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理论创新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国家安全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如何更好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中国国家安全学构建意义重大。本期“学术圆桌”,通过掌握系统思维方法,统筹我国发展与安全同全球发展与安全关系问题,以及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创新三个维度,聚焦国家安全研究的政策解读与学理运用能力提高,以期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创新提供更多支持。

  01

  系统观念视角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戴长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构建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互适应的新安全格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促进新安全格局。这一论述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新时代条件、新发展阶段、新变局下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述有六个方面,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都具有重大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坚持系统观念”更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纲领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作为政治最基本价值的安全,不仅本身在深层次上就是内涵和外延特别复杂、规律难以把握的问题,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又是与国家内外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的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与不断发展的辩证认识论,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系统观念,才能避免理论上的静止性、孤立性和片面性,以及实践上的偏颇性和畸轻畸重。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典范。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形成了各自分立、互不相干的传统,似乎发展问题属于经济学领域,而安全问题属于政治学领域,导致经济学不研究安全问题,政治学不研究发展问题。在经济学中,无论是“重商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忽视安全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学的效率优先原则,天然将最优资源配置基础上的增长作为最紧要问题,而在经济学的想象里,强调安全就是对发展的某种束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但批判国家而且试图解构国家,似乎国家越被削弱,经济效率就会越高。

  但是事实说明,发展问题从来就不能脱离安全考量,这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本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无法保证,国家无力统摄和管制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由于社会和人民的严重贫困,又进一步激发政治动荡、社会冲突、族群矛盾和极端行为,国家因此陷入“无治理”的不安全困境。这种恶性循环局面的形成,导致这些国家既无安全,又无发展,长期停留在积贫积弱状态。在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和冲突。美欧等西方国家虽然通过工业化和海外殖民获得了发展,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国内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战争乃至世界大战都说明,这样的发展,即使是高度发展,也不可能自动带来安全。近年来,美国及某些西方国家正在受到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的贫富悬殊、阶层对立、族群冲突和政治撕裂等安全层面的严重考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坚持认为发展与安全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坚持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发展和安全问题,实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做到以发展促进安全,以安全保障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高度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提供了基本方法。传统理论和学术上所讨论的安全问题,只涵盖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等都被排除在安全议题之外,显然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原因在于,在韦伯主义的国家观看来,只要国家能在固定领土上确保暴力的垄断和强制力的施行,就是安全的。在此意义上,所谓国家安全,一方面是指在国家内部政权不被颠覆并保持最低限度政治稳定,国家就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只要国家主权不被外国和外部势力剥夺或侵犯,国家也是安全的。由于军事和暴力被认为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因此受到了极端重视。

  但是这样的安全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其缺陷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联系并互动起来。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之间联系普遍加深,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增熵”或“减熵”连锁效应。一个明显表现是,建立在脆弱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就意味着缺乏安全的基本保障,而经济的发展首要的是依赖科技的进步,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的发达程度又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外部安全,说到底也是建立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文化软权力和社会活力加总共同构成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说,国家系统化的实力强弱,决定了国家的安全与否。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国家正处在全球化快速深度发展过程中,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给国家带来严重困扰和挑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与霸权主义、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局部战争等相伴随,对世界各国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现实,要求人们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才能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实也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难以应对国家安全的系统性问题的。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传统安全理论在处理上述问题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表现为重视外部安全、忽视内部安全,重视国土安全、忽视国民安全,重视自身安全、忽视共同安全。当然,国际学术界也日益对上述缺陷有所察觉,因而,关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发展安全”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并加以讨论。尽管如此,在总体上,安全研究的侧重点仍然是在追求通过国家实力的运用将安全威胁排除在国土之外。这显然是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的安全话语权主导的结果。因为,在这些国家看来,其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优越的,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他们所定义的非民主国家,所谓“民主国家间无战争”表达的就是这种偏见。但是,就如上文讨论所涉及,内部安全、国民安全和共同安全不但困扰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从内外部挑战着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事实上,在安全问题日益变得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个别国家追求的所谓“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相反,只有在重视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自身安全的同时,重视内部安全、国民安全和共同安全,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安全问题。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所在。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上致力于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致力于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国际上致力于“共同安全”,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坚持系统观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作者系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02

  科学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于洪君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顽固存在,力量对比失衡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国际秩序混乱与全球治理无序彼此叠加,世纪疫情与经济衰退困扰世界各国。人类和平与发展遇到诸多风险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认识并科学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发展与安全的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交汇、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的战略高度,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问题的重要决策。实际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就发展与安全作出了诸多战略性安排。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和主持下,第一个协调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专门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于2013年宣告成立。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要更好地适应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工作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领导。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完善机制机构、明确发展与安全的概念以及关系的基础上,2015年5月,新的国家安全法通过生效。新法载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部内容,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国家安全制度和国家安全保障,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做出了具体规定。该法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崇高理念,同时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的天下情怀。

  新发展理念确定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整个发展状态和总体安全状况,一直呈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态势,不断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一方面,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另一方面,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随着新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新国家安全工作架构搭建完成,我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同时酝酿成熟。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新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要有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同时也要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本质要求,适应了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全面规划、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等一系列发展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全面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安全。他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与安全贯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个全球倡议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与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我们科学谋划和全面统筹发展与安全两大问题,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也更可持续。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多安全问题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我国与外部世界双向互动的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涵盖的领域将更加广泛,在国内外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将分外突出。面对内外风险相互交织、多种挑战长期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愈益增多的复杂形势,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同时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和谐世界,任务将更加繁重和艰巨。但我们依然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并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认识和处理未来发展与安全问题,“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期大背景来谋划”。这种高水平高质量、多维度多视角的统筹协调与谋划实施,必然体现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必然贯穿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的伟大历史过程。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响。这两大新倡议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中华民族把自身发展与安全同世界共同发展与安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鲜明范例,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作出新贡献的又一具体体现。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03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机遇与战略指引

  董春岭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首次以专章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提升至总纲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首次全面、系统地做出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报告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并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构建提供了战略指引、注入了强大动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也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构建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大安全理念”指引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立足于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如何既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又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了解决安全困境、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合作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魅力在于“总体”二字,坚持以系统观念看安全,秉持真正的“大安全理念”,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安全为保障,以国际安全为依托”,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内外统一的有机体中去审视,全面综合地研究国家安全的各个重点领域,更加关注影响国家安全各个领域、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打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学术分野的限制,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把握国家安全这一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精髓在于“统筹”二字,统筹外部和内部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和共同安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五个统筹”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被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念的时代性、先进性乃至世界性意义。例如,与西方以霸权、离岸制衡等为内核的国家安全概念相比,中国更强调内外兼顾尤其是内部安全的重要性,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和合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理念。又如,与西方传统国家安全理论追求陆上、海上霸权相比,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强调国民安全的重要性,彰显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这在历次海外撤侨行动,抗击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过程中,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驱动着我们以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逻辑去研究安全问题,突破西方安全理论的发展瓶颈。西方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更关注国际安全问题,相关理论发展虽较为成熟但受限于西方的思维逻辑、实践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缺少进展和突破,很难解释中国和平崛起等新现象。中国国家安全学立足于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的基本规律,为新时期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学理支撑和人才储备。相较于其他学科,国家安全学是一个全新的一级学科,一定程度上缺乏成熟的知识体系和成型的学科框架体系,但拥有天然的优势,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拥有巨大的自主创新空间,在形成国家安全领域独特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上拥有足够的发展动能,大变局催生大思想,新时代呼唤新理论,随着新时代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构建正逢其时、前景广阔。

  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当前,我国外部安全形势“风高浪急”,甚至会面临“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同新征程上国家安全的新任务和新挑战相比,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亟须加强,反制外部干涉、遏压的机制有待健全等等。如何补短板、堵漏洞,成为新时期打造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一环。这也为中国国家安全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中国国家安全学需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把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

  中国国家安全学必然要承担起相应的时代责任——需要用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灵活运用国家安全的政策工具箱去应对外部的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需要积极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为此,我们既要不断加强国家安全的基础研究,也要持续加强国家安全的应用对策研究,为破解新征程上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提供智力支持,为防范化解复兴之路上的系统性风险提出切实管用的解决办法。

  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屏障,最关键也最根本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既立足于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从事实务工作的专门人才,也立足于培养更多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师资力量,服务于国家安全教育的普及,服务于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提升,服务于强起来阶段国民战略意识的养成。

  中国的国家安全学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致力于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责任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篇”提供中国方案,为护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