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6讲｜王日根：立足中国本位认识明清会馆

　　2022年12月16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6讲“立足中国本位认识明清会馆”在线上举办，共130余人参加。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座邀请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王日根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南昌大学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张芳霖教授，山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春平研究员担任与谈人。

　　王日根教授演讲中

　　首先，王日根教授对会馆的概念和功能进行了简要概括。会馆是明以来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会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在近数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中，会馆作为“乡土之链”始终呵护着侨寓异地的游子商人，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会馆为同乡籍人士提供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会馆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与更新的基地，映照出中国社会的进步轨迹。

　　会馆是一种“社会群体组织”。会馆最初见于明朝永乐年间，由寓居京师的安徽芜湖同乡官员建立，作为相互淬砺、相互规劝的场所。随着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的兴盛，在官绅会馆之中或在官绅会馆之外又加入了服务科举试子的功能。在京师和京师以外的商业中心，寓居的商人也依据乡土纽带建立起会馆组织。在若干新兴的区域，同籍移民相互牵引，亦建立起会馆，于是，会馆是社会整合的必然产物，是一种较行会包容面更为广泛的社会组织，其联系纽带也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同时还有同业性的，有合法性的，也有非法性的，有社会上层人士的，也有普通农民的，更多的则是多阶层兼容的。会馆组织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其间的演进也颇为繁复，可以从会馆的演进中窥探中国社会的演进。会馆是一面镜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体现。

　　王日根教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民族，其团体意识自古及今，延续了五千年。中国人重视血缘与地缘的连结，家族——乡族——地方——国家成为中国人团体观念演进的基本走向。在中国境内，会馆是同乡生人凝聚之地。在海外，会馆则首先表现为坟山、公冢。因为对于漂泊异域的人们来说，死亡是一个较生存更难解决的问题，同乡们往往因死亡而凝聚起来，同乡会馆由此滥觞，尤其以家乡的神灵（乡土神）作为同乡移民的精神支柱。

　　社会变迁与会馆流变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人们为谋求本地入官数的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在移民集中的区域，会馆则成为克服土客矛盾、客客矛盾的场所。明清时期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的流通，可是由地域文化熏染出的不同语言、文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碍，同籍商人的会馆由此有了内驱力，他们起而模仿官绅会馆并将其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会馆构筑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在文化碰撞和交流方面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会馆促进了土客文化碰撞与对接。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中原文化向周边的扩散，客籍与土著之间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冲突颇多，会馆可以被看成是首先为了保护自己、继而谋求协调土客矛盾乃至进行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的组织。

　　第二，会馆促进了雅俗文化碰撞与对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区分，一般区分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其中士绅文化较多儒家学说，庶民文化则又包含了许多道家、佛家的因素。其实，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从来就是相互交融和彼此取与的，会馆基本上提供了实施这种交融和互摄的场所。会馆戏台成为雅俗文化互渗的最佳场所。

　　第三，会馆促进了海陆文化碰撞与对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确乎存在着海洋文化的因子，沿海与内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本身就有许多不同，商业文明一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着巨大影响，沿海人把会馆设到内地，内地人把会馆设到沿海，无疑推进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四，会馆亦促进了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从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人流往海外人数众多，外国人亦时有至中国从事各种事务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在广大的海外各地，会馆成为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的基地。近人多研究海外华人创业文化，我们认为会馆是基地，是舞台。正如李明欢先生说：“海外会馆之建设是关系纽带制度化的尝试，会馆之运行体现为追求群体效应的实践，会馆达到了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的目的。”

　　作为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亦多受熏染，且信之弥坚，有的人提出“以光前人之志，禧后人好善向义之端”，有的人提出“是以继续先贤遗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而树后人之模型”。所有这些都说明会馆在文化的继承方面做出了努力，其中亦包含了对明清社会风气趋向浮靡的一种反拨、一种矫正，亦弥补了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空隙。会馆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乡籍人事业成功和弘扬道义的象征，保持了优良文化品德的延续。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张芳霖教授认为王日根教授的研究对于资料的运用十分自如。会馆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是分不开的，亦是各种文化不断碰撞和对接的过程，正如《乡土之链》一书中所用的“链”字，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会馆的纽带功能，而这种“链”形成的文化底蕴在于同一地缘的共同文化信仰的正统性，这也是会馆可以在客地生存的重要因素。

　　高春平研究员高度认同王日根教授对会馆发展带来的文化促进作用的论述。他认为本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包罗甚广，将会馆的方方面面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层层展开，系统性展示了会馆文化的特点和影响。高春平研究员指出，研究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会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会馆历史是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表现。同时，他提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视角——明清会馆同时具有民政功能和公益功能，弥补了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这是会馆的一个重要价值。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分享从明清会馆的起源和功能出发，兼具对其文化交流和促进作用的分类分析。会馆是中国文化传承与更新的基地，映照出中国社会的进步轨迹。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康迎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