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推荐！高点击量书刊《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情节紧扣读来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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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段落-----

　　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9-10页）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同上，第11-13页）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作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15-16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17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页）

　　3、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页）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页）。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4、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同上，第32页）。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8页）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贴（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的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三、主持北大

　　1、学潮与学风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同上，第145页）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西潮·新潮》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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