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历史的巨变，秦直道至今线路如何？
考古工作者在秦直道或左近地区发现了密集的烽燧遗址，作为传送军情信息和战争情报的通信设施，可以在北部边疆和最高指挥中心迅速传递相关信息。除烽燧之外，也有相关驿站、关隘、兵站、行宫遗址，这些遗址与秦直道道路一起见证了中国北方地区频繁的军事政治活动这一历史事实。
1.关于道路走向方面的探索
1975年史念海提出秦直道道路大致走向，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说的秦直道西线。即由陕西淳化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过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到定边县南，然后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于昭君坟附近渡黄河，抵包头秦九原郡，全程距离与文献记载“千八百里”基本相符。
1984年靳之林提出了不同于史念海的东线方案，卜昭文指出史念海所判定的秦直道西北至定边古道是宋代路线，秦直道由安塞进入靖边、横山、榆林，由马合乡入鄂尔多斯草原。自此学术界开启了道路走向研究的热潮，主要为东线说和西线说。
关于东线说，王开、孙相武、姬乃军、王北辰、喻鹏涛等表示肯定，而吕卓民、李仲立、吴宏岐、史念海、陈静、孟洋洋等人列举相关证据支持西线，甘肃省文物局亦赞同西线说。
辛德勇在肯定西线说的同时，也指出东线疑问，然而也不能弃之不顾。21世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富县车路梁、黄陵、兴隆关、五里墩南的直道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其成果收录于《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一书并认为兴隆关以东的直道于两汉或东汉初废弃，大概数十年后，改走兴隆关以北的子午岭主脉，直至宋明。《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在综合东线说基础上，绘制了新的秦直道路线示意图。
尽管这几次考古发掘成果在确认东线的同时否定了西线，但2014年国务院将秦直道遗址庆阳段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在陕西段和甘肃段秦直道走向存在歧义的情况下，现有的考古挖掘成果尚难以形成颠覆性的说法。
因而，秦直道道路走向的探索并未停止，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对其印证。
2. 关于道路修筑和使用时间方面的发现
关于修筑方式，《史记》指出直道采用堑山堙谷的修筑方式。《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记载直道在施工时因地制宜，不同地段用不同的修筑方法。
刘颖才推测出秦直道一乘、二乘、八乘驷马战车所需的路基宽度，认为秦直道会根据不同地形条件和功能需求选用宽度指标；关于修筑次数，有部分学者提出重修说。
李仲立提出子午岭车道始于西周，西线直道是子午岭车路的延伸和完善。王开、王北辰认为东线直道在秦统一前已有直通古路，直道不过是对这条古路的修治而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则指出东线于秦最初修建，两汉间才修成西线；关于使用时间，史念海认为至清初。吴宏岐认为至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认为东线最迟到东汉，西线则可至宋明。定、民族经济与文化交流；还指出直道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
王富春指出秦直道是军事大道，也是南北经济交流大道，促进了民族融合。吴长川肯定了秦直道的军事政治经济作用。刘治立指出秦直道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将直道与长城关联，论述其作用。《秦直道与汉匈战争》将秦直道置于汉匈战争视野下，站在世界史高度论述其对中外经济文化、民族交流的作用。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能最大程度涵盖与线路文化相关的遗产要素，如历史建筑、各类遗址、历史城镇、传统村落及沿线的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是一个集自然与文化遗产、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于一体的遗产综合体。
关于文化线路的辨识标准：满足明确目的的具体功能，文化相互促进所带来的遗产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结构构成、地理和历史环境、自然和文化环境、相应的特色环境价值，与景观的关系、存续时间、象征和精神意义。为了识别文化线路，可将以下五方面作为标准。
1.有可辨识的环境背景。文化线路的路径和形态由地理环境决定，文化环境是文化线路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丰富了文化线路的文化内涵，有自己的环境背景。
2.有可识别的实体界线。无论陆路、水路，还是其它形式，必须拥有可识别的实体界线，有自己的空间属性。
3.有自己的用途与功能。线路要有明确的用途和功能，既可是交通线路主导功能，也可是促进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动力因素；既可是民众自发的行动，也可是政府或个人有意的推动，强调遗产的功能属性。
1. 有文化移植与文化扩散。一条路线能成为文化线路，是因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不同地区文化扩散的通道，见证了不同文化群体跨文化的交流，形成了跨文化的意义，强调遗产的跨文化属性。
5.有共享的特征和价值体系。沿线分布的遗产因线路而形成了历史文化相关性，在空间上虽有隔离，但文化交流与融合使得它们具有显著的共有文化特征，且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要素因线路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整体，强调遗产的整体性。
同时，文化线路具有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从价值特征来看，既有线路整体层面的跨文化意义，也有因沿线自然生态环境而产生的显著生态价值：从遗产构成要素来看，既包含遗产要素的单体价值，也包含线路整体价值。
从价值类型来看，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同时，文化线路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同理，针对某个遗产要素单体，对其价值评估时，即便其价值一般，但如果将它放在整条文化线路中来考虑，因它对线路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或能见证线路某方面的功能，那么它就拥有线路整体价值。
总之，文化线路本身具有的规模效应，使它包含了其它遗产类型无法与之相比的丰富的历史、社会、艺术等方面的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这种特征使它更能充分展示人类文明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完整的、精确洞察历史的途径。
这种大范围、大尺度、多维度的保护方法，将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遗产保护产生综合、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文化线路无论是对文化遗产性质和内涵的再认识，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突破，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秦直道交通线路本身
关于秦直道道路走向，目前存在西线说和东线说。然而，无论是东线还是西线，它们都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连接了当时汉民族最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平原和最复杂的民族交融区蒙古高原，其间通过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途径平原、森林、高山、沙漠、丘陵、草原等多种自然景观。
2.秦直道道路区段划分
秦直道文化线路处于中国北部地区，有着共通的整体文化，又因其空间跨度大，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从自然特征来看，咸阳境内、庆阳境内、延安境内的秦直道是山地、高原、森林等自然特色，内蒙古境内秦直道则是戈壁、沙漠、草原等景观风貌；从文化视角来看，秦直道地域相通、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具有整体的跨文化意义。
同时，又因线路跨越的空间范围大，因地域文化或其它因素的影响，各区段和而不同，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依照文化因素的影响，可分为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内蒙古段，以半农半牧文化为主的榆林段，以黄土农耕文化为主的咸阳段、延安段、庆阳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理结构，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咸阳段、延安段、庆阳段、榆林段、内蒙古段，各区段在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文化构成等方面有同有异。
3. 道路修筑技术
古代道路一般沿河谷修建，而秦直道则沿子午岭山脊和高地选线，采用“堑山堙谷”的修筑技术，于低凹处挖山填谷、夯筑垫方，从而有了中国古代唯一一条沿山脊和高地修筑的国家级道路，其路基经黄土夯筑而成，平坦坚固。
目前已知秦直道道路全长约700km，最宽约66m，最窄约20m。经考古调查得知，秦直道富县段路面一般宽30—40米，最宽处达58m，是直道沿线区域中路段最长、遗存最典型的地区。位于富县张家湾五里铺桦沟口段的直道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其道路剖面分为植被层、自然堆积层和路土碾压层，下层路面约为秦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约为西汉中晚期。
在对桦沟口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发掘中心区及其上、下方发现了与道路平行且规格很高的夯土护坡，其剖面呈倒梯形，靠外一侧高3m以上，靠山一侧延伸5至6m以上，夯层厚约6至8cm；中心区下方还有一条长达66.5m的夯土护坡，靠外一侧残高1.4至1.6m，夯层厚12至24cm；中心区上方的夯土护坡残高1.2至1.8m，夯层厚6至10cm。
桦沟口“之”字形盘山道的发掘发现了与直道平行的高约4.1m、宽约1.3m、深30—50cm的夯土护坡和排水沟，证实了秦直道路面的三要素：路土、夯土路基和排水沟。
在桦沟口发掘区中心区上方的直道拐弯处，其外侧夯土护坡之外约20m处，发现了与之平行的夯土，这段直道拐弯处的宽度约61m，这说明直道拐弯处弯度大，路面宽阔，和直道考古调查情况相符合。以上考古发现，基本可以复原秦直道道路修筑技术。
1.交通功能遗产要素
从遗迹现象分析，在秦直道道路两侧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宽约3.5m。由于破坏，每排的间数和房屋进深不详。另外，在旬邑县石门关南峰发现了绳纹筒瓦、绳纹板瓦及几何纹和乳丁纹铺地砖、菱形几何纹空心砖、陶井圈、云纹瓦当和长生未央瓦当、大型石柱础等秦汉建筑材料，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该处可能为宫殿遗址。
经考古调查，在洛河南岸的安家沟村发现了建筑遗址，所处年代为秦汉时期，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左右，发现了板瓦、空心砖、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和陶具等生活用品。该遗址与圣马桥秦直道引桥遗址隔河相望，应是秦直道洛河渡桥的保护和管理机构所在地，并兼作驿站之用。
2.军政经略功能遗产要素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指出，军队和基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之间通过交通线来实现彼此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交通线就是其生命线。
交通线的组成部分较多，如两侧的“邮局”、“信差”，它们在交通线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通信系统对军事防御体系的作用。我国古代军队作战时，将军情信息的及时收集与传递作为一个关键部分，因此秦直道作为一条国防军事路线，除了道路这条交通线之外，必然有严密的军事通信系统与之配套。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指出陕西境内的秦直道道路走向已基本明确，文物工作者在陕西段秦直道及沿线，发现城址、关隘、行宫、烽燧、兵站近60处；据甘肃文物工作者考察，庆阳境内秦直道沿线有大量的烽隧遗址，它们大多数建在直道两侧的高山上，也有部分位于直道大转弯时的山峁上或垭口两端，可见地理条件对烽燧选址的重要性。
秦直道烽燧与长城烽燧有着一定的区别，以黄土夯筑而成，造型全部为圆形，烽顶未发现女墙或掩体，另在它处修建士兵住宿区，未见积薪。总体而言，军政经略功能遗产要素与秦直道在线路支持、历史事情等方面的关联最强，现对其梳理如下，具体见表。在此基础上，对其代表性遗产要素作详细说明。
秦直道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北部地区南北纵穿约700km。在经济方式上，涉及农耕经济、半农半牧经济、草原游牧经济；在地理空间上将关中平原、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相连；在历史进程上，历经古代中国多个统一帝国兴衰之成败阶段，因而呈现出时空累叠之特征，是古代中国北部地区地缘政治的典型产物，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与交流、对话与融合，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大根本动力。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秦直道既包含秦直道这一交通线路本身，也包含见证秦直道历史功能的物质文化遗产、见证其交流和对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环境，这实际上是以秦直道文化为主导的有机体系。
鉴于此，在秦直道这个有机体系中，居其主导地位的是“线路文化”，正是有“秦直道文化”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因而有了秦直道遗产体系这样一个整体性结构。一般的文化遗产类型的价值评价，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其历史、艺术、科学、社会等价值是平行考虑的。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有机体系，应包含着不同层次的价值，既有基础层面的本体信息价值，也有位于信息价值之上的中层价值，还有对国家和地区做出贡献的顶层价值。
关于陕西境内的秦直道保护，陕西省相关单位近年来开展了一些工作。秦直道淳化段、旬邑段于200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旬邑段位于山脊和高地，大部分被森林和植被覆盖，不仅其堑山痕迹明显，且人为破坏少，本体道路遗迹保存基本完好；为配合青兰高速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发掘了富县桦沟口段，为了保护该段秦直道，公路建设方将路线北移。
2013年秦直道延安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旬邑县文旅局委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秦直道遗址保护规划》；2018年秦直道遗址被纳入《陕西省申遗工作规划》2020年陕西省文物局《“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到“秦直道要围绕大遗址价值属性与空间属性，在游憩休闲、传播教育、环境提升、社会服务、产业转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依托秦直道遗址文化资源，建设秦直道沿线基础性保护设施、秦直道文化主题区、秦直道主题博物馆”。
与此同时，文保部门对秦直道遗址展开了无数次的巡查。20世纪主要采取地望观察、地表调查、文献研究等工作方式，发现了与秦直道道路相关的一些遗迹、建筑遗址及堑山堙谷迹象。21世纪后，借助于先进的科技，遗址调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运用GPS或全站仪测绘坐标及高程，制作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陕西境内秦直道道路平面图。
甘肃境内的秦直道途径庆阳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有关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2013年秦直道遗址庆阳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庆阳有关部门会同各区县文保部门对境内秦直道进行了普查归档，最大限度地将秦直道遗迹纳入史册。
2021年苗齐圪尖古城保护项目正式启动。东胜段是目前内蒙古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秦直道，当笔者站在城梁古城遗址远眺时，依然能看到数个豁口一线相连，直道遗迹清晰可辨。
1.缺少整体视野
2.保护机制不健全
（1）作为一种线状的区域文化遗产，其历史存续时间长，空间跨越大，遗产类型多元，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这既是地域文化使然，更是不同文化经碰撞与交流后而形成的积累与融合。
（2）与秦直道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丰富、功能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鲜明，广泛流传，表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它们又因相同的环境背景而产生了内在紧密的关联，有着共通的整体文化。
（3）秦直道文化线路空间跨越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既包括与其相伴相生的人文生态环境，也涉及因秦直道文化线路而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生态系统。
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秦直道文化线路的根本特征。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特别是作为中国的文化线路，是物质遗产要素、自然环境、非物质遗产要素的内在统一。
加之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遗产保护已由以往“点”的保护转向“面”的保护，由遗产单体的保护转向遗产群体的保护。即以区域范围内历史文化价值整体性认知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已步入业界和学界视野，在整体认知各类遗存在时空、历史功能、文化精神等方面内在关系的前提下，保护方法由以往的分类保护向整体性保护转变，从点状遗产空间保护向区域性遗产空间体系保护转变。
因此，秦直道文化线路的保护，必须体现其文化交流的时空演变，体现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融合与共生，体现沿线分布的诸多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文化景观的相互呼应，并以价值阐释系统及其相应的文化符号作为必要构件，树立跨域协同、遗产一体的整体保护目标。并根据文化线路的区域性和动态性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实现保护多目标的共赢。
综上，秦直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不只是保护线路本体，也不是对某段时间切片的静态保护，而是通过线路层面的整体性、文化与生态层面的整体性实现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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