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潮新闻客户端 石硕

　　在我的学术成长中，有一件事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1994年，我在西南地区一所民族学院工作，小讲师，即当下网络语言所称“青椒”。那一年我刚刚完成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部专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初稿，是倾尽全力写的。写的过程中很单纯，只专注于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丝毫未附加任何杂念，亦无即评职称、晋升之类的考虑，是全心身浸润其中，整整写了三年。

　　书稿完成后，自感对书中某些章节和观点有一些心得，于是从中砍出一篇论文，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被视为中国人文社科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不出两个月，收到了刊物编辑的回信，信是手写的，字迹工整而流畅，整整三页纸。大意是说拙文被刊物接受，准备刊用，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具体修改意见，一、二、三、四若干条。其中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是让我提供和补充某一方面的材料，材料的组织我不用管，由编辑来全权负责。信的落款人是“孟宪范”。

　　我遵嘱一一照办。文章很快在次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正式刊出。当时虽然刊物级别划分尚没有今天这样严格和深入人心，但《中国社会科学》仍是人们心中认同度最高的刊物。就这样，我在38岁年龄，稀里糊涂在中国最高人文社科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事后有人告诉我，我是该校有史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的第一人。

　　这件事过去了许多年，我也从“青椒”变成了教授、博导之类。有一次，在黔东南凯里开会，晚上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教授在我房间喝茶闲聊，无意间说起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孟宪范老师，我告诉他，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的编辑正是孟宪范老师。国庆说，他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的编辑也是孟老师。他当时也是北大“青椒”，应约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找孟老师谈稿子修改事宜。为改稿的事，他还去过孟老师家里，是一个大热天，也是骑着破自行车去的，还记得孟老师的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非常亲切和蔼，从书房出来和他寒暄，还亲自给他切西瓜。这无意中发现的一段共同经历，让我们颇为感慨。于是当即拔打孟老师电话，通话充满美好回忆，让人十分亲切。记得孟老师得知我们在一起，十分高兴，用非常标准、好听的普通话对我说：“呀，是石硕呀”。我们在电话中相约，下次来京，我和国庆要专门拜会孟老师，我们仨一块儿聚聚。孟老师爽快答应。

　　后来我们如约在京聚会了。是在孟老师家附近一家上海风味的小饭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睿智、知性、谦和、亲切。我们喝着孟老师特地带来的一瓶红酒，气氛温馨而恬静。国庆喝了一点酒，比较健谈，聊起不少学界的事，也谈到当年骑着破自行车去孟老师家里的情景。记得孟老师插了一句：“国庆当年就一小屁孩儿”。在略显暗淡的灯光下，聚会充满温馨的回忆，交谈平和而欢愉。恍惚中，不觉已到十点。走出饭馆，走到大街的人行道上，凉风习习，略带一丝酒意，感觉十分惬意。目送孟老师远去的背影渐渐消逝在夜色中，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温馨的夜晚啊！

　　近些年，常有论文发表经微信推送后，被孟老师看到，孟老师总是不吝赞誉和鼓励。也日常和孟老师在微信上交流。记得有一次，我提及现在年轻学人的成长环境比较我们那个时候差多了，那个时候学术很单纯，人也很单纯，学术的传统很严，学术是学术，很少和其他东西搅在一起。而现在，学术已经和很多非学术因素搅拌在一起。孟老师予以认同，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那是一个人心纯净的时代”。孟老师告诉我，那个年代，他们选稿用稿，学术质量是基准，其次是意义、价值和创新性，总之，是“认稿不认人”。对可用但需要修改的稿件，会与作者沟通，一次又一次修改完善，这既扩大了作者群，也发现和栽培了不少学术新秀。

　　从与孟老师的交流中，我体会到编辑在学术传承中所担负的角色。师承当然是学术传承的主要脉络，但另一个传承脉络就是编辑。编辑阅稿无数，其眼光、视野和学术判断力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与孟老师的交往中，我体会到，编辑除了具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外，若能出于学术情怀有仁爱和惜才之心，对优秀青年作者给予某此栽培、点拔和提携，会给学术传承带来一份人性的温暖。

　　最近，我的一些文章发表后受到学界好评。孟老师在微信上告诉我：“看到您的研究成果被学界广为认同，我真是与有荣焉！” “与有荣焉”让我体会到编辑与作者间那份纯真、温暖的学术联系。我和国庆都是当年孟老师栽培过的“小屁孩”，我们的成长让孟老师“与有荣焉”，这是一份厚重的人文情怀。我想，编辑若能通过对作者的栽培，与之建立“与有荣焉”的学术友谊和联系，无疑会给严谨而略显枯燥的学术平添一份人性的美好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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