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热点回顾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之一。202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成果丰硕：第十八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成功召开；大量社会史论著、大型社会史资料出版；不少学术期刊开辟了社会史专栏，如《近代史研究》本年度设有5组专栏，其中4组涉及社会史。社会史各领域的学术研究继续发力，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性别、组织与团体，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城市治理与空间变迁，医疗、卫生与防疫，人与自然等领域。
性别、组织与团体
性别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丛小平《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1940-1960》以封芝琴的婚姻案件为主要线索，考察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治理。董笑寒《清代男风问题研究》梳理了内阁刑科题本中的鸡奸案件，探讨了19世纪清代的男风问题。游鉴明《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分析了媒体中的女性论述和对女性知识的建构，描绘了当时大众眼中的女性形象。毛立平、沈欣《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对不同类型的宫廷女性群体进行研究，认为清代的“宫壸肃清”，是皇帝通过一系列措施整顿和控制后宫的秩序，确立了宫廷内外皇帝独尊的局面。
商号、商会与商人群体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王路曼《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力图超越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抱持的刻板印象，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向。张婷《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指出，商业出版不但影响了法律书籍在司法系统内的传播与阅读，扩大了法律知识的读者群，而且加强了成案和私家律注的权威性。商号研究进一步深化，发表的论文有孙丽、袁为鹏《晚清徽商合伙经营之稳健性特征——以兆成商号史料为中心》，章毅、黄一彪《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郝平、李善靖《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维系与收撤——以蔚长厚上海分号为中心》。刘诗古、彭兴《战时财政下的商会整合与商民应变——以20世纪40年代的唐江镇为中心》讨论了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背景下，唐江镇商人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博弈。郑卫荣《江南市镇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治理——以20世纪前期的南浔镇为中心》以20世纪前期的南浔镇为例展现了近代江南市镇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海外移民方面，班国瑞、刘宏《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讲述了移民书信与侨汇的制度化机制和跨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帮助那些背井离乡、四海为家的家庭生存、发展的。旅日群体方面，徐志民、孙安石、大里浩秋《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围绕留学生与救国的主题，展现了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留日生活谱系与中日关系变化。
同乡组织方面，高红霞《中共建党时期的乡缘谱系考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形成时期传统中国的乡缘网络发挥的作用。叶舟《同乡组织与政治活动：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旅沪学会为中心》讨论了浙江旅沪学会在清末民初间的政治活动。郭睿君《异乡的“熟人”——清代徽人同乡组织救助体系中的保人》分析了徽州契约文书中所见的保人在同乡组织救助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家族与宗族研究长盛不衰，吴铮强《罗建功打官司：（1914-1940）：乡绅权势、宗祧继承和妇女运动》探讨了法律近代化背景下宗族继承方式的演变。冯尔康《民国间绩溪龙井胡氏议会式民主管理——宗族民主化个案研究》讨论了安徽绩溪县龙井胡氏宗族在管理祠务时的民主化。梁仁志《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叶开泰叶氏家族是如何跨越地域，实现了对“徽州人”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
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史将文化史与社会史连接起来，有不少学者专注于此领域。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聚焦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赵少峰《媒介的力量：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分析了出版机构在西方史学传播、改变近代中国读书人世界观念以及推动中国史学变革方面发挥的作用。朱煜《民众教育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1928-1949》讨论了民众教育馆透过特定仪式、符号、场域、课本等媒介，对民众民族意识塑造的来龙去脉、利弊得失。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分析了科举与中国皇权、精英士绅、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罗友枝等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分析了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展示了社会底层的大众文化图景。
节庆和纪念方面，周游《形象和话语的塑造：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列宁的纪念》分析了中共在纪念列宁时塑造的列宁形象与列宁主义话语的转变。王哲《作用与反作用：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1938—1949)》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的相互作用。王燕在《塑造和传播妇女“劳动”：1920-1937年城市的“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仪式》指出，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仪式形塑并传递了以女工的公共劳动为首的现代“劳动”图式。
休闲娱乐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考察了汉口在戏曲、电影业、茶馆、民众乐园等方面的发展。韩晓莉《乱世浮华：沦陷时期北平的娱乐业与民众心态》考察了沦陷时期北平的娱乐业与民众心态。戴昇《响档之造就——晚清以来评弹响档技艺学习的社会文化史》讨论了晚清以来评弹响档技艺的学习。
近年的社会史研究中，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蔚然成风。任思梅《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深入挖掘了人贩子与受害者的个体世界，生动鲜活地展示了人口贩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之中扮演的角色。徐建平《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政研究（1912-1928）》以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资源为切入点，探讨了京直水务的管理和水利工程建设。李志茗《抗论世局，评骘时流——屠寄书信中的清末民初政情社会与士人生活》通过屠寄书信描绘了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多元面相和鲜活图景。汪湛穹、小田在《近代江南庙会演艺与岛滩人文生态》一文中考察近代江南庙会演艺与岛滩人文生态。
科举的日常生活史引起学者关注，王康《得窥天颜：清末拔贡赴京朝考的微观体验》描绘了川籍士子彭阜成赴京拔贡朝考期间的微观体验。顾建娣《咸同年间的江南贡院》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江南贡院的变迁。
城市治理与空间变迁
城市在近代的变迁取得众多成果。本年度的相关专著有王建伟《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张鸿声《北京叙述：帝都、家园与现代性》、吉泽诚一郎《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孙昌麒麟《江南寻城：上海卫所城市历史形态研究》、李淑蘋《广州城市社会变迁（1912-1937）》、涂文学《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
城市治理备受关注，陆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以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为例，探讨了近代上海城市治理中华洋关系的交织与利益的博弈。訾夏威《郊归何处：近代中国城乡分治格局下的郊区形成与治理困境》分析了近代中国城乡分治格局下郊区的形成与治理的诸多困境。
城市空间的形塑与变迁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主题。王谦《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1898-1937）》以帝都、国都、故都的身份变化为节点，梳理了保守的政治制度、传统的文化观念与现代化两股力量在近代北京的碰撞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罗婧《近代上海西医分布与城市空间扩展（1844—1879）》以GIS技术复原了近代上海西医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范瑛《从传统花会、“腐朽庙舍”到现代博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讨论了成都青羊宫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林峥《北京公园：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探讨了北京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功能。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考察了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建的过程、结果及得失。
医疗、卫生与防疫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身处其中的史学研究者将日常关切投射到历史研究中，重新审视和阐释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和防疫，推动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不断深入。《史学月刊》第11期组织“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研究的新视角与现代性”笔谈，刘士永《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知识建构与分期》、杜丽红《卫生政治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秦倩《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全球化》这三篇文章提出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挖掘公共卫生防疫所蕴含的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经验，从更宏观的层面理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的发展脉络。姬凌辉的专著《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考察了晚清民初细菌学说的译介过程以及在重大疫情下细菌学说与新旧防疫体制之间的互动，进而探讨了细菌学说对时人防疫观念和晚清民初卫生防疫机制的影响。
鼠疫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鼠疫防控备受社会各界重视，本年度鼠疫防控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威廉·萨默斯《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指出，生态灾害、地缘冲撞和政治交锋相互交织，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于危机中借势萌芽。杜丽红《权力结构与防疫模式：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防疫决策的执行》指出，在东北大鼠疫期间，清政府西法防疫的决策受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制约，产生出不同的防疫模式。叶宗宝《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揭示了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医疗社会史以其跨学科的视野，推动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发“中医知识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专栏，余新忠《以新守旧、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刘菲雯《“西药”的良莠：新式秘制药在近代中国的风行与反响》，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从知识史角度探讨了面对西医传入，中医在近代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
生态环境史研究因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而兴起，现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新的学术增长点，近代环境史研究也随之发展。张健《清代以来黄河中游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重建了清代以来黄河中游旱涝等级、面降雨量变化序列，并尝试厘清灾害事件影响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杜香玉《物种引进与生态变迁：20世纪西双版纳橡胶环境史研究》论述了橡胶引入西双版纳的历程以及不同时期所引发的生态变迁。
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发学界的重视。《近代史研究》特约国内相关领域著名学者，在第2期设立“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共收入6篇文章，包括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梅雪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姜涛《晚清的人地关系》，朱浒《近代中国的灾荒与社会变局》，马俊亚《近代淮地环境灾难与生态修复》，王建革《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第5期再设“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栏目，发表程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1937—1949）》和张博《民国时期内蒙古畜牧生产中牧草利用方式及其改革》两文。另外，叶磊《鸭绿江采木公司与日本对东北林业生产的殖民介入（1908—1931）》分析了日本所设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对东北林业生产殖民介入的机制。
社会史资料的涌现
2022年出版了大量档案、报刊、日记、民间文书等资料汇编。其中有专门的社会史资料，也有一些综合性资料包含了社会史的内容。
档案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战时儿童保育会档案汇编》（30册），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档案汇编》（2册），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地区抗日活动档案汇编》（2册），邵汉明、王建朗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六辑》（80册），天津市档案馆编《近代经济档案文献汇编·第三辑》（50册），虞和平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第二辑·电报档）》（62册），姜良芹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40册）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本年继续出版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其中社会史资料达600多册，有李强主编《近代同乡会史料汇编》（50册）、范铁权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36册）、郑成林主编《近代商人团体资料汇编》（50册），周东华主编《近代中国麻风病史料汇编》（15册）、南京图书馆编《近代地方治理文献汇编》（60册），周琼编《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60册），朱煜编《民国时期民众教育资料汇编》（30册）等。
其他涉及社会史的文献还有唐丽娜主编《婚姻百年：中国近代婚姻与家庭资料汇编》（48册），陈维昭等主编《张文达藏稀见清代科举文献汇编》（50册），苏全有主编《近代图书馆史研究文献丛刊》（95册），郑振满主编《福建民间契约文书》（50册），张剑等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九辑》（12种14册），周欣平等主编《赵元任日记》（46册），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如李子然、李细珠整理《陆宝忠日记》，张剑、易爱华整理《祥麟日记》（56册））等。
大量社会史资料的出版也将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结语
1980年代社会史复兴是走出旧有的革命史、政治史等领域，眼光向下转向重点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社会史研究又开始提倡重回政治史。近年来原从事党史、政治史等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社会史的领域。社会史走向政治史，政治史走向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推动了史学发展。而今三大体系建设如火如荼，社会史研究是否有其大体稳定的边界、独立的领域，特定的理论与方法可能成为社会史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近代史研究逐渐出现越来越琐碎的趋向，社会史研究亦然。学者们在思考应对研究琐碎化的方法，如何以小见大，怎样从个案、地方史研究中搭建更多学者有兴趣参与对话的平台、推动整体历史的认识取得了不少成绩。正如行龙所指出，整体社会史与专题社会史互为支撑并行不悖。整合相近专题形成一些中观或宏观议题，整合各类专题而上升为对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展现社会整体的时代特征，应该成为近代社会史学界未来努力的方向。
任旬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