就寓意是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

　　这一科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前三名是：骆成骧、喻长霖、王龙文；第二甲赐“进士出身”89名；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90名。

　　然而，骆成骧得的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说。

　　流传最广的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骆成骧的。

　　按“殿试”规则，考试结束后，阅卷官会将阅卷结果分出名次，在宣布名次前，还有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面呈钦定。

　　谁钦定？自然是皇上钦定。

　　传说一，当时骆成骧排名是第二甲第一名“传胪”，但却因其写下的“主忧臣辱，主辱臣死”8个字，让光绪皇帝看了感动落泪，故而钦点其为状元。

　　传说二，第一甲的排名是由慈禧“钦”定。但就在阅卷的头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慈禧刚躺下，恍惚间听到马嘶之声，于是她寻着马嘶的方向，见三马同食一槽，满屋沉香。慈禧醒来，觉得好生奇怪，但也没多想。次日阅卷时，当她翻到第二甲第一名考生的试卷时，拆开秘综，见卷头赫然写着：骆成骧，字公骕……便想起梦中情境：“骆”“骧”“骕”，岂不是“三马同槽”？“成骧”与“沉香”，不仅暗合，而且吉祥，于是，慈禧稍作迟疑，便将骆成骧的试卷从第二甲第一名提至第一甲第一名。

　　但是，也有人质疑。比如室内换名次这种事情，应该是高度机密的，又是如何传得人尽皆知的？特别是第二种说法，有一些荒诞，不足为信。

　　实际上，真实情况是光绪帝亲自提拔骆成骧为头名状元，有两个依据：

　　一是《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记：“正看折，发下殿试前十卷，展封则第三改第一，第十改第二，上（光绪帝）所特拔也。阅后仍封，随请批折并递。先召读卷官入，次召第二起，时已递名单。旋引见，十本毕，始见军机，奏事讫，谕：今年有试策不拘旧式者，写、作均好，故拔之。一甲：骆成骧（川），喻长霖（浙），王龙文（湘）。传胪：萧荣爵（湘，复试第一）。”此乃翁同龢正版日记，可信度极高。

　　二是《凌霄一士随笔》记：“此次阅卷，留意能言时务者。骆书法不甚工，读卷大臣所定之第一本，为王龙文，光绪帝亲拔骆成骧为状元，第十本喻长霖为榜眼，于是原定之状元降为探花，原定之榜眼、探花，递降而入二甲矣。”

　　光绪帝御笔状元及第匾额（曾令琪 供图）

　　再看那场殿试，四道题，其中第三题“古之理财，与我天朝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出自光绪帝之手，内容还包括：“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骆成骧的答策是：“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实则隐约含蓄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的败坏风气，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

　　骆成骧会试卷宗（曾令琪 供图）

　　试想，这样的答策如果由慈禧“钦”定，骆成骧能中状元吗？反之，骆成骧中状元由光绪帝钦点，可能性更大。

　　总览大清入关268年，科举开了112科，点了状元114名（2名恩科），骆成骧是第111名，在他之后还有贵州麻江人夏同龢、山东潍坊人王寿彭，最后一名状元是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在晚清状元群中，成就最高是有“资本家状元”之称的江苏南通人张蹇（骆成骧上一科状元）。其后，影响最大的就是四川资州人骆成骧，因为他是大清王朝中唯一的一个四川籍状元。骆成骧中状元，在清朝开科取士中，打破了四川的“天荒”，填补了四川的空白。

　　现在回到骆成骧的生平。

　　骆成骧，字公骕，四川资州（今内江市资中县）人。县志记载，骆成骧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用功，能过目成诵。九岁即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十四岁应州试，试文为知州高培谷及襄理考试的杨锐等人所赞许，特置首选，旋以岁试第一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敏悟勤奋、学业大进，书院主讲王壬秋十分器重。

　　骆状元诗文楹联书法展宣传展板（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

　　1893年，28岁的骆成骧在四川中乡试第三名举人。翌年入京会试落第，困留北京，后经友人推荐，代馆教八旗官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会试中进士，参加殿试。光绪帝临轩策问，其策论中：“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光绪帝同正考官大学士翁同龢、尚书徐桐，副考官侍郎李若农等议阅后，看到卷中“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深为光绪帝所动，遂拔置第一，特“钦定第一”，成为头名状元。

　　骆成骧中状元后，按惯例授翰林院修撰。1898年，骆成骧奉旨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并担任14个提调之一，即第二任图书馆提调（馆长）。1906年，骆成骧被公派赴日留学考察宪政，1908年回国，先后任职广西法政学堂监督、山西提学使。

　　辛亥革命后，骆成骧回到四川成都，任四川省议会议长。此一时期，虽然“议会”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权的御用机构，但骆成骧却一直努力在议会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1911年，清政府强行将粤、鄂、湘、川四省铁路收为国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不经四川省议会决议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骆成骧坚决反对。1915年初，袁世凯欲建帝制，劝骆成骧出仕。骆闻之大怒，拍案痛骂。拟讨袁电稿三篇。后袁一命呜呼，他闻讯大喜，题《咏剑诗》道：“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表达他对袁复辟的义愤。

　　骆成骧的一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以及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大波巨澜，都能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在维新运动中，他属“帝党”人物，这与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比是进步的。1906年，他奉命赴日本考察宪政，与留学诸友翻译了16个国家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和《议院法》，并撰写序文。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议院民主制度，在慈禧发动“戊戌变法”之前12天的剑拔弩张中，冒着极大风险向光绪皇帝呈上了《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的奏折，指出“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主张“择大臣之通达时务者，界以事权”，强调择大臣“必公其议于众庶，所以见集思广益则天下情通，然后定其议于圣明，所以见执两用中，则天下之权正”。他还设计了一整套选举执政的具体方案和细则，可惜政变发生，胎死腹中。但它毕竟奏出了一首资本主义民主的序曲，突破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用人权和执政权，这无疑是对封建专政政体的公开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分量不亚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对于“辛亥革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加入推翻清朝的革命行列。他曾向儿子骆风嶙说过这样一段话：“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是并不反对的，只是秉持中立态度而已。

　　骆成骧晚年卜居成都，时人以十二位名流尊为“五老七贤”，人称“遗老”，以他为七贤之首。他笑着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表达他对晚清的鄙视。

　　骆成骧一生崇文尚武，也特别喜好美食。骆成骧被尊为成都“五老七贤”之首，那些老夫子们经常聚在一起雅聚，都是由状元公充当掌厨调羹的大厨。他还将自己学得的“资川帮”（资中）烹饪手艺与成都名吃结合，总结为八个字，即“南菜川味，北菜川烹”。骆成骧的公馆菜里，没有山珍海味，更没有熊掌豹胎，而标举适口怡情、新异高雅为主要特色，所用食材，都是普通的肉禽，很受那些吃惯高档菜的达官显贵、绅耆名流的赞赏。文学家、尊经书院师哥吴之英称赞说：“老弟做文章是状元，做菜也是状元！”后来，成都一些公馆遂把骆府家宴菜品称为“状元菜”。

　　骆成骧崇文尚武之名，还有一段佳话，他本是文状元，晚年却喜讲武，力倡“强国强种”。他将为人撰写碑文的千多元酬金捐给成都武士会，武士们请他当会长，他欣然受之，并制订训练章程，使会员们武技大为提高。后来他又创立“射德会”，研习射箭和柔术，自任会长，为提倡武术强身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代文魁，骆成骧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结集出版的作品有《左传五十凡例》《国文中坚集》《礼仪丧服会通浅释》《清漪楼杂著》等。其《杂著》录诗909首，诗风豪放颇具稼轩气派，音韵铿锵如切玉昆刀，清新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苍凉古意。

　　综观骆成骧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崇文尚武，酷爱美食，直至终老。

　　资中骆成骧墓（宋国英 供图）

　　1926年7月，时任西康屯垦使的四川军阀刘成勋别出心裁，举行文官考试，千里之遥，礼聘骆成骧为主考官，派人将他由成都迎至雅安。考试结束，骆成骧畅游蒙山，不想旅途劳顿加上蒙山气候多变而染风寒，骆匆匆返回成都不久即病逝，终年61岁。

　　主要参考资料：

　　1.曾训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201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商衍鎏，《清末科举考试亲历记》，《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3.《中国晚清科举考试考什么？》，凤凰网，201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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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