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年北大人：从留学到授课，一个驻华记者40年的北大情节
5月1日这天，已经退休三年的CNN前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吉米·佛罗克鲁兹的行程依然紧凑忙碌。中午时分，刚从菲律宾返回北京的航班下来，他立刻带着行李钻进出租车直奔北大校园，心情急迫而热烈。
在北大迎来120周年校庆之夕，北大校友吉米回到了北大。这是一场早已约定好的聚会，他要和77级的北大历史系老同学相聚。这些年龄基本都已经超过60岁的老人们，再次相见后，拥抱、大笑、寒暄，就好像40年的时光从未远走。
▲吉米和当年77级历史系同学返校聚会。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资深驻华记者，菲律宾人吉米有一个让他最为看重且延续至今的身份，他是一名真正的北大人。1977年，吉米作为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第一批留学生，在未名湖畔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时光。而如今，退休之后的吉米开始在北大新闻传播学院讲授一门媒体实务的选修课，他也成为第一位当选北大校友会副会长的外籍人士。他和北大延绵了四十年的情感，依然在继续。
一个被人忘记是外国人的北大同学
“吉米，你记得吗，当年我和你住一个屋，为了学英文，我把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贴上了英文标签。暖瓶、水壶、窗户、门，全部贴上，这样不会忘记。
我说我要背单词。要不是你，我当年出国留学可没那么容易。”从加拿大赶回北大，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的姜闻然爽朗地笑着，拍着吉米的肩膀，而吉米顺势微笑着用英文念了一句四十年前流行的口号，那是他们共同的记忆。
40年前，姜闻然教吉米唱过很多当年流行的歌曲，而吉米也教会了姜闻然和其他同学很多披头士、卡本特等当年流行的欧美歌曲。他们曾一起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纵声歌唱，舞蹈，轻易地就推开了对方世界里的那扇门。
77级历史系30位同学，为了北大120周年校庆，这些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校友们有21位赶回了北大。吉米无疑是特殊的一位，他的同学们会这样打趣他。“好多人在国外工作生活，你一个外国人却在中国坚定地待下来。”
但其实，在吉米同学们的心里，早已经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外国人。姜闻然笑着说，吉米是一个完全让人忘记他是外国人身份的同学，一口几乎没有什么口音的流利中文，不太高的亚洲身材，酷似中国南方人的面孔，让大家都忘记吉米的老外标签。
▲吉米（左）和当年77级历史系同学返校聚会。
吉米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四十多年。从资深驻华记者岗位退休的他，这两年，经常在朋友圈分享的就是他重返北大校园的生活，只要在未名湖畔走一走，去北大学生食堂打一份小炒，和年轻的北大学生在一起，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由衷的微笑。他曾经教会了他的中国同学很多外国流行歌曲，去年和北大一位年轻的学生在北大12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上一起高歌了一曲《you raise me up》，而他自己也来了一段《智取威虎山》。
吉米也经常会问自己，北大精神是什么?吉米始终认为，北大就像是长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根，在内心中发芽、茂盛成长。北大是自己认可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不是一种口号，而是时光苒荏下有声有色自然而然的存在。
四十多年来，中国有了翻天巨变。而对吉米这个资深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中国这几年还在变化，而北大同样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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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北大情节”，同学们聪明又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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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您是1977年进入北大历史系的留学生，作为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当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对北大情有独钟？
吉米：我是1971年到中国的，也在中国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湖南衡阳的湘江农场待过。我后来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学汉语的时候，我就经常到北大来看望朋友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所以特别向往北大，当时就有雄心壮志有一天也进入北大学习。没有想到，我自己也能实现这个梦想，以留学生的身份。赶上1977年，那一年刚恢复高考，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最有意思、最开心的就是和我的那些同学们聊天。当时入学的同学们，大多都是有过社会经验的，有的下过乡，有的在工厂或者部队待过，班里年纪大的同学当时都已经超过30岁了。我们会聊一些也许现在看来很宏观的话题，比如改革开放怎么改，中国未来会去向何方。那是一段充满理想色彩的时光。而这些，都是北大带给我的。
红星新闻：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历史系？
吉米：我当时选择文科，要么中文、要么哲学，要么历史。而历史更接近我的兴趣点，了解中国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我更了解中国的现状，也能准确理解中国的事情。当然，这一点在我后来做了驻华记者之后体现得更明显。事实证明，我选对了。
红星新闻：你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何去描述你心中的“北大情节”？
吉米：近现代史上很多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实际都和北大有关。可以说，我一进到北大，就能感受到北大精神。这是一个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学府，非常活跃。认识了北大同学之后，我发现北大学生不仅仅是聪明的、拔尖的，而且很有思想，很有责任感。你看，我们当时讨论的，不是个人未来如何，北大条件如何，讨论的是中国会何处去。他们都是胸怀天下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学生参加公开活动的即兴发言都会非常精彩，他们是聪明又有责任感的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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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朋友，专门跑去中国学生食堂站着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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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那个年代，在刚刚开放的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快在校园里打成一片并成为好朋友并不容易，您那个时候是怎么和您的中国同学结下四十年的深厚友谊的？
吉米：我当时和张金卫、姜闻然、李孝聪一起住。可能因为我是亚洲人，亚洲面孔更容易打交道一点。而且我当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六年，生活习惯也更加中国化一些。可能一开始会有隔膜，也会比较谨慎，毕竟大家还是有差异的。但我有一张亚洲的面孔，中文还可以。聊天可以跟上大家的节奏和话题，隔膜逐渐消除，大家就忘掉吉米是一个外国人。
其实，当时在课堂上，和很多同学交流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当时我们虽然可以在留学生食堂吃饭，但我却要跑到中国学生食堂吃饭，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加深对同学的了解和友谊。当时的学生食堂条件并不好，食堂里凳子不够，我们自己打饭菜之后，就围着一张大桌子站着，一边吃一边聊。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机会，有一些私交，很难得，和同学交往，食堂就是一个好的渠道。偶尔，我也会去他们的宿舍聊一聊。
红星新闻：当年的北大生活，在和同学交往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
吉米：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当时一些同学和留学生就到我住的小屋里。我住在26楼的346房间。那个小屋很小，结果一下来了30多个人。当时学校里刚刚开始流行学习迪斯科，我们播放了当时很流行的外国音乐，就在小屋里跳起来，开起了舞会。经过这之后，同学之间的距离其实更近了。
红星新闻：您在北大求学期间，还加入了校男子篮球队，是当时唯一一个外国人，还一起拿过北京赛区的冠军和全国比赛的季军，您还记得当时发生的有趣的事么？
吉米：我当时确实很热衷参与校园活动。我记得，当时篮球队每天下午四五点多要开始训练，通常训练是六点半结束。我当时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训练完以后到底是吃饭还是洗澡。因为当时热水供应时间有限，过了晚上七点就没有了。餐厅也是，七点就关门了。两样只能选一样，所以当时很纠结，后来就决定先去打饭，再去洗澡，最后再吃饭。
当时和篮球队一起比赛是非常高兴又轻松的事情。今年我还要和篮球队的成员们一起聚会，当年篮球队的队友现在有当律师的，有做教授的，还有搞研究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篮球队成员还专门自己去订做了一件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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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前北大校长上英文课，毕业论文是“12.9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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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除了参加校篮球队，除了教同学英文，您当时好像在北大还给一些北大老师们上过英文课？
吉米：我当时给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后任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等一些北大老师们上课。他们当时是要出国深造，我帮助先生们复习，教一些基础英文的知识。其实当时教材很匮乏，我和另外一个留学生找材料，自己做教材。为了让教学有意思一些，我们会假装去一个餐厅，假装点菜，这个过程中教老师们怎么用英文点菜，怎么使用餐具，用哪些词汇更合适。用这些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让先生们加深记忆。
红星新闻：在北大求学期间，北大老师们又给您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
吉米：很多北大老师都很有风骨，在学术上也很厉害。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当时就是一个受崇拜的老教授，我曾经听过他一个学期的课程，教室里挤满了人。我当时可能对近现代史更感兴趣，所以近代史大家王晓秋对我影响更为直接一些。当时王晓秋老师很年轻，也特别喜欢和学生们聊天。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12.9学生运动”,王晓秋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为我了解中国近现代史打开了一扇窗。我想，如果没有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我对中国的研究不会那么深。在北大，我不仅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也有了一些疑问，让我在之后的日子更仔细地思考。
红星新闻：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中国做了几十年驻华记者的资深媒体人，您的职业生涯和当年北大的学习生涯有什么关系呢？
吉米：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我分析中国现状，北大教的知识很有用。中国的一些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而且，我结识的北大同学们，后来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对我做记者怎么认识中国也很重要。我那时候做记者，在中国出去采访，一说是北大的，采访对象就很容易和我打开心扉，也天然拉近了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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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北大，都有回老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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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您退休以后，没有回您的故乡菲律宾，也没有去其他国家，而是留在中国，还开始以一个北大老师的身份走上北大的课堂讲课。从一个北大学生，四十年后又变成了北大老师，这种情感源于何处？
吉米：我每次到北大，都有回老家的感觉。比如这次返校，就好像回家一样。和老同学聚会，就好像和家人聚会。前年开始，我在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开了一门媒体事务选修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我的学生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这算是我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对北大的回报，我希望传授我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的独特经验，也希望作为一个媒体人和中国问题分析家，给新一代的学生传授知识和经验。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事情。其实，我几年前退休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传授（知识），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告诉更多人。而北大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舞台。我留在中国，既有情感的羁绊，也需要一个舞台。而北大，是最合适的舞台。
▲吉米和同学聚会。图据吉米朋友圈
红星新闻：您在去年还当选了北大校友会的副会长，应该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外籍人士。相比您职业生涯当中的各种头衔，以一个外籍人士身份当选北大校友会的副会长，您的感触是什么？
吉米：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恰恰证明北大是包容的，开放的。北大重视国际化，不仅是口号。而现在，北大也非常重视留学生工作、国际交流工作、校友工作，这当然包括留学生校友。我在五六年前的时候，也当选了北大国际校友联络会的会长。其实这是一个信号，北大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希望通过这样的校友会，加深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加深校友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我同样也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做一些项目，回报学校和社会。
拥有北大人这个身份，其实一直是让我自豪的事情。我也希望给北大当好参谋，怎么样去提高北大国际化的水平，如何加深和国外各个大学的联系等等。我现在留在北大，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一些贡献，也是给我留在中国一个更充分的理由。
红星新闻：听说您还一直在写一本在中国四十年经历的书，这意味着您还会继续留在中国？
吉米：我已经写了一段时间了，希望年底可以写完，明年可以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篇幅都和北大有关。我现在在中国租房住，生活简单充实，也很快乐。北大教会我追求知识和真理，我也希望过的是有意义的生活。我在中国这四十年，最有价值的事情，可能就是近距离参与、观察了这些年来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
红星新闻记者丨赵倩 北京摄影报道
编辑丨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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