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媒，助推中华文化的国际互鉴与传播

　　作者：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新近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日前审议通过的《共青团中央二〇二三年工作要点》，22点中的第7点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如何以更立体化、多元化、普适化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多层次文明对话”，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留学生、华商等海外华人作为“行走的文化符号”，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融通，他们不仅扮演着中华文化的“使者”角色，也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助推者”。

　　以“人”载道，以在地性体验推进中华文化的“入乡”

　　得益于交通技术的推动，“流动”成为个人、机构和国家交织在一起的行为。一些跨国流动者以及身处当地的华人，以“普通传播者”身份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能够潜移默化地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留学生群体青春、开放和包容的显著特质，使得他们更易成为建立文化连接的通路。2019年，中国留学生数量达70.35万人，成为全球留学生数量第一的国家。尽管大部分留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但作为“行走的符号”和“流动的文化载体”，客观上已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连接者与沟通者。笔者调研发现，青年学生普遍较好地接受过本土文化教育，对民族文化的符号和样态有一定认识、理解与承担、热爱，也会在文化碰撞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身份感和文化的主体性，提高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认知。因此，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上，要特别重视流动的“人”，特别是留学生这样的“普通传播者”，充分挖掘并利用其文化携带性的特质，做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华裔”的日常性与生活化促进了文化的汇入与接合。定居海外的华人大多居住在相似或相邻的街区，这些区域慢慢成为嵌入当地文化的个性鲜明的“他者”。那些中国风格的商铺、食品以及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部落格”。笔者曾访谈多位定居英国的华人，其中包括学者、医生、作家、公司职员、中餐馆老板等，他们普遍表示在他者文化中更在意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的内容，对中国传统节日、语言、习俗等格外看重。比如，华商在伦敦举行的春节文化大游行、当地各处端午节的龙舟赛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他者文化中的一次次展演。

　　在文化碰撞与适应中的“入乡”实践，既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反倒在媒体和文本的空白之处，提供了文化传播“突围”的新思路：既要了解所在国的规则和程序，也要懂得当地的风俗和人情，找到自我与他者文化中有效连接的部分。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语言优势和深处当地的经验，不仅能够促进中华文化的正向传播，也能为其找到更好的“入乡策略”提供重要路径。

　　以“人”传情，以身体实践促进中华文化的“场景化”融合

　　随着留学生、国际游客以及华人移民不断被“抛入”陌生的文化中，需要不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们进入具体的场景，通过体验、思考、反馈和互动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身体在场”能够唤起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共情”。身体在场是人和人基于共通感建立沟通的前提，能更好地实现不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比如，人们会通过握手、拥抱、微笑等去感知和体验与对方的交流，实现沟通双方自然语言以及身体语言的多维交流，以及场景对沟通效果实现的有效性。笔者曾与一位英国母亲交谈，得知她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且经常发病住院治疗，适时通过握手和拥抱表示鼓励和安慰，对方也感受到了这份善意。这种情感能量的给予，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尊重，也有助于超越自然语言表达的局限，实现更加丰富的信息传递。

　　“身体在场”建立仪式化的交流场景。身体本身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仪式的“创建者”，其中包含仪容仪表、服饰着装以及举止言谈等。这种沟通方式不仅是个体文化修养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彰显。比如，身着汉服走在伦敦街头的女生，通过服装来表明其身份以及审美；阿拉伯民族的长袍和头巾、拉美和非洲的脏辫等，也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体现。身体在场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行走的文化”的现场演示，共同建构与其他民族的对话和交流情境。

　　这些流动的个体或行走的“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进入另一种文化中，在文化震惊、适应与融合中，通过对话、杂音甚至默音的方式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正所谓“不言之言”，用“不说”的方式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以“人”为“镜”，以互动仪式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可度

　　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可度离不开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与互鉴。虽然不同文化的人士都有自己对于真善美的理解，但在文化认知方面的差异会在充满仪式感与日常化的互动中逐渐弥合。笔者在曼彻斯特访学期间，主动赠予欧洲朋友一些中国风书签，还根据音译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书签上。这些外国友人惊喜于自己的名字被以不同文字呈现出来的样貌，也愿意聆听汉字的故事，有兴趣了解书签承载的文化和历史。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双方的情感沟通，有助于实现超越其他差异进而产生人类共情的连通。

　　一些散居的族裔，通过日常生活、族群内部沟通以及中华文化传统习俗的展示，也进一步渗透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气质。英国华埠商会在伦敦举办的春节庆典活动，每年有几万人参加和观看，这种由海外族裔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展演体现的是“文化的流动性”，彰显自我文化的物质形态、图腾以及族群身份，并能在他者文化中保留与传递，也为寻求文化身份、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同度提供了重要路径。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要超越单纯的“对外输出”模式，把它融化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一趣一味”的交流与对话中。我们要将个体的生命感和生活经验与国家文化价值观相融合，赋予跨国者以及散居族裔“文化使者”的身份，以“人”为媒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与认同，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提供动力支撑。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世界秩序实践与想象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范式与新路径研究”（221202203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