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变卖家产，穷其一生所藏尽数捐给国家
近代第一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1898年出生在河南项城，其父是张锦芳，6岁时，过继给了伯父张镇芳，张伯驹也是袁世凯的表侄。
我国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赏家、诗词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现吉林省博物院）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这其中包括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诸上座帖》，赵孟頫《草书千字文》，赵佶《雪江归棹图卷》等珍贵书画。
据《丛碧书画录》记录，张伯驹收藏有书画117件（此录仅记载代表性、类别不同书画）。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丛碧书画录》之外），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
张伯驹曾言：“予所收蓄， 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 ，世传有绪。”无不让人称赞，可惜世间再无此风骨大家。
1927年，张伯驹到琉璃厂闲逛，无意中发现一副墨宝，写着“丛碧山房”。张伯驹驻足观看良久，竟然发现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书。在反复推敲确认无误之后，张伯驹赶紧把这幅书法作品收入囊中。从此，他就走上了收藏这条路，自号“丛碧”，宅院也命名为“丛碧山房”。
其所藏之品，一大部分都是花高价购得，比如说以下的几幅字画：
1.陆机《平复帖》——天下第一法帖
1936年，恭亲王奕沂的孙子溥儒所藏唐代著名宫廷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就被专做洋人生意的上海古董商叶某买走，转售英国，由此让张伯驹十分担心《平复帖》的安危。于是托阅古斋老板与溥儒商量，因溥儒出价二十万，张伯驹一时缺现钱，遂未谈成。
但张伯驹就此念上了《平复帖》，第二年又通过张大千向溥儒传递心声，但溥儒坚持非原价不让。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春节，溥儒因为母丧急需巨款，要把祖传晋陆机的《平复帖》拍卖，加上时势动乱，张伯驹急速前往，以4万元购归。
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此事如果慢一步，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当时北平有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甫的，专做日本人生意，他的报价就是二十万，但没想到被张伯驹抢了先手。
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张伯驹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颠沛流离，但《平复帖》却是安然无恙。
2. 展子虔《游春图》——山水画第一
20世纪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儿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游春图》即在其中。
当时的东北长春散落着很多溥仪从北京带到伪满皇宫里的珍宝，大家对于这些散逸民间的宝贝趋之若鹜，集体哄抢。
北京琉璃厂穆蟠忱、马霁川、冯湛如、李卓卿四位老板一起联合在东北购置了十余件书画作品，《游春图》便为其中之一，开价八百两黄金。
听说《游春图》进入市场，张伯驹心中一阵惊慌，这样的高价他也承受不起，又担心外国人染指，于是力促故宫博物院吃下。但院长马衡苦于经费无着，心有余而力不足。张伯驹硬着头皮去找文物商商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陈《游春图》是国宝，无论如何，不能流失国外。
张伯驹在收藏界素来口碑甚好，大家都很钦佩他。再说，内战将起，谁敢在这动乱年头花八百两黄金买一幅画?因此“八公司”一咬牙，降价到二百二十两黄金，让张伯驹带画走人。逼得张伯驹卖了自己住的大宅子卖了——那可是李莲英的故居，连并其夫人潘素的首饰一同卖掉，花费黄金174两，终于得到《游春图》。
3.《上阳台帖》——李白传世唯一墨宝
张伯驹也没有将这些珍宝占为己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伯驹将这幅《上阳台帖》送给了毛主席，他赠送字帖并非为了得到名利，只是希望文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能够继续流传给后人，因此在致毛主席的信件中，张伯驹明确表示字帖仅供观赏。
毛主席文学造诣极高，深知这副字帖的价值，据说毛主席得到《上阳台帖》后爱不释手，几乎每天都要在字帖面前驻足观赏。1958年毛主席亲自立下规矩，领导人所收礼品必须全部充公，于是这幅《上阳台帖》也被毛主席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之一。
清朝时期，《上阳台帖》落入清朝皇室手中，乾隆皇帝还在台贴背后题词印章，妥善保管于皇宫之中。但到了民国时期，清朝灭亡，溥仪也被从紫禁城中赶出，临行前《上阳台帖》被溥仪悄悄带出了皇宫，当时溥仪为上下打点，将多件文物售卖出去，《上阳台帖》也不例外，这些文物中一大部分被外国人买走，送至国外展览馆。
《上阳台帖》于1937年张伯驹在陶器名家郭葆昌家中发现的，同时还有一批其他珍贵文物。于是张伯驹以总价20万大洋的大价钱预付了6万大洋，悉数将这批宝贝买了下来。不过，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局势动荡导致张伯驹无法如期支付剩余的14万大洋，就不得不退回了部分宝贝，仅留下了李白的这幅《上阳台帖》等少数文物，大概当时北京城一间标准的四合院售价是130块大洋，6万大洋可以买460间！
4.《张好好诗帖》——杜牧传世唯一墨宝
1924年，清逊帝溥仪携带大量国宝级书画出宫，随着抗战的胜利，溥仪仓皇出逃通化大栗子沟，这些字画被遗弃于长春小白楼。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字画被伪军一抢而空，流落于长春市面之上。
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纷纷北上淘宝。论文斋老板靳伯生就是其中一员，靳伯生有幸买到了这副纵28.2厘米、横162厘米的《张好好诗帖》。
1950年，文物鉴定家张珩打听到《张好好诗帖》的消息后，建议故宫进行收购，后因国家财政原因，被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拒绝。
张珩找到了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中间虽有波折但最终张伯驹先生还是以5000元的价格将《张好好诗帖》收入囊中。
5.《道服赞》范仲淹传世唯一墨宝
清朝覆灭后，《道服赞》从清宫流出，又几经转手到了北京琉璃厂古玩商薪伯生的手里。后来，近代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从薪伯生手里以110两黄金换取了《道服赞》。
此外，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等同样是张伯驹花高价购得。
雪江归棹图卷
雪江归棹图卷
黄庭坚《诸上座帖》
张伯驹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散尽家产，避免这些珍贵文物海外流失。在收集这些文物之后，他却慷慨解囊将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全都无偿的捐献给国家。
由于前半生花了太多钱购买文物，捐赠给了国家，张伯驹的晚年生活十分清贫和拮据。1982年，张伯驹生了重感冒需要住院进行治疗，家人们带她来到了北大医院进行治疗病房是一间8人病房，吃住条件差，加上老人已经84岁高龄了，为避免感染，家人请求更换一间单人病房。
这时医院以他级别不够为借口，拒绝了家人的请求。家人找了博物院的相关人员，经过多方协调，终于让老人家住上了单人病房。可是由于病情危重，1982年张伯驹老人便去世了。
这里又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又让人想起了《茶馆》里的秦二爷。不过纵观张先生一生，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此为大胸襟，悠然入世之风，颇得道家大自在真谛。
黄永玉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上方有密行小字长题，中云：“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
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王世襄先生感叹：“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一百七十四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6年将《平复帖》及《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八卷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
故永玉兄在长题中有如下的论断，当然更是赞颂——‘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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