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会谈”到底有多重要，为何在2019年被编入高中历史课本
大家都知道西藏在元朝是正式纳入中国行政版图，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历史事件“凉州会谈”。公元13世纪中期，藏族和蒙古族两位代表性的杰出人物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会谈，后世称为“凉州会谈”。
因为，直到2019年8月，“凉州会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才第一次被编入高一历史（必修）课本（上册），所以很多国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一段彪炳千古的史诗“凉州会谈”。
高一历史课本第56页关于“凉州会谈”的简要文字，”文字右上角是一张萨班灵骨塔遗址配图。
“凉州会谈”历史背景
任何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时至13世纪30、40年代前后，蒙古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内部团结，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蒙古汗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发动第五次征西夏战争。兵临今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西宁等地。公元1227年灭西夏，当时凉州为西夏陪都，亦被蒙古大军占领。
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地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坐镇凉州，称为西凉王。蒙古汗国先后统一了西夏、西辽、金国之后。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陇、蜀。蒙古军占领了吐蕃东北面的凤翔路、临洮路，东面的利州路、潼州府路和成都府路，这样，吐蕃就处于重兵压境的蒙古军包围之中。因为她的东南只剩下一个小国大理政权，西面和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和南亚次大陆，东、北、西北方向都被蒙古人包围。蒙古人兵临西藏，统一西藏势在必行，而吐蕃则面临或战或降的选择。
而此时的西藏地区自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宋史·吐蕃传》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不久，吐蕃贵族分裂，随即又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统一的吐蕃政权彻底崩溃。在这之后，西藏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大都为赞普或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手中掌握着武装，控制着为数不多的属民，彼此争斗，各自为政。吐蕃政权林立、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随着封建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这些割据势力又渐渐演变为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封建领主。11世纪中叶，西藏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封建领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依附于不同领主集团的佛教势力，也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众多教派，这些教派大都根据社会政治需要，“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这些教派都是以创始寺院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展势力范围，与各地的割据势力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教派势力和世俗势力的结合体“政教合一”。各地方势力之间不断发动战争，各教派领袖也趁机参与军政，排斥异己，更加深了分裂和战乱，使藏族人民深受其害。渴望和平统一，要求能过“太平安宁的生活”已成为广大藏区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了统一西藏，公元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当时这里有三座有名的寺院，分别为热振寺、杰拉康寺和达隆寺。蒙古军在藏北由于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数百名僧俗群众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赛敦的佛教法师。蒙古军与西藏寺院一部分武装势力的战斗平息后，多达那波供施了许多布施，修复了被毁寺院和佛殿，重塑了释迦牟尼金身佛像，并作了开光法事等，这些举动得到了当时西藏僧俗群众的广泛支持。
此后，这支蒙古军在西藏留驻两年多，多达那波没有再与吐蕃当地武装发生冲突，而是致力于搜集吐蕃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多达那波与当地藏族僧、俗势力，进行了和平接触和频繁友好交往，了解了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况。
多达那波了解到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称雄割据、实力地位不等的情况后，向阔端上了一道详细真实的调查报告《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里面写道：“在边野的藏区，僧迦团体以甘丹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智达为精。”“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具大法力，王如其请，遣使迎之。”这封书信，其实就是多达那波给阔端的建议。建议阔端选择萨班作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最后，阔端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派“金字使者”迎请实力雄厚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赴凉州，共商西藏归顺大计，力图以和平方式和政治手段实现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公元1244年，阔端正式派多达那波等专程赴后藏“邀请”萨班，并给萨班写了一封邀请函。邀请函措辞霸气，软硬兼施，一方面说“若不前往，大军压境”，另一方面说“汝如何利益众身”，“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统领四方僧众。”在恐吓和拉拢之余，阔端为显示诚意和友好，还馈赠礼品。就这样，是否前去凉州进行会谈的抉择落在了萨班的身上。
“凉州会谈”关键人物
历史选择阔端和萨班作为和谈的双方关键人物也绝非偶然，此次会谈是时势使然，也符合蒙藏双方的根本利益。
阔端，《新元史》记载：“阔端太子，太宗第三子，太宗七年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窝阔台率军西征后，他是留在国内的皇子，战功赫赫，“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开府西凉”，统治这原西夏故地。《秦边纪略》中说：“元封三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于凉北，即今永昌堡也”。阔端既具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又有政治家的睿智。此时阔端已经意识到，西藏地处偏远，气候寒冷，风土人情特殊，政教合一体制由来已久。因此只能扶持一位能统领全藏的教派法主，以教治藏。权衡再三，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成为阔端的首选。
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班智达”，意为“大学者”，萨迦班智达意即萨迦派的大学者，他是西藏地方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他出自后藏萨迦县的昆氏家族，初名白丹顿珠，法名萨班·贡噶坚赞，古印度把通达“五明”的人称为“班智达”，意思为“大学者”。
什么是五明呢？就是工巧明（工艺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学）、外明（天文学）、内明（佛学）。
萨迦班智达
萨班幼年从伯父受“沙弥戒”，9岁开始为人讲经说法，25岁时，拜前来西藏的印度那兰陀寺主持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利跋陀罗为师，受比丘戒，取法名“贡噶坚赞，学习经论及大小五明之学。他学习《声明》、《量论》等五大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他全学十明，得到精通。在佛学方面除了精通萨迦教法外，对其他教派如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都有较深的理解。由于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品行高尚，声望极佳，通晓“五明”，人们尊称他为精通大小五明的“班智达”，于1216年接替其伯父主持萨迦寺，萨班很快成为享誉西藏地方乃至印度佛教界的大学者。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经成为西藏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在寺院数量上比不上噶当派，但是萨迦派直接控制当地政治、经济权力，其实力在卫藏地区首屈一指，是”政教合一“的一股重要割据势力。
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地知道，新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内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西藏地方，根本无力对抗蒙古铁军。萨迦班智达高瞻远瞩，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一方面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另一方面为佛法更加弘扬，为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于是他力排众议，统一认识，面对责难，回答说“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63岁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僧人和经卷应邀前往凉州。
“凉州会谈”事件详情
公元1244年，萨班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直接奔赴凉州，他本人抵达前藏拉萨与拉萨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附蒙古事宜，集思广益，以便思想上有充分准备。萨班先是在拉萨等地，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而艰苦的政治协调活动。因为萨班明白，只有充分的说服、协调好地方实力派、各个教派的意见，处理好萨迦派与各大教派的利益调整，让各方面达成一致认识后才能赴凉州参加会谈，否则会影响会谈的结果，进而影响西藏的前途和命运。
一路上，萨班边走边从事传教活动，讲经说法。例如来到甘肃天祝极乐寺后，对该寺进行了扩建。萨班历经两年长途跋涉，于公元1246年8月途经青海及甘肃天祝县到达凉州。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和林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双方未能立即见面。萨班趁这段时间在凉州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又给各族信众施药治病，被凉州百姓视为“圣僧”“神人”，这为他与阔端会谈创造了良好气氛。
公元1247年正月，阔端回到凉州，立即与萨班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会谈，后世称为“凉州会谈”。阔端与萨班见面后，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双方经过协商，共同议定吐蕃各地归附蒙古。随后，萨班给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萨班在信中说，西藏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派萨迦和其他金字使者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信中还把蒙古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至此，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它一传到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第94页)。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
萨班在阔端大力支持下，驻锡凉州百塔寺，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下）。正因如此，藏传佛教真跨出雪域，在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
“凉州会谈”历史意义
凉州会盟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两族人民从此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沿用，忽必烈为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友好往来，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还成为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并受命创制了以藏文为体式的官方“蒙古新字”，学术界称作“八思巴字”。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
此后，蒙古统治者开始在西藏统计户口，设置驿站。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在这一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统辖，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朝廷还在当地设置地方机构，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充分和有效的管理，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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