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士学位就是完成学术生活的第一阶段，博士学位是这种生活的顶点
学生纯粹是一个学童，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那些学童练习。到了第二个阶段，他成了一位学士学位候选人，在这个身份上，他一方面演练讲学，同时还继续跟他自己的老师学习。当这种转变到来之际，一般都会举行一场典礼，与就职礼非常相近。它就是一种初级的就职礼。
博士学位候选人要通过教学来展示自己拥有学士学位这一事实，同样，已经完成自己第一阶段学习的年轻学生也要参加一场公开的辩论，以此证明自己适合开始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场公开辩论被叫作辩定，来源于“determinare”（限定）这个词，意思是设定一项命题。“辩定”本来只是艺学院的一个习俗，后来逐渐成了一项义务。所有的候选人要想拿到执教权，都要求有这么一道程序。
与此同时，还发展出一个习俗，就是在这道手续之前，先进行一次考试，从而可以将那些缺乏能力的人事先清除出庄重肃穆的公开辩论。“辩定”就此成为第三级学位。不过，在其他地方，不同的行业都用“bachelier”这个词来指一些年轻人，他们尽管已经实际从事自己所学习的那门行当，但还没有宣誓成为这门行当的师傅。同样，在封建制的用语里，这个词适用于一位年轻的贵族，他还没有权利自树其帜，只能随从他人队伍；这是一个介于扈从与骑士之间的中间等级。
这里的相似性如此密切，以至人们甚至认为，“bachelier”这个词就来源于“下级骑士”，尽管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根据图洛的看法，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出，在15世纪的哪一个时刻开始，这种表达被用来指一个成功地通过了自己的“辩定”，位置介于学人与教师之间的人；而那时这种表达已经被用在工商行会中，用在组成骑士团的社团中。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救急的不规范用法“baccalauréat”。从这种历史分析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考虑执教权－我们已经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因素是从外部移入的，那么，学位与考试体系就是法团组织的产物，是这种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者就来源于后者。
拥有了最高一级的学位，就获得了以师傅的身份进入法团的渠道。法团是一个封闭的实体，所接纳的新成员必须先符合某些特定的条件，是这个事实造就了考试。任何人要请求加入法团，都要接受某种事先测试，这项规矩所有法团概莫能外。“适者请进”这句老话最好地概括了支撑巴黎大学考试的根本原则。如果说不是只有一种学位，而是有一系列等级排列的学位，那是因为法团对引进新来者的抗拒态度，结果就是让人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必须始终保持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入门仪式。想想一个骑士团的候选人在最终全副装备之前，也就是说，在被纳入法团前要通过的一系列阶段，从学习骑士到扈从，有时还包括见习骑士。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团带有某些秘密社会的特征。它有它的种种秘密仪式，你只有发下各种各样的誓言，才能成为它的一名成员。因此，很自然的是，它要借助难以攻破的壁垒来抗御外界，而这些壁垒也是逐级筑立起来的。所以，在有能力深入中心之前，就需要逐阶段地推进。
在巴黎大学，这些阶段就在于逐级的“学位”。我们已经看到，获取这些学位之前所需测试的性质与进入法团之前所需的测试，两者之间是多么的相似。这两类机体最初的核心都是一种庄严的典礼，在典礼上，候选人仿佛就此完全拥有了他的行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考试与学位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还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只有当教师们不再各自为战地讲学，而是自发地组成法团，并且认识到法团自身的身份，遵从共同的法则，才能出现这样的观念。
对于那时候考试的价值与程度，我们绝不能过分夸张。我们所探讨的还只是这项制度的起步阶段。庄重的典礼、肃穆的仪式和严格的仪轨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能够据之做出真正评价的测试。但这并不等于说，候选人不必非得参加真正的考试。索邦神父曾经向他学院里的学童们讲过一次道，讽喻的味道袒露无疑，甚至将艺学院的考试与末日审判相提并论，乃至宣称巴黎大学的判官们比他们的圣界同行还要苛刻。如果所有的考试都只是一场玩闹，那么这种比照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然而，即便考虑到那些欺诈性的考试技巧（它们是庇护关系甚至腐败所造成的，需要从时代的道德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道德角度出发，来说明这些实践做法），似乎也可以肯定地说，通不过的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在一些大学里，候选人的数目与成功者的数目完全一致，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而在巴黎，艺学院倒是的确有失败记录在案，但这些更像是一些例外情况，反而证明了一种规律。
唯一有失败记录在案的那些候选人，都申诉评判于己不公，请求接受一个新委员会的审议，要不就是艺学院撤销自己的决定：要想让这样极端的措施也能可行，显然就得将失败视作完全非同寻常的事件。那么，当时如果有人不曾展现过最小限度的特定知识，是否也有可能获得通过？当然不是。但是，只有那些确实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会被允许晋升到参加考试的阶段。每一位候选人都得由他的老师引荐，因为考虑到学习过程的时间相当长，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学生。
而对于那些尚未做好准备的人，也可以建议他们先不参加考试。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注册学生总数当中，最多只有一半人会去参加业士学位考试，而其中又只有远不到一半的人，会就此成为“业士”，可以继续攻读学士学位。淘汰过程多少带有自我调节的性194质，考试举行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因此，它发挥的作用无非是确认了事先就已经肯定了的结果，并且把这种结果给神圣化了。这便是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的学位与考试体系的起源；因为很显然，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并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每一级学位所要求的知识已经改变了。但是等级尺度没有变，学位的数量没有变，而划分大学生涯的三个阶段，各自的重要性也大体照旧。业士学位就是完成了学术生活的第一阶段，博士学位是这种生活的顶点，而执教权则和以前一样，介于这两端之间，是一种界定模糊的中间状态。当我们认识到，这套体系来源于一种已经消失的古老制度（也就是中世纪法团），而其中的构成要素之一（执教权）纯属历史偶然的产物，不禁会很疑惑：这种持久性（这种命运只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欧洲其他国家都不曾表现得如此明显）是不是完全正常；学术生活的这种三重划分显然承自如此古老的过去，是否出于某种奇迹什么的，依然最能适合当前的需要。
除非我们更进一步地推进这项考察，除非我们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持久性，否则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着手来回答了。但是，学位与考试还是学术生活最外在的特性；它们固然是这些阶段的标志，但却不曾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阶段都包括些什么。现在我们不妨试着来重新构建整个过程。这样的话，我们就得重新回想那段时期的拉丁区。
那时的巴黎大学正处于兴盛期，是在13、14世纪。那是冬天，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就是从圣莱米日（10月1日）到大斋节的第一个礼拜日，巴黎大学是最活跃的时期，最重要的讲学都是在那个时候，被称作“grand ordinaire”（重要的常设课）。天刚破晓，拉丁区即已醒来，学生们从各家会社、学生会馆和学院里－它们都聚集在巴黎的这一区域里－出来，走向福阿尔街。拉丁区的四周晚上设有路障，防止教外人士中不那么令人欢迎的分子进入（一般来说，是为了预防人倾倒污秽不堪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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