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的故事（七十二）——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华政的故事（七十二）——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发布时间：2020-12-22 08:29 星期二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图为孔令望教授
图为九十一岁的席祖德教授(左)接受笔者的采访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孔令望和席祖德
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后,支撑宪法学学科的教授是孔令望和席祖德两位老师。
孔令望(1929年-2008年),浙江宁波人。1946年入伍,在部队里担任通讯员、会计、学员等职务。1949年5月至1953年6月,先后在杭州市政府、房管所、劳动局和市监察委等单位担任干事、副科长等职务。1953年调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1954年完成学习任务后,被分配到刚刚恢复的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是国家法教研室副主任,1956年被评为讲师。
1958年复旦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并入刚刚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孔令望老师转入上海社科院工作,担任政治法律研究所研究组副组长。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孔老师调入华政,担任国家学说教研室的负责人。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孔老师又回到复旦大学。
华政第二次复校时,孔老师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及上海市委的指令,受时任上海市社联负责人徐盼秋、复旦大学法律系负责人袁成瑞的委托,从当年2月初开始负责华政复校后的重建工作。华政复校后,历任宪法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被评为教授。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程》,合著《国家监督论》,参加编著《检察大辞典》等。
孔令望老师长期从事国家法(宪法)的学说和制度的教学与研究,无论在复旦大学,还是在上海社科院以及在华东政法学院,都是宪法学的学科带头人。由于孔老师长期兼有华政教务处处长的职务,参与学校的大量教学管理事务,属于双肩挑的老师,比较繁忙。因此,在宪法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方面,席祖德老师配合孔令望老师做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推动着华政宪法学学科的发展。
港澳剧席祖德(1927年- ),浙江杭州人。1947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1951年7月毕业后,到刚刚组建的上海学院工作,教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52年9月院系调整,席祖德老师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1956年被评为华政第一届讲师。主讲“各种政策法令”“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与法的基础”“资产阶级国家法”“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法”等课程,是华政宪法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2018年春天,席祖德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的一段对话,讲述了他在华政两落三起过程中的命运变化,从中也折射出我国法治发展道路的曲折。
何勤华:您是从上海学院进入初建时的华政工作,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席祖德:上海学院是由6个私立大学合并起来的,比如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法学院等。上海学院也是多科系的,不是只有法律系。我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学院做政治助教,当时的学生只比我低一届。
何勤华:从档案上看,在院系调整时,有的学校转来的学生很少,东吴大学最多,第二就是上海学院,有150多人转过来。您还记得有哪些同事和同学吗?
席祖德:上海学院调整过来多少人我记不得。但从各个大学转来的,我记得有宣冬玲、方晓升、徐建、程辑雍、陆锦碧、强远淦、乐瑞祥、谭永介、施荣根、赖彭城、彭万林、陈忠诚、金立琪、王群等。
何勤华:您来华政工作,1956年就成为第一批讲师,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您有影响吗?
席祖德:没有。
何勤华:1958年华政第一次被撤销时,您去了哪里?
席祖德:我去了陕北中学,这所学校比较有名,原本是专门教高中的,现在已经并入晋元中学,是很出名的重点学校。
何勤华:1963年第一次复校时,您有没有回华政?
席祖德:没有,我是1979年才回校的。当时我和程辑雍在一起,后来他去了上海社科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政法大学出来的,所以被分到了一起。
何勤华:华政是1952年成立的,当时《国家法》的教材是编得最认真的,您也参与了编写吗?
席祖德:是的,当时是我带头组织编写的,教材正式使用时已经是1956年了。我刚到华政时和赵野民在一个组,主讲“中国近代革命史”。
何勤华:您对东吴大学时期的老师有印象吗?
席祖德:没有。我在东吴大学上的是夜校部,因为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差,当时在一所中学里一边教书,一边上大学。
何勤华:您对李良和刘焕文有印象吗?
席祖德:李良是上海学院教务长,之后来到华政工作。对刘焕文也有印象,是语文教研组的。
何勤华:叶松亭也是上海学院过来的吧?
席祖德:是的,叶松亭我认识,他后来留在华政教刑法了。
(《华政的故事(七十一)》详见《法治日报》2020年12月15日9版)
责任编辑：冀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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