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抗暴”斗争：冲破黑暗迎解放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徽 （资料图片）阅读提示

　　特务对照名单，未捕到的又往家中去捕。被捕去的人都关在建国西路达人中学内。大家虽身处囹圄，但斗志益坚，掀起抗议运动。在审讯时，特务追问学生会主席的住址，问到谁，谁都干脆地答以“不知道”。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华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3人于1943年夏在重庆创办的。校董会组成后，推举江问渔担任校长，继由杨卫玉代理，该校先后聘请马寅初、郑太朴等担任教授，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等社会名流曾到校讲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学校迁沪，除永嘉路蓉园的学校总部外，并设分部于朱葆三路（今溪口路）。郑太朴兼任分部主任。

　　学校成立初期，设机械工程和工商管理两科。迁沪后，增设会计和银行两科。学生逐年增加，前后共培养了8届毕业生，总计970人。“华专”迁沪之后，从1946年秋到1949年春，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反蒋反美斗争。1952年夏，上海大专院校合并调整，“华专”的商科并到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工科并入交通大学。教授分配到上海各所高校，职工分配到上海体育学院。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春节和寒假后，学校正式上课已是3月中旬。没想到，不久后的4月26日，反动派突然发动了一次全市性的大逮捕（即“四二六”事件），一夜之间逮捕了学生五六百人。回忆起“四二六”大逮捕，1948级交大水利工程系校友吴沈钏记得：“1949年4月26日半夜，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枪声，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国民党军队从一辆装甲车撞开的后校门冲进校园，包围了各个宿舍，当时在工程馆顶上瞭望的同学看到一群士兵从东而来，以为是西撤，来不及反应敲钟报警。我当时在西斋宿舍，外面走道已被封锁，等到天亮，特务到房间一一核对‘黑名单’，我们166室没有一人被抓，有的同学躲在小河边的草丛里，有的躲在工程馆后的大烟囱底部，都没有被抓住。事后才知道敌人带来的‘黑名单’中，交大有108人。最终被捕的交大人中有56人，其中包括严祖礽、魏瑚等学生会著名人物。”

　　“华专”情况大致也差不多，黄炎培的堂侄、“华专”教授黄清士回忆，那天晚上11时许，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大批武装特务突然冲进学校，当场逮捕学生和职工共35人，一律用麻绳紧绑，部分被捕者还受到辱骂和殴打。特务对照名单，未捕到的又往家中去捕。被捕去的人都关在建国西路达人中学内。大家虽身处囹圄，但斗志益坚，掀起抗议运动。在审讯时，特务追问学生会主席的住址，问到谁，谁都干脆地答以“不知道”。

　　过了几天，黄清士等在《申报》上看到了被捕者的全部名单，大家心中有数，这是地下党在发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舆论来进行援救了。反动派感受到舆论压力，但实际上只放出寥寥数人。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的脚步离上海越来越近了，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有令：“在适当时机，将‘四二六’全部学生装进麻袋，扔到黄浦江去。”然而，面对反动派的猖狂，大家镇定自若，脑子里充满着的，不是惊恐，不是失去生命的担忧，而是迎接胜利的热情。这时反动派也慌了，一面准备逃命，一面继续对人民施虐。5月20日傍晚，他们匆忙把全部在押人员赶上囚车，押送至虹口区中州路财经学院——一个新辟的监狱。进狱片刻，即有号称“飞行堡垒”身挂双枪的一群特务赶来监守。据被捕学生事后告诉黄清士，特务下了四不准的禁令：(一）不准开窗；（二）不准交头接耳；（三）不准下楼；（四）大小便必须两人同去，并须有人监押，违者立刻枪决。

　　5月24日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广大地区。后半夜，发生了一件怪事，看管“囚犯”的特务竟然来向“囚犯”讨便宜，并说“他们（指‘飞行堡垒’）都跑了，你们快走吧”。但为了大家的安全，组织上传来消息，还是等到天明才走。5月25日，是一个旭日东升、阳光普照的好日子，这天早晨，被关押一个多月的同学们终于回家了。抗暴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然，在“华专”师生的抗暴斗争中，也有为了上海解放、新中国的诞生而付出生命的烈士，“华专”工商管理系主任陈伯康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伯康（1909—1949），广东潮安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抗战时期，一度在叶剑英领导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南岳游击队训练班执教。1949年3月，受聘于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同时担任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和沪江大学、法商学院兼职教授。5月22日，被国民党逮捕并沉尸黄浦江，年仅40岁。据出狱的难友说，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态度泰然。被害前，还帮助难友学习知识，解答问题，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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