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丨阎连科：一个人的三条河

　　一个人的三条河

　　文丨阎连科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

　　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

　　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讯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讯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

　　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

　　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阳的老人和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

　　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胀，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钱，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地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胀，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着一样。比如写作，起初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

　　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

　　就是两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有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到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

　　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我说《日光流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地叹息。

　　《日光流年》采用了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本。第一卷叙述主人公司马蓝的死亡过程，第二卷说司马蓝担任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说青年司马蓝如何当上村长，第四卷讲少年司马蓝成为同辈中的领袖，第五卷说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中间穿插几位前任村长和其他有关人物的故事。

　　《我与父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其实也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

　　《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

　　曹雪芹活了四十几岁，而《红楼梦》写就近二百五十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

　　卡夫卡四十一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

　　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自己可以或者侥幸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言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证实和看到的，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

　　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印至三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五十余版、八十多万册，且从他二十岁到七十九岁，六十年来，岁岁畅卖常卖。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还活着，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这位诗人太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的姿态面向未来。

　　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如此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作为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和生命。作品无法逃离开时间而存在。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开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

　　二十世纪后，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具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如同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似乎时间的存在，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从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它是单线还是多线，是曲线还是直线，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总之，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与故事、人物、事件和细节剥离开来，独立地摆放或挂展。时间欲要清晰却变得更加模糊，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而我愿意努力的，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有血有肉，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

　　

　　在理顺之后，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能够呼吸的，富于生命的，能够感受而无法简单地抽出来评说晾晒的。我把时间看作小说的结构。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形式千变万化，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而结构丰富和奠定了故事，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样。

　　人的命运，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我们不能忽视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时间的意义。时间在根本上左右着小说，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才会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其实就是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有了头绪，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没有头绪，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

　　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才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被条理，可谓结构的开端。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

　　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喃喃自语道：

　　“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