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三个敌人
在《经济学原理》中，张维迎首次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写入经济学教材。不仅如此，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等作品中，张维迎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上升到市场经济灵魂的高度，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灵魂中的灵魂。
不过，在历史和现实中，由于人性、制度、文化等原因，企业家长期以来都是贬义词，企业家精神更是很少被关注和重视。
在学界，影响更大，统治经济学上百年的马歇尔、曼昆、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有特色，但最大的相似处，恰恰是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长期缺失。
对个人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对现代社会而言，错认灵魂是一场灾难；那么,对市场经济而言，灵魂长期缺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还非常的肤浅，意味着市场经济还非常脆弱，危机和灾难因此会周而复始。
因此，捍卫市场经济，除了阐释市场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唤醒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然而，这一点不仅长期被忽视，甚至长期被颠倒，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搞到一定程度，还会倒退回去的根本原因。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就是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及其敌人寻根的一本书。
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在观念和学理上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是显而易见、形形色色的管控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将一切本属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全部纳入国家管控系统，由官员按照职级组织生产和分配，不给市场经济留任何空间。当然，管控经济的本质，远不止理论本身，而是传统社会如何向以私有产权制度、有限政府、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为特征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这一敌人，由于无论学理，还是历史实践，均以失败收场，尤其是20世纪从德国到苏东的惨败，今天已很难再直接死而复生。即便有人想以强力拉回到管控经济，由于经济无法持续正增长、无法满足长期维系这种模式所需要的巨大管理和控制成本，必然再次惨败。因此，长远而言，更应该警惕的，是下面两个看似在美化、捍卫市场经济，但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很容易滑向管控经济的敌人。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敌人，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说调控经济。其初衷是用“看得见的手”去纠正“看不见的手”，从而弥补所谓的“市场失灵”导致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凯恩斯主义大放异彩，并以危机拯救者的角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代名词。此后，每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就会受到各类政府——无论民主还是威权政府的青睐，因为政府可以出台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刺激经济，扮演危机拯救者的角色。
▲罗斯福新政后，罗斯福一度被人们奉为美国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在名义上不仅不反对市场经济，甚至希望通过政府调控让市场经济变得更完美。然而，即便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国家，即便宏观调控对私有产权的破坏有限，但为了刺激经济而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事实上扩张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信用，当扩张的信用传递到生产部门，会造成经济当期、跨期的结构性失调（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参阅米塞斯作品集）。至于私产观念薄弱、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凯恩斯主义距离管控经济，更是一步之遥，甚至经常以调控之名，行管控之实。
因此，无论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什么，其逻辑终点，必然走向用政策调控取代企业家的判断和决策、用人为的政策调控将自发的市场秩序破坏殆尽。经济在经历饮鸩止渴式的增长后，必然陷入大滞胀，并引发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危机，然后再将责任推给“市场失灵”，并用管控经济彻底取代市场经济——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的历史，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管控经济、凯恩斯主义，在学理和实践中的弊端和问题，过去这些年经济学家和各大媒体讲的已经很多了，虽然，还远远没有根除，但相对比较容易辨识。然而，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敌人，不仅大众很少关注到，就连很多经济学家不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就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帜反市场经济，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话题，下面的文字虽已尽量简化，但很多专业术语还是无法绕开。不过，如果能耐着性子读完，并由此而入，或可弄懂经济学至少一半的真问题。
●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一个隐秘而又尴尬的敌人。
隐秘，因为在社会科学的版图和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新古典经济学，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将市场经济发扬光大，为经济学赢得“社会科学的王冠”美誉的主要贡献者，这不正是市场经济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吗，怎么可能是敌人呢？
原因在于基本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是错误的。透过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总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七种错误假设导致的八大悖论”，便不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学家大脑中想象的，在静态中以追求均衡、实现给定的资源最优配置为目标的理想化的市场，而不是在动态竞争过程中，通过改变约束条件，实现创新，获取垄断利润的真实的市场。
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
· 将人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
· 将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非线性、非均衡等特征置之度外；
· 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利润的基本目标与事实置之度外；
· 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
· 将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主角——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置之度外；
新古典经济学就像在导演一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因此，它越成功，就越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它看似在美化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丑化市场经济。
如果按照这种理解，世界上已有的存量资源或许能得到高效的配置（即实现静态均衡），但绝大部分颠覆性的创新都不会发生，经济活动只需要精明的管理者和套利的商人，根本不需要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这不正是我们熟悉的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样子吗？
▲中国传统商人的天花板——“红顶商人”胡雪岩
当然，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优秀的企业家绝不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去作茧自缚，但这一理论却教坏了无数的聪明人，他们从学术、舆论、政策上反过来干扰企业家决策，妨碍、丑化企业家和市场经济。
新古典经济学之于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尴尬的敌人。
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在捍卫市场经济上的确功不可没，尤其是作为其典范的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自由选择》，可以说是对管控经济、凯恩斯主义调控经济的宣战书，经济学家张维迎当年因逢人就谈弗里德曼，而被称为“维迎德曼”。
但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两百年，也不是一直沿着错误的假设僵化至今。事实上，20世纪以来，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放松或修改那些极端和严格的错误假设，比如：
斯蒂格利茨引领的信息经济学引入了信息不对称；
科斯引领的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社会交易成本；
西蒙、卡尼曼、塞勒引领的行为经济学/金融学派开始正视人类的有限理性、非理性乃至动物精神；
布坎南引领的公共选择学派意识到了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会失灵。
然而，这些修正、补充却并未真正撼动“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等极端假设，导致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怎么发展，都处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的小狗，团团转而不知所措”的困境。
直到最近20年兴起的“复杂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才开始全面“清算”由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将人视为平均人、视为已知条件下最优决策的“科学决策人”，将市场视为简单没有波澜，趋向均衡静态模型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经济学”。这其实就是一场向米塞斯、哈耶克引领的奥地利学派的回归之路，也是向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之路。
▌ 从“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到“范式英雄”的涅槃
然而，这场回归之路，科幻片看似一步之遥，实际上却需要一场类似于当年科学史上，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范式转换——
必须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学的中心而非边缘位置，让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回归市场经济的灵魂。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则是这场范式革命的发起者，正是这本书，让张维迎完成了从“市场经济的布道者”到“范式英雄”的涅槃。这一转型，张维迎用了整整37年。
37年，艰难而又漫长，不过，幸运的是读者——可直接从这一新范式切入，高效阅读张维迎的十余部作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市场经济启蒙到认知革命的范式转变。下面是我们用这种方式阅读张维迎作品后梳理的几条脉络，可作为阅读参考，也可视作对本文题眼“为什么要捍卫市场经济，唤醒企业家精神？”的呼应。
1.人类永远面临着资源、机会的稀缺性与自身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传统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各种各样的“战场”，方式是程度不同的对抗或博弈，主导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现代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方是市场，方式是分工合作，主导者是企业家，尤其是创新型的企业家。
市场经济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主导者的转换。因此，不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灵魂的市场经济，终归只是一种工具。然而，这一范式转换不仅没有完成，还时常遭受更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所面临的，是同一类问题。
2.经济的持续正增长让现代社会的价值、制度得以维系和运转。然而，增长，尤其是非线性增长，最关键的不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是大规模创新的涌现，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驱动力则是企业家精神。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市场经济是一辆车，那么企业家就是驾驶员，企业家精神则是发动机。如果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一灵魂不在，就没有创新和经济增长，市场经济自然也就形同虚设。当然，此处的企业家，专指价值的创造者，而非被污名化后的那些定义。
3.经济学不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人类如何通过分工合作，打破文化、制度的差异，实现幸福与和平的学问，这是亚当·斯密开创经济学的伦理基础。遗憾的是，斯密虽然将分工视为财富的原因和经济学的起点，但却没有解释分工何以发生。经济学家朱海就说：分工是企业家行动的产物，或者说，分工是一个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概念。也就是说，先有企业家精神，后有分工。
然而，经济学一开始将分工作为起点，而没有锚定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这一源头或灵魂，因此，斯密之后，经济学虽然流派林立，大师辈出，但却越来越偏离其伦理基础，出现学理和行动上的“三大敌人”。直到20世纪，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柯兹纳等人的研究，才开始回归经济学的初心和真问题。
而张维迎总结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理论、市场理论统一起来。按照这一范式，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被唤醒→创新与经济增长→市场逻辑代替强盗逻辑→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涌现”——
这是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对真实市场中人的行为、企业家的心智模式、财富的本质的正确阐释；
但也是理想化的世界，因为它始终面临着文化、制度、理论的挑战。人类历史逾万年，但市场经济制度的诞生才两百多年的历史，即便这两百多年中，市场经济曾遭遇了一次次的灭顶之灾，而今天，它再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总之，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灵魂。只要我们依然热爱和平、自由、平等，就只能选择并捍卫市场经济；只要我们不甘于现状，就只能去唤醒企业家精神，让创新涌现。
而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制度型企业家”的人——即能够让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灵魂，让企业家精神涌现的改革家、思想家，而作为“市场经济布道者”“范式英雄”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对未来的信念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