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逐梦电影节：“想要拍片的年轻人总会有办法的”
1995年出生的陈剑莹是第三位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的中国导演。（受访者供图/图）
当陨石撞击地球后，引发海底火山喷发。海水随时会淹没一座城市，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走前的最后一天，你都会做些什么？
短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所追问的就是这样的“未来”。导演陈剑莹的镜头，对准了少女念念的“最后一天”：和她青梅竹马的男孩在短暂的交谈后不辞而别；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邻居爷爷则选择留下陪伴自己去世的老伴；路边的大排档里，老板娘和客人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
北京时间2022年5月29日凌晨，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这部作品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Short Film Palme d'or，即短片单元首奖），1995年出生的陈剑莹也因此成为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
因为疫情的缘故，陈剑莹独自一人代表全剧组走上戛纳的红毯，她在获奖感言的最后用中文致谢。除了感谢父母、投资方以及团队，她特别强调：“影片中所描述的，就是我站在祖国土地上感受到的诗意、深情。”这天恰巧是陈剑莹的生日，她将戛纳的奖项视为“最棒的27岁生日礼物”。
据报道，这届戛纳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7部短片作品。《海边升起一座悬崖》从中脱颖而出，它与入围国际影评人周单元（La Semaine de la Critique）并获得酷儿棕榈奖最佳短片的《当我望向你的时候》、获得电影基石单元（La Cinef）二等奖的《地儿》一起，向人们展示了中国95后导演群体开始以短片创作崭露头角。
敲门砖
“站在颁奖台上，我意识到之前的片子为何没有获得大奖。可能真的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才能把最真实和最深沉的情感联结拍出来。在戛纳，评委们一直在夸我的视觉表达和诗意风格，其实这种风格也来自中国的土地，如果不能理解这种美，就无法呈现它。”陈剑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获奖完全是一个意外惊喜，自己并没有特别准备获奖感言，临场所表达的是自己回国拍片最真实的想法。
高中毕业后，陈剑莹就离开了家乡哈尔滨，远赴美国进入纽约大学电影系学习。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她完成了好几部短片作品，渐渐可以依靠拍摄广告负担自己留学的费用。
2020年，陈剑莹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长片，她喜欢上了一位好友的家乡四川宜宾，被这里自然环境的古典诗意和三线城市的工业氛围打动，曾考虑把宜宾作为拍摄地之一。
这部计划在中美两地取景的长片，历经波折后终因疫情暂时搁置。孰料这样的工作动荡持续了近两年。有几次是不眠不休做出方案之后，石沉大海；有一个项目已经定了她做导演，工作了两三个月之后，被告知项目暂停……陈剑莹甚至开始产生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行业。
消沉了一阵子，陈剑莹突然意识到，既然拍摄长片的风险大，需要的资源也多，不如重新出发，再拍一部短片。她来到宜宾，拍了《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她第一部在国内拍摄完成的导演作品。
这部短片融入了陈剑莹的生命体验。她十多岁离开家乡去美国读书，后来因为拍片的缘故经常四处奔走，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就要面临告别。“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让我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变慢了，原本计划拍摄的长片项目也不得不搁浅，我只能埋头写作剧本，等待创作的机会，也开始更想要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她说。
“短片是进入行业的敲门砖，虽然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导演，但起码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向人展示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陈剑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短片的自由度更高，可以实验的东西也就更多。我这次拍《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尝试了很多之前从没有用过的拍摄方式和镜头语言，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的体验，如果这是一部长片，我敢说不可能做到这么极致。”
天浩盛世娱乐董事长周浩是《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出品人、总制片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愿意投资陈剑莹的作品，就是看重95后年轻人的视野。他说：“短片的投资基本上是不考虑回报的，但我觉得值得。他们这代人开眼界看世界的机会更多，有机会前往世界顶级的专业院校深造，对电影的理解更具有当下性。”
“这些年我有一个观察，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短片越来越多了。”《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监制单佐龙感叹，这两年因为疫情，很多长片项目停滞了，他却因此接触到大量的短片，“必须说明的是，短片绝对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仅仅是长片的缩短版，短片有自己的创作语法与美学，在西方甚至有专门只拍短片的导演。我觉得短片不见得一定要各方面成熟，但一定要有辨识度，被人记住。”
作为《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制片人，单佐龙长期关注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变化，他指出，比起相对稳定的长片创作，短片的赛道正在变得拥挤，这或许与年轻人渐渐意识到短片的意义也有关系。
据单佐龙介绍，戛纳电影节是国际顶级电影节中最重视短片的一家，不但主竞赛单元有短片，其他的平行单元，比如“国际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都有短片。“对于戛纳电影节来说，短片的竞争既激烈又多元，除了有志于电影创作的导演，也有不少艺术家会将自己的片子投递过来。戛纳通过对短片的遴选鼓励和寻找有潜力的导演。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很多知名大导演，最初都是凭借所拍摄的短片被国际影坛关注的。”
如今，每年投递给戛纳的中国短片不在少数，有的是投资在百万元人民币级别、完全按照工业水准制作的短片，也有极低成本制作出来的独立作品；有成熟的知名导演，也有还没毕业的学生。
单佐龙认为，以戛纳电影节为代表的艺术电影遴选系统，对中国电影的期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渴望通过中国导演的电影表达看到一个变化中的中国现实，另外一方面则希望看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美学表达。从这两方面看，不少有过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作者，的确为中国电影的创作带来了让人惊喜的新东西。
黄树立带去戛纳的短片《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是一部记录自己和家人关系的“私影像”。（受访者供图/图）
“家庭录像”
温州男孩黄树立带去戛纳的短片《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是一部记录自己和家人关系的“私影像”，以一种看似“家庭录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父母的深厚的情感，也揭露了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裂痕。
2019年，黄树立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申请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一年多之后，因为疫情的影响，又不得不暂时休学返回国内。
“其实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语言和文化差异不再成为一种障碍，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或者生活。”黄树立认为，疫情改变了自己的思考方式，变化的世界让自己有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回国后，黄树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一边开始和朋友做些创作，一边重新面对困扰自己的家庭。最终，这些思考被他以手中的一台8毫米的胶片摄影机记录下来，他期望家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
黄树立选择学习电影有些偶然性，高中时代，他尚未想好未来一定要从事何种职业，但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生活。“我不想重复长辈们的人生路径，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就是一种逃离。初到纽约，我迷茫了一阵子，因为这个城市太多元，虽然很包容，但是也很容易眼花缭乱。有时候我会觉得，正因为我身处在一个异国他乡的环境，反而让我开始去向内探索自己，寻找自己的来处，这或许就是我拍摄这部短片最初的想法。”黄树立分享道。
某种程度上，这部短片的创作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相对叛逆的生活选择、不被接受的情感关系、不走寻常路的职业规划，让黄树立和母亲长期处在一种焦灼的关系里。母亲为了黄树立的成长，牺牲掉了自己的生活，很早就辞去了工作，专心照料黄树立的生活，因此也常常流露出对儿子“有出息”的期待。可是什么是“有出息”，两代人有了巨大的分歧，隔阂也越来越深。
黄树立想过沟通，但往往会以不欢而散收场。“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培养我牺牲巨大。但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你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又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也没有勇气开口谈论它。”
电影时断时续地拍摄了一年，成了黄树立写给自己和家人的影像日记。在这部影片里，黄树立放进去大量的素材，幼年时候居住的老房子、北京的朋友和恋人、父亲生活的碎片、母亲年轻时候拍下的录像……富有颗粒感的画面之外是黄树立的讲述与母亲的“唠叨”，这些元素构成了这部影片的面貌。电影的最后，黄树立将画面定格在母亲过马路时不经意望向自己时流露的笑容。
“你的作品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她对我说过的话和你妈妈说的简直一模一样。”戛纳影评人周的选片人告诉黄树立。后者这才意识到，自己这部完全私人的东方电影，其实有着广泛意义的共鸣。
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代际和解。“电影后期剪辑制作的过程中，我十分焦虑，最后还是决定给母亲看看。看完之后，我和她抱头痛哭，虽然她还是会自责对我的教育失败，无法原谅自己，但她说不论如何，希望我可以过得开心。”
电影在戛纳展映的同时，还以线上展映的方式面向全球网友，结果竟被人盗录上传到网络。《当我望向你的时候》资源泄露后，甚至一度引发豆瓣网友的激烈讨论，有人指责黄树立对母亲的态度，认为他太不懂事；也有人被这部作品打动，通过微博私信给他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亲戚将网上的评论发进了家人微信群，让黄树立的父母承受了不少压力……黄树立在暂短的愤怒后，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就像一个实验，最初这部作品的观众只是自己和父母，遭遇意外后，它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观众。
“我们这代人成长在网络环境里，是习惯于相信网络的。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浏览一些英文网站，寻找自己喜欢的图片或者影像。初中的时候，我运营过一个微博时尚账号，把我搜集的时尚图片发在上面，积累了三万多粉丝。”黄树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经我以为互联网给我打开了广大的世界，渐渐却发现它也在造就信息茧房。隔绝的世界让人们开始变得对外部世界有戒备心了。既然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掌控，我希望可以用一种柔软的方式进行影像表达，说得通俗点，我希望找到一种爱意，这种爱意可以战胜我们对未知的恐惧感。”
归属感
在《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中，黄树立除了记录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还将自己的朋友放入其中。“很多人建议我拿掉，但是我不愿意，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离开校园开始感到迷茫的时候，是朋友们一直陪在我身边。”后来，黄树立担任了好友蔡杰的长片处女作《人海同游》的摄影指导。
李潇远是《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制片人，也是陈剑莹从高中时代就结识的好友。“戛纳获奖的消息传来，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当年一起拍校园‘微电影’的朋友，现在依然在一起合作——我和陈剑莹拍电影，另外两位则一起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后来为了《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我们请他俩制作海报，等于大家又聚在一起了。”
黄树立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源于高中时代学校鼓励大家拍摄“微电影”，他回忆：“我最早的拍摄就是拿着家里人买的5D2相机，拍了一些很幼稚的东西，参加了‘微电影’大赛。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设备和技术可能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否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和内心。”
2010年前后，伴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中国掀起过一场“微电影”热潮。因为微电影《老男孩》的出现，这一年被媒体定义为“微电影元年”，以至于有条件的高中也开始鼓励学生的“微电影”创作。
当时，李潇远和陈剑莹分别在北京和哈尔滨读高中，偶然的机会在“百度贴吧”相识，并从兴趣相投的网友发展成生活中的朋友。后来，陈剑莹想要拍摄一部“微电影”，李潇远从北京赶去哈尔滨帮忙，从演员到制片，参与了拍摄的大部分环节。让他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这部学生作品最终通过商业赞助和校园内的DVD售卖收回了成本，这也是他第一次对何为电影制作有了认识。
在美国留学生活的岁月，陈剑莹感受到了漂泊，她渐渐发现，尽管身边的年轻创作者的表达各不相同，但因为习惯性的流动，大家都在某种漂泊中，好像总在寻找一种归属感。
李潇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陈剑莹找到自己说想拍一部短片的时候，他们在咖啡厅聊了很久，虽然还没有最初的故事雏形，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做一部有当下性的作品。“我和陈剑莹都觉得，在疫情之中，全世界都在面临着某种困境，大家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时代气氛总体来说是有点‘悲情’的，那我们可以做一部关于悲情时代的浪漫的影片，科幻或许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以‘末日’来隐喻社会现状。但是，我觉得这种情绪并非说我们就一直抱怨和吐槽，反而是要学着拥抱未来。我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给人安慰。”
后来，他们又找来了曾经创作过戛纳获奖短片《延边少年》的90后编剧萧子木华加入创作团队，他在文本上贡献了叙事主题与人物思路。三个人经过不断地讨论甚至争执，才完成目前这个版本的故事。总结这段创作时光，萧子木华认为自己的作品大多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年青一代的创作不再追求宏大的议题，他们更看重作品的个人化和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体验与自我观照参与创作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1年年底，《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终于开拍，或许是为了完成长片未竟的梦想，陈剑莹再次选择在宜宾拍摄。宜宾是一座地势起伏较大的城市，整个剧组七十多位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地爬上爬下，克服种种困难，但最终仅用了五天，拍摄部分就完成了。
李潇远感慨:“或许真的是‘电影之神’的眷顾，我们在宜宾找到了很多梦寐以求的场景。比如电影海报上那个充满了植物的房间，不是美术老师搭建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我还记得我们在宜宾找到这个废弃的楼房的时候，原本也觉得平淡无奇，但走到楼上的某个房间，推开门一看，里面竟然长满了植物。”
主演姚安娜是第一次出演电影作品，为了贴近角色，她提前半个月进入剧组，与陈剑莹一起丰满了这个角色。姚安娜甚至给念念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内心矛盾忧郁的女孩，她认为“某种程度上念念和自己的一些地方很贴近”。
影片的最后，当念念的母亲呼唤她赶紧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爬上了不远处的一座高塔，不顾远方的海水不断地涌来，想要再看看家乡的面貌。“这个结尾算是一个隐喻吧，我想这代表着念念最终的觉醒，她不再懵懂地听从父母，开始向往自由，也完成了女性意义上的‘觉醒’，也是我们这部作品在主题上最终的落点。”李潇远说。
1998年出生的李家和和几个同学花了5000块拍成了《地儿》。图为该短片剧照。（受访者供图/图）
“热情项目”
2021年，李家和从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摄影系毕业，《地儿》是他的毕业作品。在老师的鼓励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以这部作品报名了戛纳的“基石单元”（旨在鼓励全球高校学生的短片和中片作品单元）。
《地儿》的故事不算复杂，讲述了河北农村两个青年因为与朋友发生的一场意外而陷入的困境。整部短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镜头和色彩，从小学习美术的李家和很擅长利用颜色和灯光烘托气氛，让这部拍摄经费有限的学生作业呈现出一种“故意”设计出的美学质感。
影片是在李家和的家乡拍摄完成的，剧组一共六个人，全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身兼数职，用十几天时间，一共花费5000元拍完了这部作品。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找免费的拍摄场地。有人将整部影片采用的固定机位解读为一种风格，事实则是，李家和的摄影设备只有一台三脚架和一部微单相机。他不得不在有限的条件下想办法丰富影片的表达，选择使用冷暖色调去反映人物内心世界。
“在拍摄中，我的团队成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干就完事了’。”李家和将《地儿》形容为一部“命题作文”，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认为在预算不充足的情况下，剧本要根据‘现实问题’进行写作。比如我需要提前确定好免费且安静的拍摄场地、剧组的职员分配和演员数量，以及能用到的设备等等，去量身定制一个符合这些要素的剧本。”李家和提到，剧组用的都是业余演员，所以片中角色的人物小传是根据他们自身性格“定制”的，以便让他们表演起来更自然……“但这种笨方法有非常多的弊端和问题，比如会限制题材，后期也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等等，我感觉这种模式其实有违一部电影的创作初心。”李家和补充。
近年来，单佐龙开始在高校讲授制片人课程，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设影视类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短片作者的涌现。不少新导演就是抓住在学校拍摄作业的机会被业内挖掘的。“中国电影行业目前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并不重视短片，很多短片根本没有机会被看到，更别提得到投资。因此对于专业院校的学生来说，拍摄毕业作品的机会很重要。大部分学校都会给予毕业作品一些投入，不同的学校投入有多有少，学生们自己再凑一部分，一部作品就可以拍出来了。”
陈剑莹将这种创作的方式称为“Passion Project”：“就是‘热情项目’，所有的人都不拿钱，就是想要拍一部作品。这可能是没有投资的情况下，最好的一种制作方式了。相比大部分人，我在影视业的寒冬能够为《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找到投资，真的十分幸运。”
单佐龙认为，虽然大家都说行业不景气，很多导演没机会，居于行业头部的导演却更忙了。“资本为了安全都涌向更有质量保证的作者，意味着年轻导演的机会相对就少了。电影节也是如此。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电影节，但是不为大众所知，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艺术电影都涌向‘三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关注。”
他越发觉得，如果年轻的作者想要脱颖而出，除了打磨作品本身，还需要更早地认清自己。中国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赛道，选择前者就不要考虑获奖与否，选择后者则需要理解“国际电影”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作者除了需要拍摄的经费，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电影节的“策略官”。
在他看来，西方电影节的遴选机制有自己的“傲慢”，有的西方选片人分不清银幕上的东方面孔。有志于参与国际电影节赛道的年轻人，尽管大部分都有很好的外语能力，依然需要专业人士的“转译”，以便理解世界同行的思维。
周浩曾是一位资深的明星经纪人，从业多年他渐渐意识到，好的作品才是娱乐产业的核心。抱着这样的期待，天浩盛世娱乐发起了一个名为“浩淼计划”的创作者扶持计划。周浩说:“再好的艺术家也需要经营，我们所做的工作就像是诸葛亮之于刘备，我希望从开始的时候就帮助有才华的年轻人做出他们心中的好作品。说实话，如果戛纳把奖项颁给一位成熟的导演，我觉得不是我们期待的，正因为陈剑莹年轻，她代表了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未来市场上需要的是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作品，不论是《霸王别姬》还是《寄生虫》，事实证明，优秀的电影不会缺少观众。”
他认为所谓的影视寒冬是暂时的，对于一位好的创作者来说，现在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空间——可以沉淀之后写出更好的作品。
“说到底，想要拍片的年轻人总会有办法的。不论拍什么类型的电影，只要有足够的信念，穷尽一切办法，以我身边的人来说，尽管各个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但大家最终都拍出了自己的片子。”单佐龙说。
有人曾问过李家和拍片的秘诀，这位23岁年轻人的回答也是如此，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干你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坚持下去。”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