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解决这四个方面问题，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央视财经《中国经济大讲堂》）“落地难”、转化率低是我国现如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难题，怎样唤醒那些沉睡的科技资源？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该如何接力？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中，东北大学校长赵继指出，首先从国家层面看，一定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厘清一项成果产生以后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其次，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要为风险、市场、成本的控制做好准备并充满信心；作为大学来说，科学家、技术专家不是企业家，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商品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从个人层面来看，要进行合理的利益分享。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都解决了，才能真正地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12月14日22:00，CCTV-2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东北大学校长赵继为您深度解读《如何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嘉宾简介

　　赵继，出生于教师家庭。身为东北大学校长，他对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情怀和理想。在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始终奋斗在科研一线，承担起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职责。他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激情与务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积极倡导产学研融通和协同创新，着力推动将大学的科技成果向产业和教学“双向转化”，让大学教育能真正为青年学子插上科学和人文两只翅膀。他是“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智能精密制造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在大学管理、工程教育、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国际上，有人把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分为创意、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攻关，包括小试、中试、验证，一直到产业化前期，最后生产，一共分了九步。通俗一点说，我把它比喻成4×100接力。

　　大学比较擅长基础研究，我把它称为第一棒。接下来，把接力棒交给应用基础研究，或者技术的原创研究阶段，我把它比喻成4×100接力的第二棒。再往下，这个成果从大学要输出，或者从研究机构要输出，要做中试。比如要做模型的验证，做共性技术的攻坚，做样品的放大，要模拟真实条件下的进一步的技术深化、熟化。有一个研究哪儿都好，但是发现可靠性不太行，或者轴承不太耐磨、精度不太够的话，再或者一个手机用蛮好用的，但真正用起来总掉信号，信号总是不强，这都是不行的，所以要进一步熟化，这就是说的第三棒——中试。再接下来，要做工业化的生产，由企业来做。它要关注产品好不好用、价格如何、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关注营销、质量保障，还有产品性质、性能的一致性等等。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大学擅长的是前两棒，第三棒怎么跑是全世界的难题，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产生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这不奇怪，这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首先作为国家层面上，它涉及到通过法律和政策如何来界定，或者厘清一项成果产生以后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特别像大学、研究机构，它拿着国家的研究经费，成果的属性当然属于国有。那么，大学里面有没有使用权？有没有处置权？有没有收益权？说得再具体一点，把成果卖了，研究人员有没有好处？如果说我在这里边没有利益只有风险的话，那科技人员是否肯冒风险继续往前走？所以作为国家一定要通过法律、政策的层面，把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这几个权厘清。

　　从企业层面来说，研究成果工程化的投资非常大，它可能是前期研究经费的十倍或者几十倍。企业对风险、市场、成本的控制和担忧可能都影响到转化的决心和信心。作为大学来说，坦率地讲，实验室的成果不是商品，科学家、技术专家不是企业家，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或者商品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作为个人来说，怎么看待他这个研究和工作算不算贡献，算不算绩效，这涉及到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我在这里作转化，将来有收益了，我是否参与分成？有没有股权？有没有比例？以及在整个创新链条当中的，从科学家、专家、企业家、中介机构包括国家，如何进行利益的分享呢？

　　我个人觉得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都解决了，才能真正地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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