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表现形式，看北宋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感悟
前言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与动物一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已存最早的人物画中就有动物形象的参与。在人物画发展历程中，画中表现的动物形象也随着其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宗教题材、政治题材再到世俗题材、历史故事题材等等。
在不同人物画题材的作品中都有动物的影子，可见动物形象是一些人物画中特殊的构成要素。北宋时期，作为人物画中重要置景因素之一的动物这类形象，其象征意义开始由神性倾向世俗，由此拉开人物画中动物形象体现人性的帷幕。
人物画的创作是基于人物形象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之上。在时代变迁与时间推移的历史沉淀中，不同历史背景下衍生出看似相互矛盾的象征意味却在历史洪流中并行而存，动物形象在人物画中的象征寓意也愈渐丰富。
由于绘画自初始之际，就与政治因素挂钩，在人物画中体现尤为明显，而当政者不同的文化政策也促使绘画创作者运用隐晦的方法表现艺术思想，最常见的就是借喻与暗喻，而借用动物形象是其最常用的表现手法。
在中国人物画中代表信仰意义的动物形象在中国人物画中不论是从构成还是艺术精神的承载上，动物形象都占据重要地位。
在开明自由的时代风气下，人物画中对动物形象的运用就开始侧重取材于现实生活，更多的还原动物本身的形象特点，在初唐的丰厚文化基础之上。盛唐时审美法度已完全形成，人物画的政治属性就更加凸显。
纵观始终，中国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的类别演变所体现的各个特点都不是更替发展，动物形象在人物画中的发展特点也应如是，正应了那句“笔墨随当代”，从动物形象的变化中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观察到每个时代人们对于自我与自然的认识。
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作品，通过实践活动的扩展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人们对动物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以自身的面貌面对动物。
在绘画风格的不断转变与技法发展的成熟中，在人物画中对作为置景之一的动物形象从最初只使用简单的线条色块结合呈现出的二度空间的平面视觉效果，到依据动物自身形貌特点进行有选择的描绘刻画。
随着艺术不断发展，结合不同画者创作需要，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的表现也愈渐丰富。受绘画载体的影响，不同动物形象的刻画方法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动物形象是人物画中置景的重要元素之一，虽然其本身也较大的丰富发展，但在人物画中始终居于人物的主体光芒之下，本身的作用就是为人物服务，都挣脱不开人物对其具有的主导作用，始终是为人所服务的。
通过人与动物形象不同表现形式，所反映出不同的地位关系也从侧面显示出人对自身价值的重视意识逐渐体现，也预示着之后的艺术发展也将是围绕人自身与自然世界的各种关系发展为脉络开始展开。
动物形象虽然没有在此中得以较大地发展，但每朝每代在人物画中对动物形象的不同表现都推动了动物形象的发展与内容充盈，体现出人类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对动物的关注方式。
北宋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置景之所以高度发展是与这一时期时代文化高度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文人士大夫入世治世，开始注重人文精神，艺术创作也受其影响开始追求体现人性，文人画开始兴盛促使绘画倾向世俗性，极大丰富了人物画的绘画体裁。
经济繁荣映照之下人们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需要，市民阶层的兴起，使绘画涉及面更为自由广泛，人物画创作趋向多元化，多方因素共同促成宋代绘画达到鼎盛，绘画的高度发展使得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置景也随其发展呈现出北宋特有的洋洋大观。
中国古代画院的发展至北宋时期达到了鼎盛的状态，因有前朝的历史积淀，宋朝历代统治者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和重视，以及宋代开国以来一直秉承的“重文”政策，使宋代画院的建设与发展成为历代画院之最。宋太祖、宋太宗好文擅艺，广罗名画，优待前朝画家其中种种为北宋画院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画之为“学”，其中所表达的不仅是指画之技能的高低，还对画者文化学识修养有很高的要求。画学的建立可以说是在政治要求下的产物。
中国传统人物画发展到隋唐已经趋于完备，山水和花鸟在北宋时期也迎来了极度发展的时期，山水与花鸟在意境营造中更有超越人物画之势，比之人物画更容易切合文人所追求意境情感的艺术表达。
在这种绘画品评与其之下的审美趋变影响下，人物画中动物置景也由此不再一味地倾向对动物本身的观察描摹，而是更加注重动物形象本身更深层次的寓意表达，这种表达不仅仅只停留于传承前人已有的对不同动物形象赋予的程式化的象征意味，在北宋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更催生出新的象征内涵，更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味。
在老子美学的承托影响之下，人物画中不仅涌现出一批体现人性的绘画作品，其更表现出一种特有道家内质的批判精神，不光只是单纯地展现人性，甚至慢慢走向人性深处。
如果要观看研究北宋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的发展变化，就脱离不开唐五代人物画风格在北宋时期的延续，二者之间紧切的连续性比这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表现出的间断性发展趋向不同。
北宋在艺术表现题材、绘画艺术风格以及其文化内涵表达上有着其自身独有的时代特色。
动物形象作为人物画中置景中应当属最具生命力的一类，如果对这一形象的充分利用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生门也未可知，由此也开启了动物形象发展新篇章。
北宋时期有关政治题材的人物绘画不外乎表现帝王之资、王公贵族、功臣名将，一则用以歌功颂德、展王者风范、树立世楷模，以此彰显皇权威严、巩固集权统治；二则以此存乎鉴戒，以古喻今，审察省鉴，劝谏当政者，教化百姓。在北宋这类人物画中，“马”形象的出镜率是极其的高，可谓动物之中位数第一。
北宋文人画不仅在人物画动物形象置景选取刻画有所倚重，在绘画材料上也有所体现。自北宋始，人物画更多作于宣纸之上，其特有晕染的自然纸性，更符合文人随兴起笔的绘画表现方式。
北宋前期当政者通过多项立法明令禁采捕杀动物，这一转变源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君主为政以德、心怀大爱为立世之本与天下表率。
北宋上层统治者借此来宣扬顺时取物、心怀天下的天子品德，上行下效，在及儒家、道家、佛教三家对自然万物相近相趋的向善护生思想影响下，当时动物作为与人同具有感情感受的自然生命在这一时期脱离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受到各个阶层的重视关注。
宋人根据不同动物自身具有的不同特性，与其本身所传承的内属象征，在新的历史时代中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动物形象的寓意内涵。
动物形象在人物画中的神性体现与北宋时期同样具有神性色彩的佛道题材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祥瑞形象更多是以图腾的表现方式出现在人物画中。
代表祥瑞的动物形象及其寓意大都北宋时期传承下来，未出现反向发展的趋势，如羊致祥和，自古羊纹便是吉祥的象征，在北宋时期也以体现美好的寓意为主。人物画中的动物形象受题材本身限制，宗教属性和政治倾向也对其的拘束，在这一题材中动物形象主要表现为象征神性，为宗教教化服务，巩固皇权威严。
与北宋道释题材动物形象置景不同的是文人风俗题材中与对动物形象运用多注重为人自身的心理诉求与情感表达所服务，侧重于对画家自我内心侧写的情感外漏，多为表现作为人这个个体对世间生活的各种感悟和展现自身独特的精神品德。
对它们的描绘不仅之在寓意上有所侧重，在表现方式上为人格代言，其内容表达上也是脱离了动物本身原始的神性属性，此外，部分动物形象成为人的附属品，是表现人物身份的象征，甚至下放到为人所把玩的地位，多用作表现故事场景中的陪衬更倾向于工具性作用。
北宋时期，最具人文特色的社会现象当属宋人好养宠物，由于宋人养宠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人们对养宠的热度不断攀升，使之衍生行业也是日渐活跃，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的是宋人对动物的各种价值需求，这也是宋人好宠的动因所在，这一社会现象也反映在人物画中动物形象置景之中。
人物画虽不似唐宋之繁盛但也不至于以此消亡，在某些方面上也是向前发展的。动物形象也成为人物画中普遍运用的置景元素，且已经具有很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人物画中动物形象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展现出新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面貌风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论述环境对人物画传神的重要性，强调在艺术创作中，人物必须存在于其相合适的环境中。
到清代为止，传统中国人物画中动物形象演变已经到尾声，在这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中动物形象随时代和人物画的发展也不断的变化，容”，艺术也是如此。中国人物画中动物形象自北宋时期开始，动物形象的象征意义就已经开始由神性转变向世俗，也是由此开启其体现人性的大门。
动物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及其所被赋予的意义，并不会随时代更迭消逝的，而是兼容并进、包容万象，其每个时代发展出的不同特性是平行存在，且相继发展的。
在当代，动物形象仍是中国人物画重要的置景元素之一，是当代人物画家笔下用以体现人性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之一，追根溯源，动物形象作为人物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象征寓意在北宋时期达到巅峰。
北宋人物画动物形象发展虽有诸多因素促成，但根本原因仍是动物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北宋时期尤甚如此。
动物在宋人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是高频的，积极活跃在宋人的身边，或置于信仰象征，或摆布把玩之乐，或警示教化为用，或抒情明志达意，人们赋予其不同的寓意，每层寓意背后都有不同的目的，触动的是不同群体的所感所悟。
因此，动物在北宋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北宋动物置景发展的客观原因。而其内在含义的渐进深化是源于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固化了对个别动物的情感认识，以此为据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赋予的丰富文化内涵又成为北宋画家塑造不同动物意象的重要依据，二者相互作用，也是北宋同一种动物却出现不同动物意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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