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致爱因斯坦教授的一封信：从人的本能与欲望论战争与文明
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 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1856年5月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启蒙于家庭教育；中学时代阅读大量的古典文学与语言学知识。1881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882年—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医师，从事脑解剖和病理学研究。1886年春由于经济原因，他开始以神经病医师的身份私人开业行医。1895年他与布洛伊尔将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写成《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为他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正式提出精神分析的概念；1899年出版《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形成。1919年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最终形成。1930年被授予歌德奖。他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为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柱。
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
一得知您有意邀请我就您和大众普遍关注的某个话题交流观点，我便欣然应允。起初，我以为您会选择一个当今知识界的前沿问题来讨论，以便让我们双方——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能提供各自独特的研究角度，并在立场相同的基础上产生殊途同归的效果。然而，您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帮助人类摆脱战争的厄运？初闻此问，我不禁心生畏惧，因为我——乃至于您——根本无法解决这个事关现实功利的问题，而这本该是政治家需要思考的事情。
不过，我随后就意识到，您并非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或物理学家来提这个问题，您此时的身份是一位博爱主义者（philanthropist）：您此举是受国际联盟所托，和极地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情况很相似，他曾为“一战”中流离失所的饥民开展援助工作。
此外，我也觉得，您的目的不是让我提供某些具体可行的建议，相反，只需要从心理学观察家的角度出发，针对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进行剖析。就这个话题而言，您本人的高见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正解。但是，尽管我的想法已经所剩无几，但我仍甘愿跟随您的指引，穷尽我的学识——抑或是猜想——来扩展您的思路，如能以此证明您所言的正确，我已备感荣幸。
然而，这种现象是人类历史的后期才出现的复杂情形。起初，在规模很小的人类族群里，只有凭借强悍的体力才能决定谁是部族的主人，谁才能具备领袖的意志。很快，工具的使用就补充并取代了单纯的蛮力：只有拥有更先进的武器、或更善于使用武器的人才能成为获胜者。从人类开始使用武器的那一天开始，高超的智力就已经开始取代强悍的体力；不过，战争的最终目的却没有改变——争斗中的某一方由于受到战斗的创伤或因为自身力量的削弱，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停止反抗。
如果获胜一方的暴力能永久性地消灭对手——换言之，置对手于死地——那么上述目的就能得到彻底的实现。这样做有两点优势：对手不可能东山再起，而且他的厄运会令其他人不敢步其后尘。此外，杀死敌人的行为可以满足人的一种本能倾向（instinctual inclination），关于这一点，我一定会在下文予以论述。倘若获胜者觉得可以饶对手不死，迫使其在屈辱中成为对自己有用的奴仆，那么杀戮的意愿就会有所收敛。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的暴力倾向就会满足于对手的臣服，而不是对手的灭亡。这就是人类保留战俘生命的最早起源，但此后的胜利者却不得不防备战败者复仇之火的死灰复燃，以及因此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正当”就是“社群”（community）的“威力”。它仍然是一种暴力，随时可以打击任何胆敢抵抗它的个体；它的运作方法没有改变，遵循的目标也别无二致。唯一的真实差异就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再是属于个人的暴力，而是属于社群的暴力。但是，为了使这种从暴力到新的正当或正义的转变过程能够产生效用，就必须满足某种心理条件。多数人的团结状态必须保持稳定和持久。
如果团结的目的只是为了打败某个统治者，获胜之后就再次涣散，那么终将一事无成。一旦再有人觉得自己具有过人的威力，他就会再次通过暴力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这种权力的游戏也会无休止地重复上演。团结者的社群必须永久存续，必须有所组织，必须建章立制，防范反叛者的风险；必须树立权威，确保制度——即法律——得到遵守，同时监督合法专政的实施。
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利益群体的存在，于是在团结的社群成员之间就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情感纽带——群体的情感，这也是社群力量的真正来源。我相信自己已经阐释了所有的核心问题：权力转向了规模更大的团结社群，暴力也因此被消解；而社群的维系则依赖于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如果还要继续论述，那也只不过是对这个观点的扩充和重复。
于是，社群的正义变成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权力的表征；统治者成为了法律的制定者和获益者，而被统治的成员则几乎没有任何享受权利的空间。从此开始，社群中就出现了两种同时发挥作用的因素，它们导致了法治方面的动荡局面，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法律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某些统治者会竭力使自己凌驾于其他人都必须遵守的禁令之上——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法治状态倒退回暴力统治的状态。
其次，被压迫的社群成员会不断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权力，并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尝试各种有利于平权的变革——也就是说，他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将不平等的正义变为全体共享的正义。如果某个社群内部发生了真正的权力转移——由各种历史因素所导致的转移——那么上述的第二种倾向就会变得尤其重要。
如此一来，正当可能会逐渐适应新的权力分配方式；或者会出现更常见的情形：统治阶级不愿意承认这种变化，于是爆发了叛乱和内战，而法律会暂时失效，人们重新诉诸暴力来寻求出路，最终会形成一种新的法治状态。还有另一种因素可能导致法律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一贯的和平属性：这个因素就是社群成员的文化蜕变（cultural transformation）。然而，这一点恰好属于另一个范畴，所以必须在后文加以讨论。
这种战争要么以掠夺告终，要么就会彻底推翻对方的统治，对其加以征服。针对出于征服的目的而发动的战争，我们不可能给出非常全面的判断。有些战争，例如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发动的战争，只能带来罪恶。相反，其他的一些战争则能通过建立更大的族群单位，从而促进暴力向法治转变，因为在新的族群建立之后，就不再可能继续诉诸暴力，而新的法治体系则将使冲突得到解决。
罗马人的征服行为正是通过这个方法给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带来了极其宝贵的“罗马和平”阶段，而法国历任国王贪婪地想要扩张自己的统治，但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和平统一、繁荣发达的法兰西帝国。虽然这一点听上去似乎很矛盾，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有可能成为一种恰当的手段，有助于建立人们热切期盼的“永久”和平，因为它有能力构建大的社群单位，其中产生的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实力，足以遏制后续战争的爆发。然而，战争往往又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征服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短命的：新建立的族群单位重新分崩离析，往往是因为通过暴力聚拢起来的各股势力之间缺乏凝聚力（cohesion）。
此外，迄今为止，尽管通过征服行为而形成的联合体（unifications）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但它们依然只是少数，而且不同联合体之间的冲突比以往更加需要基于暴力的解决方案。因此，所有这些好战的因素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人类不再发动数量众多、旷日持久的小规模战争，取而代之的是偶尔发生的世界大战，但其产生的破坏力却更可怕。
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设计初衷就是要成为这样一种权威机构，但是上述第二个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国际联盟自身不具备任何权力，只有这一新机构的各个成员国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国际联盟才能获得权力。就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显得微乎其微。然而，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至少未曾有如此大的规模）的大胆尝试，那么国际联盟的创建就会全然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尝试希望在理想主义心理态度的基础上构建权威（即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影响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借助武力来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已经发现，有两种因素可以维系社群：暴力所产生的强制力量，以及社群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其对应的专业术语是“认同感”）。如果缺失了其中一个因素，社群仍可能借助另一个因素得以维系。当然，只有当上述的理念有能力表达成员之间的重要关联，它们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在于它们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历史告诉我们，这些理念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过作用。
例如，泛希腊主义的理念认为自己比周围的野蛮民族更加优越——这种理念曾在近邻同盟会议、神谕以及竞技活动中得到有力的表现——它的力量大到足以调停希腊人之间的好斗习俗，但显然它还不足以阻止希腊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类似战争的冲突行为，甚至也无法阻止某个城邦或数个城邦的联合体为了打败对手不惜与波斯宿敌结成联盟。基督徒之间的情感纽带虽然也很牢固，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也无法阻止大小各异的基督教城邦为了战胜彼此而去寻求土耳其皇帝的援助。
同样，今天存在的任何理念也都不可能产生这种具有凝聚力的权威。确切地说，当今各国赖以生存的民族理念显然发挥了相反的作用。有些人希望发出这样一种预言：只有等到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得到普遍接受，战争才可能被终结。但在今天看来，这个目标无论如何都显得非常遥远，可能只有经过可怕的内战才能实现。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那种试图用理念的力量来取代实际的力量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如果我们忽视了法律的前身是野蛮的暴力这一事实，忽视了即使在今天法律仍要依靠暴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的思考就一定是错误的。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对人所共知的“爱/恨”对立关系的一种理论阐释，这种关系可能与您的专业领域中所研究的“吸引”（attraction）与“排斥”（repulsion）的两极关系有着某种根本性的关联。但是，我们不该仓促给出有关善恶的道德判断。这两种本能具有同等重要的本质属性；生命中的种种现象都源自这两种相伴相生或互相抵触的本能。
目前来看，其中的任何一种本能几乎都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两者注定会相伴出现——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融合状态——或多或少都会包含彼此的内容，这就会改变其原先的目的，或在某种情况下会促成其实现目的。因此，举例来说，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肯定就是一种爱欲的本能，但它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必须具备攻击属性。同样，当爱的本能（instinct of love）指向某种对象时，它也会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占有本能”，这样才能实现占有对象的目的。在现实表现中，这两种本能很难被分开，这一点长期以来确实阻碍了我们对它们的进一步认识。
很久以前，您所在学科里的一位专家就发现了这种现象——G.C.利希腾贝格教授，他是我们古典时代的一位教授，曾在哥廷根大学讲授物理学——其实，与物理学领域相比，他在心理学领域享有更高的声誉。他发明了一种“动机罗盘”（Compass of Motives），因为他曾写道：“引导我们去做所有事情的动机都可能像32种风向那样去归类，也可以获得相似的命名：例如，‘面包—面包—名誉’或‘名誉—名誉—面包’。”所以，当人类受到鼓动走向战争时，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示赞同的动机——有些是崇高的，有些是卑劣的，有些是公开宣扬的，有些则是永不透露的。
对此，我们不需要逐一罗列。其中一定会有追求攻击和毁灭的欲望：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数的残酷行径都证明了这种欲望的存在和力量。这种毁灭性冲动与爱欲冲动以及理想主义冲动融合在一起，这当然也能促进毁灭本能得到满足。当我们阅读历史上的残酷行为时，理想主义的动机有时似乎仅仅成为了毁灭冲动的借口；有时——例如，在宗教裁判所所犯下的暴行中——理想主义的动机似乎是有意识地冲在阵前，而毁灭冲动则在无意识领域为其提供增援。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是正确的。
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能假设这种本能在所有的生物体中都能发挥作用，而且正在力求使生物体走向毁灭，使生命成为原初的无机物状态。因此，我们可以严肃地称其为“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而爱欲本能则代表了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当死亡本能在特定器官的帮助下指向外部对象时，它就会变成毁灭本能。可以说，有机体通过毁灭外部的其他有机体来保存自己的生命。然而，死亡本能中的某些部分仍在有机体内发挥作用，而我们也试图在毁灭本能的内化过程中发现大量正常现象和病理现象的源头。
我们把良知的起源归结为攻击本能的内化过程，这种异端邪说式的观点甚至会令我们感到一种罪恶感。您将注意到，如果这个过程走向极端，它就绝不会只是一件小事了：它肯定是一种病态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力量被用于破坏外部世界，那么有机体就将得到解脱，其效果也一定是有益的。这种观点可能会为我们竭力克服的所有丑陋而危险的动机提供生物学上的辩护。我们必须承认，与我们的抵制态度相比，这些冲动更接近自然的状态，对此我们仍需找寻解释的方法。在您看来，我们的理论或许是一种神话体系，而且在当前的问题中，它甚至还不是令人愉悦的神话。但是，所有的科学理论最终不都会成为某种类似的神话吗？如今看来，您自己的物理科学不也可以这样说吗？
精神分析学不必因为在此关联中论及爱欲而感到羞耻，因为宗教本身也会使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述：“爱邻如己（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然而，这种观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第二种情感纽带是通过认同感来实现的。所有能让人们产生共同利益的事物都能引起这种情感的一致性，也就是上述的认同感。人类社会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的。
毋庸赘言，国家的行政力量所产生的侵蚀作用以及教会对自由思想所规定的禁令根本不利于形成这样的阶层。理想的状态当然应该是让人类族群自愿放弃自己的本能生活，转而服从理性的专制。即使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情感纽带，人类社会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彻底和紧密的团结关系。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盼。毫无疑问，其他用来阻止战争的间接方法不一定能够保证一蹴而就，但它们可能更加实用。我们脑海中会呈现这样一幅令人感到不快的画面：磨坊缓慢地转动着，但还没等面粉制作完毕，人们早已成为饿殍。
为了完成当前的探讨任务，研究者或许可以戴上自诩超脱的面具。可以这样回答我的提问：我们之所以会如此抵制战争，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享受自己的生命，因为战争会结束原本充满希望的生命，因为战争会让个体蒙受屈辱，因为战争会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残杀他人，而且因为战争会毁灭人类艰苦创造出来的宝贵物质成果。我还能给出其他的理由，例如，今天的战争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英雄建功立业的机会，而随着武器毁灭威力的发展，未来的战争可能会导致交战一方或双方的灭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到无可辩驳，因此每当有战争爆发，却没有遇到众人一致的谴责，人们就会感到震惊。无疑，这里的一两个观点可能会引发辩论。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族群能否有权掌管个人的生死；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应该得到同样激烈的谴责；只要存在图谋残忍毁灭他人的国家和民族，受到威胁的人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不过，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它们并非您希望和我探讨的问题，而且我脑海里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抵制战争，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抑制的天性。我们之所以成为和平主义者，是因为存在生物学上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发现很容易就能找到证据来为自己的态度提供证明。
或许可以将这种过程比作某些动物种群的驯养过程，而且它们无疑都会伴随着生理上的变化（physical alterations）；但我们尚未熟悉这样一种观点，即文明的演变本身就是一种有机体的生命历程（organic process）。与文明历程相伴的心理变化具有惊人的明确属性。它们以渐进的方式消解了人类的本能目的，同时限制了本能冲动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人类祖先曾经享受过的愉悦感已经变得索然无味，甚至令人无法忍受；可以用有机物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伦理理想和审美理想为何会发生变化。
在文明所具备的各种心理特征中，有两种似乎最为重要：知性的增强，而这一点正在开始统治人类的本能生活；攻击冲动的内化，这一点会造成很多后续的好处和危险。如今，战争正在全力抵制文明进程给人类强加的心理态度；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反对战争；我们再也无法容忍它的存在了。这不仅仅是知性或情感方面的否定；作为和平主义者，我们对战争具有一种生理本质上的不容忍态度，事实上，这种特异品质已经被放大到了极致。确切说，我们抵制战争的理由一方面在于它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它会降低人类的美学标准，而这两点似乎同样重要。
我们需要等候多久，才能看到全人类都成为和平主义者？无人知晓。不过，倘若我们认为，以下两种因素——文化态度和对未来战争结局的合理恐惧——将会在可以预计的未来结束所有的战争，那么这也不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至于要遵循何种路线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无从猜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一切可以促进文明进步的事物，同时都会抵制战争。
如果我的言论让您感到失望，相信您一定会原谅我。此致
最诚挚的问候！
您忠实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2年9月 维也纳
本文选自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文明及其不满》译者：严志军，张沫，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
原标题为《（缘何战争？）弗洛伊德致爱因斯坦》，主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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