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天地】欧阳健 ｜《史料辨疑》之二———《春柳堂诗稿》辨疑

　　

　　《史料辨疑》之二——《春柳堂诗稿》辨疑

　　作者|欧阳健

　　《春柳堂诗稿》辨疑

　　（一）

　　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中，《春柳堂诗稿》是发现较晚却最受重视的一种。据王利器介绍，北平解放以后，有人准备把家藏的《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的一批书出让给他，他听从了郑振铎的意见，介绍文化艺术局买下，交与北京图书馆收藏。在查点这批书时，他发现这部《春柳堂诗稿》中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向未为人所知，便在1955年撰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认为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解决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个重大问题：

　　一、确认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这里，不仅证明了曹雪芹号芹溪，和甲戌本《红楼梦》第十三回末脂批‘因命芹溪删去’之说合——决不是——汝昌先生所说‘溪’字可能是‘悉’字之写误，而且还说明了曹雪芹的字叫做梦阮，也并不如一般所说的雪芹或芹圃都是他的字。”

　　二、确认“曹家败落后，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雪芹的村居，宛然是傍山近水人家，在那里，给雪芹布置了一个‘不如著书黄叶村’幽静而美丽的写作环境。”

　　三、暗示“曹雪芹的善画和清宫画苑的关系”，“雪芹‘举家食粥’卖画求生之日”，毅然拒绝去“当达官贵人的清客，或画苑的供奉”，决心“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四、确认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定了过去的《红楼梦》研究者“由于太死板机械地去看敦诚《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一语”，“算定曹雪芹只活四十岁，而又坚持贾家即曹家之说，于是硬派曹雪芹是过继之子曹頫的儿子”的观点。

　　《春柳堂诗稿》的发现，对红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程度不同的争论。关于曹雪芹的字、号，好像并无多大歧义，既然张宜泉说曹雪芹“字梦阮，号芹溪居士”，白纸黑字，还有什么话可说；大家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将它同以往的材料调和一下，判定曹氏字梦阮，雪芹、芹圃、芹溪皆为其号，也就罢了。关于“庐结西郊”和拒绝画苑供奉，也无人提出异议。唯有“年未五旬而卒”，却派生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以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为代表，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据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上推四十年，则曹雪芹当生于雍正二年（1724）；

　　一种以王利器的《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为代表，认为曹雪芹就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曹頫奏折中提到的马氏的遗腹子曹天佑，“当出生于1715年，下距1763年逝世，其年龄实为四十八岁”，与“年未五旬而卒”之说相合。

　　两种意见，争论虽甚剧烈，但都相信《春柳堂诗稿》是有关曹雪芹生平的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分歧只在“未五旬”的理解（如谓“未五旬而卒，应系大约而言，乃四十余之意，四十四五或四十一二，均未尝不可”）而已。

　　（二）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份被红学家珍视的史料，却并不如所想的那么可靠。

　　先来看一看《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及其生平事迹。《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介绍说：

　　据蒙古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1819）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关于兴廉的简单介绍，是本之于杨钟羲。杨钟羲的《白山词介》卷三写道：“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官侯官令，升鹿港同知，工画。”由1763年曹雪芹之卒至1819年兴廉中举，相隔为五十六年，则兴廉当是年十五六岁左右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

　　《八旗艺文编目》是一部“采辑满、蒙、汉八旗人的目录学著述，先著录书名，次著者姓名，并考述他的经略于后。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这些书是编者收藏的，则注‘收’字；转抄的，则注一‘抄’字；不是自己收藏，或曾见过原书，或据别种书目著录，都加附注。”[9]《编目》云《春柳堂诗稿》为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当有所据。或曰《春柳堂诗稿》刊本正文首页题“宜泉先生著”，然此书卷首贵贤、延茂二序均言其嫡孙名张介卿，一致称赞“张子之孝思”，则宜泉应为张姓，其实不然。旗人原本有氏而无姓，随着逐渐汉化，始有人开始为自己取汉姓。如杨钟羲原名钟广，二十四岁改名，冠杨姓，时为光绪十五年（1889），正是张介卿持宜泉诗稿乞贵贤撰序之时。

　　巴噜特恩华之《八旗艺文编目》本之于杨钟羲，而杨钟羲其人，已入民国，其《雪桥诗话》为1914年所刊，故不免出错之说，亦不尽然。杨钟羲生于同治四年（1865），光绪十五年（1885）中举，十五年（1889）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教馆授编修，与为《诗稿》作序跋的贵贤是同一时代、同一阶层人物，且熟悉诗坛掌故，他说宜泉即兴廉，当有根据。不过，关于“兴廉”与“宜泉”的异同，对本题来说，尚不构成关键，可以暂时不去纠缠，这里需要考定的核心是宜泉的年龄。据《编目》载，宜泉为嘉庆二十四年已卯（1819）举人，王利器推论：“由1763年曹雪芹之卒至1819年兴廉中举，相隔为五十六年，则兴廉当是年十五六岁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按照这里的算法，宜泉当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他十四五岁时，就已与四十六七岁的曹雪芹成了“忘年之交”。曹雪芹于1763年去世的时候，宜泉为十六岁；尔后又过了漫长的五十六年，到他七十二岁，方才中了举，然后又去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

　　这笔账之不合常情，姑置勿论，问题在于并无任何证据说明宜泉活到七十岁以上的高龄。查《诗稿》有《五十自警》，云：“天命知还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服，从事、担任之意，出仕曰服官，务农曰服田，经商曰服贾。诗中以“服官”与“衣帛”对举，皆为实指，可见他五十岁之前早已出来做官。同页有《笑答诸亲友》，云：“况带龙钟态，应灰磊落情。”下页有《除夕》，云：“改尽当年发，缺多此日牙。”说明宜泉五十岁时已齿缺发白，老态龙钟。《诗稿》为宜泉生前编就，集中再无《六十自555电影网警》之类的诗作，可见他决不曾活到六十岁以上。

　　徐恭时在《有谁曳杖过烟林——曹雪芹——宜泉在北京西郊活动之断片》一文中，“用各种旁证材料”，确定《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末秋初，《题芹溪居士》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伤芹溪居士》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秋，并进一步推定张宜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冬，约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春后卒，存年五十一岁。他比雪芹小六岁，而卒于雪芹逝世后六年。”[10]这里的“旁证材料”，就是那本身尚须考实的敦敏、敦诚的颇有歧义的诗，因而是不甚可靠的。试想，宜泉若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光绪十五年（1889），已一百七十岁了，他的嫡孙张介卿，还可能活在世上，为之张罗诗稿的刻印之事么？所有的推测之中，只有“存年五十一岁”一项，还八九不离十，理由已如上述。

　　（三）

　　考定宜泉的生活年代，对于确认《诗稿》是否具备史料价值，有决定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撇开《八旗艺文编目》，还可以从下列途径来推定：

　　一、从《春柳堂诗稿》的序跋推定

　　《诗稿》卷首有光绪十五年丑卯（1889）赐进士出身礼科给事中贵贤、赐进士出身沈阳督学使者延茂的序，卷末有同年赐进士出身四品衔国史馆协修会典馆协修工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济澂的跋。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知贵贤为镶黄旗汉军，光绪二年（1876）进士；延茂为正白旗汉军，同治二年（1863）进士；济澂，又名济中，光绪九年（1883）进士。他们同张宜泉的关系如何，《诗稿》付梓前为什么要请他们来作序作跋呢？

　　贵贤的序中说：

　　宜泉先生久轻轩冕，溷迹渔樵，所作诗古文，学者久奉为圭臬。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尝于友人箧中偶得其诗数首，骨力苍切，意味深厚，得汉唐作者神理而不袭其貌，其体物之细，赋物之工，其待以天为之而神有余者乎？然终未窥全豹，殊成恨事。去冬，张子介卿持伊先大父遗稿，命余为序，余见之如晤故人，如获珍宝。回忆廿载前所深嗜者，即先生诗也，何以前此求之不得、而今不期而获？或文字因缘，亦有天作之合耶！

　　延茂的序中说：

　　宜泉隐下僚，澹于利禄，敦古处好读书，与人相接，怡然旷然，即不以诗名，是真诗人也。当夫性往情来，辄自陶写，不拘何体，均有真意于其中。岁月既增，篇什遂富。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观其自序数言，知其用力于此事者，亦专且久矣。先生嫡孙张子介卿惧其久而散失，将寿诸梨枣而问叙于余。余既喜宜泉之性情敦厚，曾于诵读其诗间恍惚遇之；而善承先志，不忍忘亲，即此一端，更可以见张子之孝思不匮矣，爰濡笔而为之叙。

　　济澂的跋中说：

　　丁丑夏，获睹宜泉先生斯集，叹曰：此正始之音也。昔所谓本真性情以发为心声者，其斯之谓与？至于先生学养之邃，性情之纯，家庭孝友之乐，往来酬答之殷，具见于诗；酝酿既厚，洗伐亦深，语虽和平而意则沈挚，气归静炼而笔实横轶，其一种冲淡之致，如不食烟火人语。先生往矣，而读是诗者，犹相遇于几席梦寐之间也。今春，先生嫡孙介卿先生以诗将付剞劂，命列名卷末，爰勒数言以志景仰云尔。

　　贵贤说：“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亲炙，意谓亲承教化。《孟子?尽心下》：“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朱熹集汪：“亲近而熏之也。”延茂说：“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杖履，为敬老之称，不指其人，以示敬意。李商隐《为山南薛从事谢辟启》：“方思捧持杖履，厕列生徒，岂意便上仙舟，遽尘莲府。”心仪，谓中心向往。《汉书?外戚传》：“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未获亲炙”“不获亲其杖履”，时间感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当有可能获得亲炙而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使用这种词语，才是恰当的。这些表白说明，贵贤、延茂二人，虽未亲见宜泉本人，但生活年代是相合的，对他的情况也是相当了解的，只是辈分稍晚，未能“厕列生徒”而已。至于济澂有没有见到过宜泉，跋中没有提到，但他在光绪三年丁丑（1877）就看到了《诗稿》，宜泉既非著名诗人，也无高官显爵，他生前亲自编定的诗集，如无特殊关系，是不易见到的，因此很可能宜泉光绪三年（1877）还健在，是他把诗集送给济澂过目的。退一步讲，贵贤说他二十年前曾于友人箧中偶得其诗数首，这位友人，自然也可能是宜泉的友人，相互之间，往来酬答，以诗置于箧中，故为贵贤所见，可证宜泉至少活到了同治八年（1869）。假定他活到六十岁，则当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活到七十岁，则当生于嘉庆四年（1799）。不论如何，当张介卿于光绪十五年（1889）持其遗稿付梓，去其过世为时不会太久，否则济澂就不会说“先生往矣，而读是诗者，犹相遇于几席梦寐之间”了。

　　二、从张介卿的年龄推定

　　贵贤序中说：“嘉张子之孝思，不没先人之善。”延茂序中也说：“可以见张子之孝思不匮矣。”嘉，有表彰的意思，如“嘉许”“嘉纳”“嘉尚”“嘉奖”“喜惠”“嘉重”，多用于上对下的场合；按理说，当一方以“孝思”赞许另一方的时候，前者必定是辈分较高的长者。贵贤、延茂二人的年龄虽不可知，但一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一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时，大约都不会超过六十岁，而张介卿即当正处青壮年。又，宜泉之遗稿，本应由其子操持付印，而今由嫡孙代之，可见其子已殁，则介卿之年岁不会太大。现作如下假定：

　　光绪十五年（1889），张介卿为四十岁，则他应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其父四十岁时生张介卿，则其父应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

　　宜泉四十岁时生张介卿之父，则宜泉应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考虑到古人一般多为早婚早育，故以三十年为一世；现再作如下假定：

　　其父三十岁时生张介卿，则其父应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

　　宜泉三十岁时生张介卿之父，则宜泉应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

　　若以年代最早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计，宜泉到光绪十五年（1889），已达一百二十岁，不可能与贵贤、延茂等生活年代相接；若以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计，至光绪十五年（1889）也有一百岁了，比贵贤、延茂至少要大上四五十岁，勉强可说是“未获亲炙”“不获亲其杖履”了。

　　三、从张行的年龄推定

　　1977年10月，吴恩裕发现了两个红松旧式书箱，上刻“题芹溪处士句”的五绝，书箱背面“还糊着写了一些书名的一张纸”，末端据说还写有“春柳堂藏书”五个字。书箱为张行所收藏。张行是河北深县人，是宜泉的第六代后人，其父张继善曾在琉璃厂虹光阁古玩铺做事[11]。张行1978年年三十三岁，可知他生于一九四六年。他是张介卿的曾孙辈，中间相隔父、祖两代。按，光绪十五年（1889）张介卿已是盛年，下至1978年张行的盛年，中仅八十九年，平均每一代为三十年，恰符三十年一世之数；张介卿是宜泉的嫡孙，中间仅隔其父一代，以上述数据类推，则六十年前的道光九年（1829），应是宜泉的盛年。设其时宜泉为三十岁，则当生于嘉庆四年（1799）；若为四十岁，则当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

　　通过三种测算方法，分别得出宜泉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四年（1799）；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庆四年（1799）、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组数值。以几率而论，当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嘉庆十四年（1809）可能性最大。而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一般有乾隆壬午（1762）和乾隆癸未（1763）二说，即便以上述数据中最早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宜泉的生年，则他出生的六七年前，曹雪芹就已故去，二人不可能相交，可谓铁案。

　　按《春柳堂诗稿》有宜泉自序一篇，中谓：“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呜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此处之丁丑，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那么，能否将丁丑视为宜泉的生活年代，说他正是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人呢？不能。清代科举试文之程式，第一场四书艺三篇，经艺四篇，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二十二年谕：“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高宗实录》）这一程式的改变，引起了教育内容的重大变化，即于八股之外，增加诗艺一门，以适应应试的需要。自序说：

　　予垂髫时，受业于西江詹先生，学文艺兼为吟咏，六艺之说，始知致力，然未能深领其旨；后从金台李夫子游，举业外课及诗艺，勤勤勉勉，殆以积年于斯，奈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命也何如？

　　宜泉受业时，已设有诗艺吟咏一门，可见已在乾隆丁丑以后。《诗稿》第一部分为五言排律，即是其多年学为试帖诗的成绩。开首为《春色满皇州》，纯是颂圣之作。诗中凡遇“阊阖”“帝阙”“圣朝”“恩诏”“帝德”“圣主”，皆另行顶格，“紫宸”“九重”“清禁”“宸襟”“天休”，亦前空一格，以示尊崇。宜泉垂髫时即学为诗艺，三十年来，百无一就，则成此诗集，去乾隆二十二年至少当在五十年以上，序中“想昔”二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考证《春柳堂诗稿》的年代，还不应忽略乾隆一朝文网严密、罗织苛细的时代环境。据载，乾隆十九年，盛京侍郎世臣诗中有“半轮明月西沉夜，应见长安尔我家”之句，就被遣戍黑龙江；对于汉人，就更为酷烈了：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戮尸；四十五年，戴昆诗中有“长明宁易得”之句，亦戮尸；四十七年，方芬诗中有“梦里哀鸿听转明”之句，其五世孙方国泰杖一百，徙三年；四十八年，乔廷英诗中有“千秋臣子孙，一朝日月天”之句，凌迟处死。一时“明”字，乃至“日月”二字，皆被视为违碍，弄得人人自危。魏子云先生首先指出：“《诗稿》中有一首《游太阳宫有感》，其中有句：‘庙破非今日，萧条已有年。当沾临照普，得仰大明悬。’此一诗句中的‘得仰大明悬’，绝难出现在乾嘉年间。只凭这句诗，也可判定这位诗人宜泉先生，不可能是乾隆年间人也。”[12]此论可谓铁案，无容统移。《诗稿》中还有一首《日月无私照》，题目有“日月”二字，已不免犯忌，结句云：“有明符圣德，遐迩披光融”，复加批语云：“从日月实写出无私照来，博大昌明”，都是极易招祸的。道咸以降，变乱频仍，文网随之稍弛，宜泉之诗，乃其时之产物也。

　　（四）

　　王利器其实早已察知宜泉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的矛盾，为了加以弥合，便有意把宜泉的寿命拉长，判定他在十四五岁时，便于四十六七岁的曹雪芹作了“忘年交”。其实，《春柳堂诗稿》的内证表明，宜泉的年龄比曹雪芹要大得多。

　　且看《诗稿》中以下一类诗题：

　　《元夜喜希睿先生过访小饮即席赋》；

　　《喜夏公先生枉访宠锡瑶章因成惭谢》；

　　《秋晚散馆喜董先生见访》；

　　《春仲孟二先生枉访时避横逆出门未及延疑因成寄谢》；

　　《和欧阳先生〈会饮天香楼〉原韵》。

　　这是题赠年长位尊者的，故敬称“公”“先生”。如《喜夏公先生枉访宠锡瑶章因成惭谢》云：

　　知君情笃爱才郎，今特来寻喜欲狂。

　　蓬屋乍沾饾饤气，龙门重挹桂花香。

　　惊神泣鬼惭非匹，铁画银钩谢未遑。

　　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

　　恭谦感戴之情，溢于言表。再看又一类诗题：

　　《题李四兄书舍壁》；

　　《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

　　《涂中遇孔曾唐大兄》；

　　《与刘二弟闲话》；

　　《哭洪九兄》。

　　这是题赠平辈者的，故每称“兄”而道“弟”。如《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云：

　　灵台存古迹，独得钓鱼称。

　　信宿非溪叟，轮班有苑丞。

　　土山桃雨润，汀水柳烟凝。

　　未藉陪仙侣，柏梁岂易登。

　　地位是平等的，语气也是平和的。再看又一类诗题：

　　《答叶肯堂见访兼谢未遇》；

　　《遥忆卜云庵》；

　　《书慰卜士段纯一》；

　　《中秋夜邻友郭元度邀饮即席赋》；

　　《九日戏寄郑恒斋被人约饮天香楼》。

　　这是写给辈分较低、年龄较轻的人的，故往往直书其名。如《九日戏寄郑恒斋被人约饮天香楼》云：

　　羁客重阳不自持，会逢有约定如期。

　　高楼帽落迎风槛，寒圃花开冒雨篱。

　　千斗清幽元亮酒，百篇酬唱杜陵诗。

　　醉归莫犯金吾夜，长板能羞老面皮。

　　因年长辈分高，用语就随便得多。《诗稿》与曹雪芹有关的诗，是属于哪一类呢？全部四首诗题，都是直呼其名号，无一例外。如《怀曹芹溪》，与《遥忆卜云庵》相近，均无敬称；《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与《和欧阳先生〈会饮天香楼〉原韵二首》，亦属同一类型，却独少“先生”二字，连“兄”“弟”字样也不用，可见在宜泉心目中，曹芹溪的辈分年龄是较低较小的。

　　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1974年编印的《红楼梦评论》中说：“宜泉的生平事迹不详，只知道他也是旗人，在村熟里教书，比曹雪芹大十多岁。”这里关于二人年龄差别的估计，是比较恰当的。若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则宜泉的年龄，当与《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相仿。按李绿园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乾隆元年（1736）中举，时年三十。乾隆八年（1743）三十七岁时生次子李蘧。李蘧复于乾隆六十年（1795）生第三子李于潢，其时李绿园已去世五年；若健在，当为八十九岁。李于潢为道光五年（1825）拔贡，颇有文名。李绿园第四子李葛所生李于澧，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可见李绿园二孙都比宜泉之孙张介卿要早六十年以上，作为光绪十五年（1889）尚在盛年的张介卿祖父的宜泉，是绝不可能与曹雪芹同一时代的。

　　（五）

　　《春柳堂诗稿》共收题赠怀人诗六十余首，可是，不论是对年高位尊的，如“夏公先生”“董先生”“欧阳先生”，还是平辈或晚辈的，如“李四兄”“吴三兄”“叶肯堂”“卜云庵”，诗题下无一注明其人之姓氏名号生平经历，唯独关于曹芹溪的两首是例外：

　　《题芹溪居士》（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伤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这是违背全书体例的，也是违背常情的。按说那位夏公先生，于作者有知遇之恩，赠答之诗达五首之多，中有“诗得岛驴青愈眼，文披袁镜锦车心”“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等句，理当注出名讳字号以志不忘；又如《哭李四兄》云：

　　前宵犹对饮，今日隔重泉。

　　若谢尘中友，因开梦里筵。

　　交深非歃血，情重易忘年，

　　白玉楼边觅，应操作记权。

　　《哭洪九兄》云：

　　白发为知己，青年得共游。

　　相违方二载，永别忽千秋。

　　奔走求生计，沦埋阍巧谋。

　　闻君仙游信，泪早寝门流。

　　悲戚之情均远胜《伤芹溪居士》“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理当注出名讳字号及与己之交往以志不忘。然而，一概没有，此无他，体例如此。

　　《诗稿》对于与曹芹溪有关的诗作的特殊的做法，只能说明诗作者或刻印者怀有某种特殊的目的，这就是透露他与曹雪芹的某种特殊的关系，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可是，其中恰好留下了漏洞。两诗题下之小注，是为了全面介绍“芹溪居士”其人的姓、名、字、号、性格、爱好、年龄，为之立一小传的，却偏偏遗忘了最最重要的“雪芹”。另一首《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中提到了曹雪芹，读者若不经意，自会将此“曹雪芹”与“曹芹溪”视为一人，但按史家笔法，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的。那么，注解中为什么不写明“姓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居士”呢？此无他，“雪芹”与“芹溪”二号，不能统一协调之故也。

　　四首诗能否证明宜泉与曹芹溪的亲密关系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且看《怀曹芹溪》：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

　　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

　　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通篇是怀人诗常有的套话，开头一句“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就叫人有点莫名其妙。《诗?采葛》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疏云：“一日不得见君，如三月不见君兮。日久情疏，为惧益甚，故以多时况少时也。”以多时况少时，故一日犹三秋，一日等于三秋。“似历三秋阔”，究竟是说二人分别了“三秋”呢，还是分别了“一日”？若是前者，就不该冠一“似”字；若是后者，昨日刚刚分手，实在犯不着郑重其事地说“同君一别时”，甚至缠绵悱恻地说什么“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了。

　　有人错会了《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诗题，以为宜泉曾经同曹雪芹一起到西郊信步。其实，此题应标作《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是首奉和之作，《诗稿》中《和欧阳先生〈会饮天香楼〉原韵二首》《和龙二府〈在滇游螳螂川赠空谷先生〉原韵》《和穆县令〈九日题糕诗〉原韵》亦其类。此诗首句云：“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已明明说到是读了曹诗之后，方乘兴游寺以奉和的。

　　以上二首，所写曹氏，皆扑朔迷离，毫无实在的事迹可循。另外二首，《题芹溪居士》之“题”，或谓题赠，或谓题画，皆不可知；《伤芹溪居士》则写于芹溪亡后，亦泛泛之论，令人不得要领。据此说宜泉和曹雪芹经常聚会，交往甚密，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春柳堂诗稿》之作咏曹雪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有两个可能：或是与宜泉相识的曹雪芹，乃作《红楼梦》之曹雪芹之后世同名之人，或是张宜泉（也不排除其孙张介卿）有意附会作伪，以惊俗听，二者必居其一。

　　《春柳堂诗稿》之不能作为曹雪芹之史料，还可以从其透露信息的不合理中考见。

　　曹雪芹名霑，此点在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中已经指出，不是《诗稿》的首创；唯其字梦阮，却是由《诗稿》第一次揭出，且立即成为信说，为学界所接受。王利器说：

　　梦阮一字，我想可能是代表曹雪芹人生观的标帜，阮或许是指的阮籍，曹雪芹对于阮籍这一类型人物的景仰，在《红楼梦》中也有说明。……曹雪芹选择了阮籍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他自己“表德”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他自己的狂、傲、放达，和阮籍那一双不满意现实的白眼，正好引为千古同调。敦诚《四松堂集》卷上“赠曹芹圃”（原注：“即雪芹”。）写道：“步兵白眼向人斜。”又卷下“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联句有云：“狂于阮步兵。”原注云：“亦谓芹圃。”敦敏《懋斋诗钞》的《赠芹圃》写道：“一醉酕醄白眼斜。”如此看来，我想可能是，由于阮籍的人生观，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曹雪芹的狂、傲和放达，因而他起了这样一个“表德”的字，从而他的朋友也都以此相推，敦敏、敦诚弟兄一再以阮籍比拟曹雪芹，我想不是偶然的。

　　这种测想，是不合古人取名、起字的通例的。《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疏云：“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也有幼时名、字一并起好的，《离骚》：“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字应据本名含义，如屈平（“正则”），字原（“灵均”）；诸葛亮，字孔明；曹操，字孟德；周瑜，字公瑾之类，且应由父执一辈来取，与自我之“表德”无涉。“梦阮”与本名“霑”，毫无内在联系，若果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狂傲放达，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别号。《诗稿》字梦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曹雪芹号“芹溪”，也是《诗稿》头一个提出来的，由于敦氏兄弟已说过号“芹圃”，一般人也恬不为怪，以为既然都有一个“芹”字，二说不妨并存。其实，“圃”乃种植瓜蔬之园地，与“雪芹”尚有联系，而“芹溪”，则是一地名。《古今地名大辞典》谓：“在福建宁德县，产铝。”以地名为别号者，代不乏人，但曹雪芹与福建宁德，不闻有任何瓜葛，可见“芹溪”之号亦系《诗稿》之杜撰。

　　有趣的是，以“芹溪”为标志的假古董假文物的频频出现。据《人民画报》1979年8月号《曹雪芹佚著、遗物的发现》一文介绍，就有两件“文物”与芹溪有关：

　　一是“友人所刻并赠曹雪芹”的象牙扇股一面，上款署有“芹溪尊兄大人正之”字样，刻有行书三行云：

　　粤东有贝多树，余尝于刘将军署见之，从者误折一枝，余惋惜，携归使院，植诸阶墀，值雨一昔而活，菁葱可爱，余题诗壁间云：“见叶无根插短篱，一宵春雨发华滋。他年谁续羊城志，记取渔洋手种时。”今二十余年，计已成围矣。

　　上海博物馆郭若愚先生撰《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一文，指出此段文字出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中，所叙事出康熙二十年（1681）三四月间。王士祯死于1711年，四年以后曹雪芹方降临人世，所以不可能是王渔洋刻赠；而扇股又无落款，令人生疑。且“在扇股上书刻这么一件事在清乾隆及其以前是不盛行的”，“扇股上书刻文字或图画，这是清嘉庆以后才渐渐盛行的事，主要是书刻竹骨，以及乌木、象牙等”。在列举书录中著录的书刻名家二十八人以追溯其盛行和发展概况以后，郭若愚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一象牙扇股，“从其制作和书法来看，大约是清末的作品。”

　　香港《文汇报》1979年8月11日《笔汇》副刊亦载寒操的《真乎？假乎？曹雪芹的又一件遗物——折扇》——出：“这篇题识的作者不是曹雪芹的友人，而是比他约早半个世纪的王渔洋；因此，‘芹溪’不可能是曹雪芹；因此，这把折扇与曹雪芹无关。”作者还辨别出，三行题识的写刻，“章法、布局极为均匀自然，而‘芹溪尊兄大人正之’八字与之很不相称，字形略小，且所处的地位也不免局促，不似一气呵成者，有后人增添的嫌疑。”因此他认为：“‘芹溪’的题名显然出于有心的作伪”。

　　扇股上的书刻，大约出于清末人之手，而其后增添上去的；“芹溪尊兄大人正之”，更当晚于清末。结论只能是：它是民国以后，《红楼梦》考证热起来之后的产物。

　　二是上文提到的由宜泉第六代后人张行收藏的两个书箱，第一个书箱箱盖上刻有兰花一丛，山石一块，题有“题芹溪处士句：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第二个书箱箱盖上刻有兰花一丛，题有“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及“拙笔写兰”行书，另有“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小楷行书二行等等。郭若愚先生从画兰的落款和诗的题赠方面入手，指出：“照理一幅画必然有一个落款，这里却没有。就说‘拙笔’是落款。但‘拙笔’是画者谦辞，说自己画笔笨拙，不是姓名字号，不能算是落款”，且“两幅木刻兰石图，原来是一般画工所画”，“题芹溪句、乾隆年月、‘拙笔写兰’等行书是另一人手笔，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才加上去的。因为是后来加书加刻，书写时就只能利用原有的空隙地位，所以形成了题句和年月等不相连属。尤其是‘题诗’的字数较多，更显得局促不安”。这就从文物鉴定的角度，令人信服地揭穿了作伪的实质。而“芹溪居士”（在书箱上又变成了“芹溪处士”）的始作俑者，不是宜泉，就是张介卿，其时间当在光绪十五年（1889）《春柳堂诗稿》刊出以后。而在民国以后出现的甲戌本，在第十三回回末批上“命芹溪删去”“淫上天香楼”的不根之谈，则是先于扇股和书箱的第一件伪品。

　　【注释】

　　[9] 申畅，陈方平，霍桐山，王宏川编.中国目录学家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29.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 吴恩裕著.曹雪芹佚著浅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10.

　　[12] 魏子云.治学考证根脚起——从《春柳堂诗稿》曹雪芹谈起[J].明清小说研究，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