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方法或工具如何运用于公益项目
对科学公益的理解
首先，科学公益是由中国公益实践界而非科学界提出的，它并不是指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公益(全球范围内的确有很多公益组织在资助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而是指如何遵循科学价值、应用工具和方法提升公益实践的效能。
2018年，三一公益基金会提出科学公益这一理念，随后致力于发展一套科学公益的话语体系和项目框架以贡献于中国公益的行业发展。本案例研究就是三一公益基金会科学公益战略下资助的一个行业支持项目。鉴于科学公益概念的抽象性，在这一概念提出的初期，通过案例来对概念进行具体的阐释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其次，在对过往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反思中，三一公益基金会发现，中国公益行业的有效性明显不足，既无法有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无法作为第三部门在公共政策倡导和与商业的互动中有效对话。究其原因，主要是公益从业者知识和能力的缺失。公益从业者虽充满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但对社会理论的理解和对科学方法工具的应用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当下公益效能低下的现状。
回顾科学史发现，只有在传统科学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情况时，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是真正的科学的解决办法”。当下的中国公益同样出现了类似问题，频频出现的公益丑闻直接将中国公益行业导向对财务透明度的追求而忽略效能的提升，而公众的参与热情高涨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当下的公益工作更加注重筹款而忽略效能，一味追求资源的获取而非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益行业范式反常的显著体现，这也激发实践者们思考：“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公益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能真正助力公益效能提升？”
我们看到，为回答上述问题，三一公益基金会提出了科学公益的解决方案。科学公益的基础是科学精神、方法和工具的协调和统一，科学精神可以帮助公益实践者自觉地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分析习惯，不为一时表象所迷惑。
尤其在面对较为复杂、不同学说和方法来源极多的社会问题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尤为重要，因为与科学思维相伴的科学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制定实践方案、预测未来、减少冲动和盲目，更有成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科学调查和研究才能获得社会问题的真知；只有通过科学试验和客观观察才能确认什么干预和什么原则是有效的；只有对公益实践过程进行科学评估和经验总结才能产出应用型知识，并最终促进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
因此，科学公益鼓励公益从业者追求客观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倡导公益行业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成熟理论、方法和工具应用到公益问题的识别、项目设计和评估环节中，以此达到提升公益效能的目的。
文献回顾
在国际层面，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简单的赈灾济贫，一种是帮助人自立2。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后者日益占据上风，形成所谓的“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话语。其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求进行切实和科学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而更进一步，慈善思想趋向又分为两派：一派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慈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敦促帮扶对象通过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而培养懒汉，其蕴含的假设是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另一派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是社会机制的不公正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该把重点放在治理不公正的根源，使机会更加平等，这种思路倡导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特别是要从制度上普及教育、医疗，解决贫困以及敦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
随后因为劳工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行其道，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从欧洲传入慈善文化盛行的美国，这些社会的变化最终作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才促使了美国的现代大基金会模式的创立，使相对零散的捐赠变成更加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发展更多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精神，这奠定了后续20世纪繁荣发达的公益事业的工作基础。
因此在国际公益慈善事业中，科学和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不用特别指明的主流范式，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到公益实践的不同工作中，政策制定者、学术者和实践者之间也搭建了形式多样的对话平台，及时进行经验分享和知识生产。
在国内，虽然也有学者3对公益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语言学视角的历史回顾，认为虽然这一概念是外来语汇，但其蕴含的仁爱利他的价值一直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同样的理解也出现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对中国公益事业的研究结论中。显然这样的观点也在影响着中国公益的实践工作，使本土的公益慈善研究与实践一直无法突破基于情怀的传统慈善视角，忽视提升公益效能的科学性诉求。
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被看成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全国性现代公益基金会，其成立背景是因为当时的妇联组织体系需要接受国外捐赠，这依旧没有突破传统慈善的视野4。直到1980年代开始，参与式发展、人的发展、社会性别等国际社会倡导的“科学的公益事业”的理论和方法才被国际组织逐渐引入，并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达到高潮。
到了2008年，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本土社会力量开始关注公益领域，并愿意以一种持续、稳定的方法开展公益行动，形成了中国公益的快速发展期。虽然社会创新、社会工作、社会企业、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等不同的概念和话语层出不穷，但本土慈善思想并没有在这段高速发展期形成主流的范式，不同部门(Sectors)的社会对话机制也没有被创建起来。
梳理过往中国公益发展的案例，我们发现1995年世妇会之后的案例研究非常强调价值，尤其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学者和实践者共同进行的知识生产工作也一度变得非常活跃，但近10年中国公益的案例研究停滞不前，一方面集中在新概念的提出和阐释、法律制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在公益行动的实践和科学性论证方面很少触及，另一方面研究和实践也表现出明显的分野，导致实践者自己梳理的案例无法上升至理论层面，而学者的案例产出又被实践者认为不接地气，无法指导自己的具体工作。如果以1980年代为起始，经过40年的公益发展，可供公益实践者应用的知识生产和经验仍然非常匮乏。
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近两年来“科学公益”和“理性公益”都已经出现在公益实践者的话语中，这意味着至少在行业内部，已经开始重视公益价值的理性和客观性以及公益方法工具的逻辑和循证性，也意味着对中国公益实践者而言，进行科学公益框架下的案例梳理在当下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鉴于科学公益的概念还需公益领域共同建构并促进共识，通过生动、具体的案例来阐释对科学公益的理解，无疑可以抛砖引玉，激发不同领域的讨论和对话，产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和论述。
理念框架：科学价值、方法和工具
不论是文献回顾还是现实观察，我们都发现对科学公益的精确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学和公益组合在一起，要么被理解为统计学的初级应用，要么沦为社会思潮的哲学思辨，因此我们需要对本研究制定一个理念框架，用以框定我们的研究边界。
我们希望在这一案例研究中，聚焦探寻纳入案例的公益项目在问题识别、项目设计、执行以及评估阶段中，是如何在科学价值的指导下应用科学方法和工具的？这些方法和工具的应用又是如何作用于项目成效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科学价值概括为公益共同体在追求真理、逼近真理的公益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行业需要秉持的价值，包括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科学循证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协作互助的合作精神、执着敬业的精神。我们理解的科学方法，则是公益实践中所使用的理性的思维方法，包括实验、观察、逻辑、归纳、演绎、统计分析、社会调查、评估等。在工具层面，科学工具则是指公益实践中逐步总结和运用的量表、问卷等。
案例选择
我们选择案例的做法是和业内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实践者开展对话和咨询，使他们了解上述科学公益的框架和本案例研究的目的，提出他们对科学公益的理解，并邀请他们推荐自己熟悉的、符合上述科学公益理念框架的项目。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各领域专家对科学公益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公益实践者更强调公益的实用性方法，而研究学者则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系统分析和深层理解，这意味着科学公益本身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建构的全新概念，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对话弥补这种理解上的差异。
在前期的咨询工作中我们同时发现，当下的公益实践项目中，完全符合上述科学公益理念框架的项目少之又少，一是评估过成效(outcome)的公益项目很少，这既有资源欠缺的原因，也存在方法和意识不足的问题。即使有项目开展过评估，但由于评估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以及社会问题本身的发展动态性，很难绝对认定一个项目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二是作为一个强调人类需求的工作领域，公益需要的知识基础也是相当广阔和复杂，由于理论和方法是从不同学科借来，因此普遍存在“拿来主义”的工具实用性倾向，故此，要完整清晰地勾画出公益项目如何应用科学方法和工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要将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运用到公益实践中的各个变量、指标上，对它们进行衡量、评估。同时，在与公益效能构建相关性或因果关系方面，也还需要在未来开展更加深入和复杂的工作。
即便如此，接受我们访谈的专家依旧在前期讨论基础上推荐了他们认为“好”的、在一定方面符合本研究理念框架的、“科学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不一定是符合上述理念框架全部要素的科学公益项目的范本，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些案例中，实践者都认为科学精神在公益项目中是不可或缺的，虽不能确保在项目的问题识别、项目设计、执行和评估等每个环节都应用了科学方法和工具，但都有意识地运用了科学理论、统计分析、实验和观察等不同的科学方法，以提升公益项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结语
最后,我想用一个问题的讨论来结束本文:科学公益的普及是否会导致公益走向理性的科学而忽视人文的特质和价值取向呢？这个问题背后假设了科学公益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事实上，科学公益并不是将科学和公益二元对立，而是强调两个体系的有机融合。当我们只考虑通过科学去提升公益的效能，而没有认真考虑非科学知识的人文价值时，公益的效能提升一定会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将公益的科学性中心化而把公益血脉中的人文价值边缘化的做法是错误的。
人文知识通常被认为是非科学的，所谓的非科学主要是指知识的获取不依赖于科学方法，形成的知识不可检验，大多数结果不可重复，比如宗教的知识体系、艺术成果、习俗以及本土知识和隐形知识，但非科学知识并不一定就是伪科学，这些知识大多不能被科学检验，但实际上支撑了现有公益领域的基本价值伦理和实践。
科学公益的运用，是在一个特定而又开放的空间里探索进行科学价值和公益价值混合选择的可能。通过这个混合过程，科学助力公益弥补不足，提升效能，使科学和公益相互验证和修正，最终回馈到多元化的社会系统中，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在这一前提下，当我们建构一套话语来整合科学和公益元素，并探索将科学公益的工具方法运用于公益实践，就能强化公益行业的话语论述能力，提升行业的价值感和影响力，同时推动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和交流，从而促进中国公益的发展。
1吴国盛 . 什么是科学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2016:9.
2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M].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2016:23.
3武洹宇.2018.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J].社会,38(6):180-215.
4卢玮静,贾西津.基金会：从财富积累走向财富共享[C].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组织(1978~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65.
（本文摘编自由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出品，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公益的效能之道——科学公益案例集》，作者系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高级研究顾问，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