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
摘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重要举措。为了把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明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目的与科学内涵，理清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并在政府政策选择、企业战略选择、高校战略选择等方面做出有效的安排。在新型举国体制中，“举国”是核心，“新型”是特点；重塑创新体系、保障经济安全，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是出发点。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企业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需要尽快建成一批不惧怕技术封锁和打压的世界一流企业；高校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不可替代的力量，需要担当起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为建立健全有效的新型举国体制，首先需要明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目的与科学内涵，理清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政策、企业战略、高校战略等做出有效安排。
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目的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可见，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目的是要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具体而言，一是要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求得生存机会；二是要在一些技术领域引领发展，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应对现实挑战，求得生存机会是我国必须做出的策略选择。2018年以来，美国对一些中国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市场打压，使得这些企业的生存面临重大挑战。例如，华为不得不因此剥离一部分手机业务，其全球领先的系统设备在国际市场频频受阻。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尚未在高端芯片加工方面取得突破，产业链安全难以保证。
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完成这一系列“强国”目标，不仅需要在成熟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还需要在新兴技术上领先世界。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对于建立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根据Chandler教授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密集的行业，“先发优势”如此之强，以至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只有两家新建企业进入美国化学工业前50名，没有一家新建企业进入世界制药工业前30名。美国在信息产业（软件、硬件，包括芯片）的地位也来源于其“先发优势”（Chandler，2005）。
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目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中国企业选择了加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得益于成熟的技术和产品，这些企业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这一策略选择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这一选择使得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很难由初级阶段顺利演进到高级阶段（高旭东，2007）。所谓自主创新的初级阶段，指的是以相对独立的单项核心技术或单一产品的开发为目的的自主技术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自主技术创新活动还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创新的可持续性较差，对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也比较有限。所谓自主技术创新的高级阶段，就是以建立基于本土的完整产业支持体系和产业链为目的的自主技术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多个企业、多个产品和多项技术已经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明确的方向性，对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显著。
也就是说，加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使得本土企业之间难以形成“共同成长”的机制，更无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讲是不安全的，一遇技术封锁就会非常被动（高旭东，2018，2022）。这是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核心要义。
二、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内涵
新型举国体制有两层含义，一是“举国”，二是“新型”。“举国”是核心，相对于一般的市场机制；“新型”是特点，相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举国体制”，比如“两弹一星”模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型”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反而意味着面临的挑战更大，成功率也可能更低，因此需要认真对待。
为什么要“举国”？首先是因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身有其局限性，即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例如，科学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Rosenberg，2010），也就是说，一家企业投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不一定能够被这一家企业“独占”，而是可能流向其他企业。因此，这家企业在投资科学研究方面就会非常慎重。又如，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充满风险，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即使相关研究和创新成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是必须的，企业也很难做出投资的决定。“举国”之所以重要，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传统经济学对政府的作用存在认识上的不充分，甚至是“偏见”，认为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的作用也不见得更好，因为也存在“政府失灵”。实际情况是，政府可以在创新的各个环节，包括早期和后期，发挥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Mazzucato，2016）。
回顾历史，无论是我国还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推进重大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也是“举国体制”的核心内容。以美国为例，政府通过“百花齐放”与“大项目引领”双重措施，全力建立和维系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Block，2008）。“百花齐放”就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健康研究所（NIH）等各类机构，大量、广泛地支持科学研究，力争通过大规模的自由探索，保持美国在科学和尖端技术探索方面的领先地位。“大项目引领”就是通过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阿波罗登月工程（the Project Apollo）、国家战略计算计划（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等“使命导向”的大项目，带动战略领域技术实力的大幅度提升。“百花齐放”与“大项目引领”为美国在很多科学技术密集产业取得领先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Chandler，2005），例如信息产业，包括软件以及以芯片为核心的硬件。我国在信息产业如此被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这一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滥用其领先地位遏制竞争对手的科技进步。
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亦与“举国体制”密不可分。2020年，嫦娥五号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此外，我国在“两弹一星”、航天、高铁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得益于“举国体制”的范例（路风，2019；吕铁、贺俊，2019）。
为什么是“新型”？因为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当前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顾与展望》编辑委员会，1989）。
第一，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企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螺丝钉”，执行力非常强。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集体企业，在大的计划经济环境中，也会服从国家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即使是国有企业，也需要“自负盈亏”；如果还有其他股东，利益关系就更为复杂。
第二，企业行为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巨大。例如，担心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或者遭受其他打压，一些企业参与国家发起、鼓励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积极性不足，对“军民融合”项目心存担忧，而对美国企业而言，参与“军民融合”是非常普遍的。
第三，政府部门对于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缺乏经验和手段。除国防军工部门外，各级政府部门已经习惯于让企业在市场中进行自我调节，对于如何引导企业在满足本组织利益需求的同时促进国家利益，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不足。此外，经过多年的“简政放权”，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已经比较有限，因而也缺乏影响和改变企业行为的手段。
第四，社会环境与社会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学术界对政府政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经常使用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持严重怀疑和批评态度。政府在出台有关政策时如果过于顾忌这样的认知和声音，政策的出台效率以及出台后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例如，“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会损害有关国家的利益（Samuelson，2004）。更大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并不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项。在具体实践中，当有些国家，特别是在技术、经济上拥有巨大优势的国家不选择自由贸易时，其他国家被逼无奈，只能选择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哈佛商学院著名学者波特教授也反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世界一流的产业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通过不断创新建立起来的（Porter，1990）。波特教授的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存在内在的矛盾，不能夸大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作用。
三、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第一，以创新体系重塑保障经济安全；第二，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第三，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作用。
以创新体系重塑保障经济安全是出发点。“新型举国体制”不是为了突破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技术，而是为了打造更安全、有效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我们提出要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即本土企业分布于创新活动（特别是技术创新活动）、产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创新活动、产业活动和经济活动不会因为缺乏外资企业参与而受到严重影响；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本土企业愿意使用本土零部件生产企业的产品；本土用户愿意购买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高旭东，2022）。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受制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加入他人主导的创新体系而非构建自己的体系，存在巨大风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首先需要改变这种情况。
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在这样的战略安排下，树立“两个第一”，即“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加速建设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样高远的目标，营造创新的氛围是必要的（高旭东，2022）。
“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核心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没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创新就没有条件、缺乏氛围。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经济“高速度”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对立起来，认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把发展速度降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实际上，“高速度”与“高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速度”与“高质量”可以并行不悖。速度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快慢，质量指的是经济发展的优劣。从企业的视角看，速度受外部市场需求与企业内部能力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供给问题，也是需求问题。例如，如果市场需求强劲，企业在内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速度就会快一些。相反，如果外部需求疲软、甚至停滞，企业内部能力再强，速度也难以加快。质量则不同。从企业的视角看，质量主要是取决于企业的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Barney，1991；Prahalad & Hamel，1990）。核心能力强，就可以不断推出新的、更高档次的产品；核心能力弱，即使有市场需求，也难以满足，更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加速建设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核心是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加速迈向世界一流。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背景下，只有迅速走向世界一流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被淘汰。应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速推动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高旭东，2007，2022；Mercer，1987；Morone，1993）。
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作用，核心是真正认识“举国”的重要性及市场失灵的影响（Mazzucato，2016）。同时，也要认识到“举国”的难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几十年来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需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政府政策选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政府是主导力量，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政府作用缺失，企业将是“一盘散沙”，即使具备国内市场巨大等诸多优势，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具体而言，政府政策应重点包括：第一，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保障和维护本土企业的生存权、发展权；第二，重塑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保障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第三，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核心是保障和维护本土企业的生存权、发展权。当本土企业受到其他国家的打压和封锁时，政府要旗帜鲜明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等。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单纯强调“双赢”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需要让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
重塑国家创新体系，核心是要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摆脱一些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体系，切实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采取三种措施。
一是大力加强和巩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已经形成的领域，如特高压、高铁、新能源车、新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在这些领域，核心技术已经突破、本土企业也已经具备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对此，应多措并举鼓励、支持这些领域的本土企业大踏步走向世界、在国际市场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全方位保护和支持在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本土企业还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高端市场依然被跨国公司占据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技术“卡脖子”问题随时会出现。从短期来看，既要进一步解决技术升级的问题，又要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企业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由政府主导，特别是提供中央层面的政策支持。例如，虽然本土企业在中低端光刻机研发上已经取得一定进步，但是在高端光刻机领域尚未获得突破。如果仅靠单个企业出力，一方面易受到个别国家的恶意打压，另一方面也不一定具备足够的攻关能力。为此，应从国家层面综合施策，可选择一家或几家企业，为其技术研发攻关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支持，或者国家可考虑直接建立新的国有企业，专门负责高端光刻机的攻关与生产。无论是哪种选择，都需要打通从研发、生产到商业化的整个链条，甚至需要建立真正一体化的公司，既生产光刻机，又使用光刻机，同时还是芯片的使用者，这样的组织结构有时候是最有效的（Chandler，2005）。有人可能会担忧无法一步到位，但是，正如波特教授指出的，创新的起点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持续不断的创新。考虑到芯片市场的多层次性，一体化的公司由于无需担心市场问题，从而也克服了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Porter，1990）。
三是对于核心技术突破还需较长时日的领域。一方面需要加大攻关力度，另一方面应从宏观战略出发，由国家层面进行利益交换。比如，对稀土等的出口进行严格管控，并在必要时用于核心技术的交换。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核心是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进行世界一流的创新。应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四项措施。
一是大学本科教育应高度重视个性化培养，为学生充分发挥个人特长创造条件，防止出现“把大学办成中学”的现象。本科教育的现状是，希望读研的同学为了获得“保研资格”，从进入大学校园起就不得不争取在每门课上都获得最好的成绩，发挥个人特长的学习和研究时间被严重挤压。然而，获得“保研资格”的同学并不见得真正喜欢做研究，更不见得真正有能力做研究。因此，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势在必行。
二是鼓励、支持有利于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和重大前沿技术探索的研究。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是，相当数量的学校、学者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了发表跟随发达国家研究趋势的文章上面，然而这些研究却无益于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应严格规范各类大学排名，特别是以规模和数量为主要指标的不合理排名。同时，对解决“卡脖子”问题做出重大贡献和在探索重大前沿技术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财政拨款等各个方面应给予优先支持。
三是鼓励、支持大规模的自由探索。一流的研究需要自由的探索。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这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巨大优势。然而，部分学者在申请各类项目、包括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研究还未开展，就把研究路径写得一清二楚，甚至已有初步的结论。同时，申请书写得“大而全”，似乎一个研究可以回答很多科学问题。相关部门，特别是科技管理部门，应在项目评审中提高要求，限制这样的申请获得批准。值得尝试的项目审批路径是：在初次申请时，研究问题清晰、研究思路明确的项目，可以获得批准立项，但是支持经费有限；鼓励、支持进行长期的持续研究，初期研究取得进展后即可获得追加经费，支持后续研究。
四是以重大创新项目带动技术创新。以政府部门（包括国防军工部门）、重点企业、医院、高校、科研院所为牵头单位，以重大应用或重大技术攻关为目的，以重大创新项目为组织形式，推动大幅度提升经济军事实力，并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巨大提升。“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斗、三峡工程、高铁等都是这一创新形式的成功范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施这些重大创新项目时，应主要由国家预算提供经费来源，而不是由各单位“自筹”。
五、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企业战略选择
企业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新型举国体制成功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大批本土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不惧怕技术封锁和打压。挑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企业因为选择了加入美国主导的创新体系，对于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有待深化。为此，企业可以尝试四项措施：第一，打破认知误区；第二，积极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第三，切实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第四，积极参加国家主导的重大创新项目。
打破认知误区，丢掉幻想。企业应改变即使价格高昂也要优先购买国外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做法，充分认识到建立和巩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性（高旭东，2022；Porter，1990）。在国际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对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尤其如此，否则，一旦被“卡脖子”就会非常被动，生产经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积极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使用者应改变观念，主动培育国内产业链；对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生产者而言，应主动从使用者（用户）的角度出发，提高产品水平、质量和可靠性。一个典型案例是深圳地铁与设备供应商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地铁自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依靠跨国公司无法满足技术、经济要求，更无法建成世界领先的地铁公司，需要大力扶持国内企业，尽快实现地铁设备的国产化。当时国内地铁设备市场基本被跨国公司垄断，国内设备企业基本没有机会和能力与之竞争。因此，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长春客车厂（长客）等本土的地铁设备企业积极响应，十分珍视深圳地铁提供的机会。深圳地铁与长客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1995年，地铁进口设备的合同价格平均折合成人民币2.71亿元／km，其中进口的地铁A型车辆每节折合人民币1510万元。深圳地铁与长客的紧密合作使得A型车辆价格在国产化之初就降低到人民币1000万元左右。
深圳地铁与长客的紧密合作是通过一系列大胆创新实现的。在招投标方面，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投标企业的产品如果没有在实践中实际使用过就没有投标资格。这一规定事实上完全剥夺了长客等本土企业的投标资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深圳地铁冒着极大风险，出台了新的招投标规则。在高端A型车招投标中，根据《深圳地铁设备采购招标评标办法》规定，评委的主要职责是统计投标人的技术承诺分，只有在全体评委意见都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减分，不能加分，然后将其与价格分相加排出名次，推荐价格分和技术承诺分最高者（第一名）为中标人。通过这样的方法，长客作为一家没有生产业绩的国内企业以价格低和技术承诺分高的绝对优势一举中标。长客中标后，为保证高端A型车的质量，深圳地铁与长客紧密配合，为长客提供必要的测试机会，确保质量过关后才投入实际运营。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对发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逐一解决，最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切实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长期的技术引进掩盖了企业自身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不足的问题，对“开放式创新”“产学研结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这一现实情况的体现。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技术封锁，需要着力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
首先是建立健全研发体系，不但重视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创新，更应重视产品开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为此，除了要保证充足的研发投入外，更需要大幅度增强研发力量，特别应招收高学历人才加入研发团队，否则难以走在科学技术的前沿，例如，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共有员工12600人，其中超过4000名拥有博士学位，这是其长期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优化研发组织、重塑研发文化。以跟随、模仿为核心的研发与以引领、创新为核心的研发存在巨大差别。前者强调“秩序”“改进”“学习”“对标”，甚至是“削足适履”“先固化、后优化”，后者强调“灵活”“突破”“创造”“领先”“敢为天下先”。这就需要在组织上和文化上进行重大调整，而一般的调整可能效果欠佳，因为让已经非常擅长“模仿”的人和组织进行“创造”，难度很高。更有效的方法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组织、招收新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Lee & Lim，2001）。
最后，应调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关系。从企业过度依赖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具体的技术方案转变为主要进行最前沿理论的交流和最尖端技术突破思路的交流，企业更要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企业、特别是行业领先企业，要支持、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一流的科学研究、进行最尖端的技术探索，企业则要切实承担技术产业化的责任。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转型，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MIT积极推动从为工业实践培养工程师为主转向建设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原因是，当时企业出资支持MIT的研究，往往限制受资助的老师发表相关成果，学校和老师难以接受这一限制。此外，企业、特别是行业领先企业（比如通用电气、贝尔实验室）希望MIT能够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Kaiser，2010）。由此可见，企业、企业家均认识到科学研究和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价值。
积极参加国家主导的重大创新项目。如前所述，政府可以通过重大创新项目带动技术创新，而企业可以作为重要的牵头单位。有远见的企业、企业家，应该选择积极参与，因为这是打破技术封锁、取得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也是成为创新引领者的必然选择。
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高校战略选择
高校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不可替代的力量。当前，高校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方面，都存在诸多亟待改善和提高的地方。
人才培养方面，如前文提到，需要避免出现“把大学办成中学”的现象，尽快在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方面取得突破。
科学研究方面，研究队伍和研究内容，都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就研究队伍而言，现在的年轻教师招聘办法过于看中已有的文章发表，不利于把真正优秀的人才吸纳到教师队伍中。实际上，读博士的几年，最重要的是做好研究，做好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发表应是次要的。从研究内容来看，现在的年轻教师受制于职称评定，偏向于就短期内能出成果的问题展开研究，很难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需要推动组织变革，在现有的“长聘系列”之外建立一套新的组织体系，组建一支新的科研力量，其主要任务不是写文章而是为解决重大的工程技术问题服务。这支科研力量的人员构成，应是对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且能力非常强的教师，这些教师应是已经获得长聘教职的正副教授、尤其是正教授，他们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服务于工程技术问题的解决。刚毕业的博士和刚出站的博士后年富力强、熟悉研究前沿、进取心强，因此，也需要吸引一批不想走长聘道路、喜欢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年轻人。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入认识其目的、含义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和组织职能，更要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本文抛砖引玉，希望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作者：高旭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术前沿杂志，原载于《学术前沿》2023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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