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对中国的批评, 偏颇在哪里
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黄仁宇的这本历史研究专著，为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原因。这本书不是完全的历史资料的堆砌，因而并不显得枯燥，哪怕是对于历史并不太感兴趣的读者，同样能在读完全书后，对这种国家和个人的困境感同身受。
但这本书在正经学历史的人眼中，似乎并不是那么严谨、有分量，甚至有人戏称黄仁宇是“研究历史的人中散文写的最好的，是写散文的人中历史最好的”，那《万历十五年》到底有何偏颇之处呢？
用道德代替法律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的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并“至明代而极”，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他“大历史”的观点。
黄仁宇认为，我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统治者们已经谙熟了用道德代替法律的技术，他们利用伦理道德使得下位者服从上位者、使得女人服从男人、使得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服从有学识的人。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道德对于治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演进，社会更需要法制和技术来让社会发展有新的突破，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停滞，而明朝时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极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作者甚至举例说张居正满口仁义道德，但其实是一个好美色、讲排场还贪污受贿的人，这便说明了道德并不能代替法律。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倒也未必，毕竟张居正也只是个例，而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众所周知，难道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都是以宗教伦理代替道德的吗？
实际上道德和法律并不是二选一的对立面，任何理想社会不仅应该重视法律，也应该重视道德，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使是在黄仁宇眼中先进的西方社会，除了有着相对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外，同样也有利用宗教、教育等构建起来道德观念，与我国的“礼法并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黄仁宇曾为自己辩护，说他从不认为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应该法律和技术优先，但有不少人觉得，黄仁宇反对的“道德优先”，正是我国古人的智慧结晶。
我国统治者一向推崇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正是非常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的，这里的道德教化不仅仅是针对普通百姓的，更是针对为官者乃至皇帝的。《汉书》中“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正是这个道理。
我国自古重视道德教化，正是因为发现了制度背后还是人，社会根本在人心，才会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出圣人君子，从而真正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哪怕是到了现在，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法律是我们社会的底线，它追求程序和形式上的正义，而道德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所追求的是真正的正义。完善社会法律底线、重视传统道德教育，让其能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才是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方法。
缺乏数目字管理
《万历十五年》对我国的另外一项批评，便是说我国统治者不采取“数目字管理”的模式，而是纯粹依靠儒家思想管理，因而导致经政治管理乏力。
在黄仁宇看来，如果明代统治者能够运用“数目字管理”的模式，那么对于国家经济的情况和运作方式的掌握便会更加明确；朝廷也会发现税收过低、对地方经济控制力的薄弱，从而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对于“数目字管理”这件事，黄仁宇似乎仅仅是做出了一个猜想，并没有对它进行证明和更多的研究讨论。采取“数目字管理”真的能提高经济活力吗？又或者说明朝真的没有采取“数目字管理”吗？
那当然是有的。因为哪怕是黄仁宇本人，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数据——包括经济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经济数据不就是正好是“数目字管理”的一部分吗？
况且，还有人拿出更详细的数据称，黄仁宇关于“明朝税收低”的论点及其站不住脚。有网友举例称，明朝的定额是“已到税”，通过到达户部的“到仓率”来计算税粮，因而看起来明朝的百姓负税水平是10%，而实际上的真实负税水平保守估计会是2-3倍以上，也就是百姓承担的税负实际上是20%-30%——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这名网友估算道，如果万历年间农民每年要缴纳的漕粮按400万石计算，那实际上民众需要承担的——包括途中各类费用及损耗的——漕粮总计是1500-1800万石左右，这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更不用说实际上百姓承担的许多徭役，例如砍伐木材等，多半是用于修建宫殿、陵寝，根本没有用于国内消费，谈不上拉动经济活力。
脱离实际情况、不做严谨论证就盲目谈数目字管理，当然是不对的；说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国就有前途，当然就更是无稽之谈。
毕竟即使有“数目字管理”的思维，那首先也得拿得到真实的数目字。毕竟在一些特殊时期，我们为了“放卫星”，也曾有过“亩产三十万斤粮食”的数目字，但这些数字不仅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有害——因为数字可能是假的。
不管是万历皇帝，还是我们需要的都不是“数目字管理”，而是一整套获得实践认可的、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方式。
对历史的揣度
而读者或者学者对于黄仁宇批评最多的，大约就是黄仁宇对于史料的断章取义和对于历史的揣度。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万历十五年》中采用的叙述方法是某种文学方法，而非是史学方法。
在黄仁宇的书中，有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让每一个人物都看起来十分生动。
但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大多是建立在对人物背景、时代背景、社会思想的分析上“假设”的，而并非有史料证实，甚至说这些“心理活动”是黄仁宇自己的想法也并不过分，那么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对于历史人物乃至中国历史的批判，自然也是有所偏颇的。
举例来说，黄仁宇特地用了一整章去写明代思想家李贽，称李贽的思想前后矛盾，又称李贽只是想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和公众道德相融合”。
但当你仔细阅读这一章时，可能会发现，黄仁宇所写的、有确实依据的部分也不过是李贽的生平，这一章主要也是在写李贽的生平，而非他的思想。黄仁宇称李贽是”儒家的信徒“，并且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的义务，随后李贽便出家了。
这大约就是黄仁宇认为李贽”自相矛盾“之处，但平心而论，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本就有着不同的想法，人生充满着挣扎和反思也十分常见，这似乎并不是指责李贽自相矛盾的理由。哪怕是从李贽的思想变化上来说，即使他受儒家启蒙，后又批判过孔学，这也并不能得出他“思想自相矛盾”的结论。
李贽的“童心说”是他在对当时孔学的思考、研究、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建立的，他对于孔学的批判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脉络，在当时也受到了一定的追捧，说明这种思想演进是受到社会认可的，而非黄仁宇所说的“传统政治已经凝固”“文艺复兴这样的新生命无法孕育”。
最终，黄仁宇总结了李贽的种种思想，称他只是一位鲜明的中国式学者，而没有给晚明指出一条新出路。但其实读完全书，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在说黄仁宇自己呢？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晚明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存在的问题，在简单地提出了“实行数目字管理便能实现现代化”这个论点后，他的“解决方案”就戛然而止。
数目字管理就能实现现代化吗？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就像黄仁宇在书中所写的大量人物心理一样，都仅仅是一种猜测，他没有继续论证，没有为中国的发展指出可行的出路。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光是依靠数目字管理，我们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发展和数据统计，还需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因而，假如将《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消遣读物，当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人深省，但要将他当作历史著作，那确实是“错漏百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