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上海中学

　　我还记得1998年进复旦大学英文系的第一天，结识新同学，互问出身。我说我是上海中学的，江浙两省来人必追问：“上海什么中学？”答：“上海市上海中学。”

　　这几年，因为上中高考状元频出，名气更响，那样追问的少了。倒是有些朋友，知道我系上中毕业，忍不住嘟囔一句：“那你混得不咋地。”

　　对上海人来说，心理预设就是上中出英才。可惜，我不是。但这不妨碍我热爱母校，哪怕她不爱我。

　　1995年，我从闸北某弄堂里的普通初中，以505.5分的中考成绩（满分510）考入上海中学。填志愿时，曾经在复旦附中和华师大二附中间犹豫过，老师们最不推荐的倒是上海中学，理由很简单：上中没有大学靠山。

　　我后来决定报上中，理由有二：一是1994年在闸北区的录取分数，居各高中之冠。二是表弟在上中读初中部（后外迁独立，成华育中学），我去过上中路400号，就是座大花园，环境清雅没得说。

　　此生第一回住读，各种不习惯。入住第二宿舍，高中男生寝室（第一为高中女，第三初中女，第四初中男）。楼是1930年代建的，三层。高一住三楼，多蚊；高二二楼，多蠊；高三一楼，多鼠。条件今天看是极简陋的，当时倒觉还好。窗外高树成行，去食堂吃晚饭前，我常独对风中摇曳的树叶，谨慎地幻想着未来。

　　之所以说谨慎，因为内心很惊惶：或许我没有未来，因为我的成绩太差了。虽然中考高分，但在上中老师眼里，啥都不是。同学中的高手，多是从初中部直升的，即政教主任挂在嘴边的那些具有先锋模范作用的“老上中”。他们的基础，尤其是数理化，把我甩开得很远很远。

　　一周五天课，每天上午五节，下午四节。一周语文四节，英语五节，数学六节——抽屉原理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两节数学课。重理轻文溢于言表。让我头疼的是，每周都有一次后来学弟学妹们称之为“周周爽”的数学测验。

　　起初，我一直不及格。有一回，考了32分，年轻的数学老师操一口绍兴普通话，当着全班面，严厉批评：“朱某某，你给我站起来！你回家的路认不认得？怎么回家的路认得，上周做过的题本周就做不出了呢？我看你啊，也不要读上中了，占着个名额做啥？你不是喜欢看武打书吗？将来做金庸好了！写武打书用不着学数学的！——哎，谁让你坐下的啊！你给我站一会儿！”这一站就站到了下课。

　　十八年后的今天，我自己也站到了讲台前。回想当年的责骂，心中只有感激：老师心里有我，才会记得我上周如何，本周又如何。我自修课看《笑傲江湖》是班主任物理老师抓到的现行，数学老师居然晓得，说明老师们交流过情报，牵记着学生的成长。至于教化的手段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那就看各人的缘分了。

　　那时，上中人的心里，绝不止装满数理化。每年艺术节，博才多艺者群星闪耀，我们班连续两年夺得全校第一，开创了记录（也引得另外一班严重不满，来我班门口留书示威，称我们耍阴招）。学校还开过交谊舞会，我和室友都借了书，纸上学步，去凑热闹。

　　就我而论，语文课和历史课，像磁石一样，把我的心吸到另一座精神王国。我高二时，数学家陈景润讣闻公开。那天，已不教我们班的高一语文老师突然走进教室，对着我们说：“同学们，老师不希望你们做陈景润那样的人。人生是很精彩的，你们要热爱生活，不要做机器！”

　　老师和她的先生留日多年，阅历丰富。在她的鼓励下，全班都当起了文艺青年，写周记，风花雪月啥主题都行。我那时醉心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不懂日语，模仿汉译的翻译腔，写过多篇不知所云的“意识流”——上中丰茂的植被、静美的湖光也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这本厚厚的周记，高二放暑假前，被我焚毁于寝室走廊，有点“少为艺文，壮而悔之”，接下来要专心高考的意思吧。

　　到了高二，课业渐繁，我越发跟不上。数学之后，理化失守，考分比数学还低一档。在这个唯考分是视的学校，我顺理成章沦为二等公民，走在路上向某些老师问好，她们都爱理不理。那段日子真不好过。

　　我要说我的班主任，上师大刚毕业的物理系大男生，人非常厚道。我物理不好，他就把我叫到家里补课，不但不收钱，每次还请吃饭。时至今日，他的家人都成了我的好友。

　　我高一时，他发现我很不适应上中生活，特意安排我在暑假参加了学校和美国好几所大学合办的“哈佛夏令营”，希望帮助我尽快融入这个群体。夏令营玩得很开心。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同班女孩J。J的成绩很不错，令我越发自卑，不敢表白。恍惚之间，竟与另一位同学K展开了断断续续、维持两年的地下恋情。

　　谈恋爱，据说现在幼儿园里也不稀奇了。可在90年代后期的上中，敢公开的，几乎没有。但就我而言，恋爱没什么不好，对J和K的意乱情迷，反倒让我鼓起了重振学业的勇气。我只是天真地想，成绩好，才有未来，才有和她们长相厮守的可能。

　　理化是破罐子，不捡也罢，那就考文科，加试历史吧。数学绕不过去，找名师补课要40元一个小时，时为天价，且须从市北的家赶到梅陇，不现实。于是在高二暑假里，我把两年来“周周爽”的卷子悉数搜检出来，错题一一重做。还别说，效果立竿见影。高三开动员大会时，全年级语数外统一摸底考试一张榜，我居然总分全年级第三。

　　高三是咸鱼翻身，吐气扬眉。每周语数外的测验，在文科班门门第一，黑板一角的光荣榜榜首始终是我，人送外号“日不落”。

　　我喜欢文史，北京太远，不考虑。香港没听说有什么大学，哈佛、牛津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复旦了。那就复旦历史系吧，老师和家长都极力反对。中文系呢？文科基地班呢？也不行。他们建议的新闻、法律、经济，我毫无兴趣。妈妈有位同事说，儿子上外英语系毕业，去了外交部。妈妈就说，要不读英语吧。行，那就上外。

　　邻班教语文的班主任闻知，专门找我谈，近乎责备：“你怎么能考上外？我们上中没人考上外，考上外的就不是上中人。你想想清楚！要读英文，去复旦也行啊！拿出你80%的水平，复旦随便考。”（谨录原话，我个人没有轻视任何学校的政治不正确行为。）“啊？复旦还有英文读啊？”

　　复旦当然有英文读。每当回答不出我们的英文问题，老师都会回办公室，从抽屉里请出葛传椝、陆谷孙先生领衔编纂的《新英汉词典》。而且，复旦的水平，在上中是显而易见的。有位化学特级教师就是复旦毕业，听过她课的同学，都说“思路太清爽了，到底是复旦的”。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就这么定下了。

　　高三另一乐事，是从严格的作息管理中解放了出来。虽然课业繁忙，但心里轻松极了。搬入念慈楼下湖边的多层小宿舍楼后，我坚持10点熄灯睡觉，室友只好搬凳子去厕所“囊萤夜读”。因为成绩好，做不做早操也无所谓。再也不用6点刚过就天寒地冻地起床，常常一个人睡到7点半，晃晃悠悠去食堂刷金龙卡吃个蛋饼，喝碗小馄饨，再到教学楼——龙门楼看书。

　　我目力好，坐最后一排，上课老师讲老师的，我做我的，一天有时一个科目就要做两三本习题集。上中没有“同桌”的概念，一人一桌，左侧为一书架。小天地，挺独立的。

　　课余，我还跑到上外出版社门市部，买了日语、法语的书和磁带，自学起来。原因是历史老师推荐我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陈先生说，学问好别无它法，唯有多读古书，多读外文。高三，是我最快乐的一年。

　　上中的最后一个句号，我画砸了：高考发挥失常。虽然没有影响我进第一志愿复旦大学英文系，但至今引为一憾。考前，好几位老师对我说：“我们上中很久没出状元了，希望今年你能考个文科状元。”我不是没有信心，甚至恰恰相反，已经被“日不落”的骄傲冲昏头脑。

　　第二天考数学，我的最强项，翻船了。走出考场，蓦地看见J同学在校门口的肯德基前站着，心里一凉：此生与君无缘矣。

　　告别上中，进了复旦，有两样东西就丢了，因为大学管理松散，没人盯着我做这做那了。一是外语自学，彻底荒废，盖周遭好学之人也寡，环境使然。二是作息毫无规律，直接影响健康。今天，对我而言，最大的期望就是夜夜能9点半入睡，6点钟起床。

　　工作以后，交游渐广，上中成了人脉的焦点。在法律、金融、医务、教育各界，我频频结识龙门子弟。只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座风景独特的上海中学：爱之，恨之，忧之，乐之，唯难忘之。

　　我的上海中学，以时间而论，并不遥远。可惜的是，已无复昔年之貌。2006年，我回校参加庆祝历史老师荣休的“最后一课”，进门大惊：龙门楼后，方厅东西两侧的植物园，全部夷平，改为草坪。据说砍树的思路是这样更具英伦校园风。

　　而草坪上，躺着的那些人所操的语言，也是我在复旦耳熟能详的思密达。赵朴初先生题写“春风桃李遍寰中”的巨石，也不翼而飞。这样的改变，恕我实难接受。去年，又闻掌校政者要拆毁第二宿舍等民国建筑，也只能摇头嗟叹。

　　现在上中改朝换代，但愿不会再动土木。不过，近年仅用升学率、状元数、官员数等指标，当作神话的基石，实际上是上中的悲哀，也会引起外界对上中的误读。

　　其实和任何学校一样，无论业务还是素质，上中有好的老师，也有不怎么样的老师，生源也不见得个个一流。至于高考出状元，纯粹噱头。千万别忘了，好多名校学神如今都绕开国内高考，负笈海外了。

　　在我远远看来，上中的挑战不是保持年年出状元，而是在英语、语文教学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他们出国深造、人际交往夯实基础。

　　很无奈，我的上海中学，再也回不去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洪俊杰?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