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孝立国，官员的孝行受到各方重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先民最终选择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更有经验的老年人受到关注，“尊老”成为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思想文化。
宋朝以孝立国，官员的孝行受到各方重视，孝成为官员德行的判断标准，如何孝成为摆在宋代君臣面前的问题。
为了更好满足官员赡养父母的需求，宋代君臣总结历代经验，设置了符合现实需要的侍养政策，侍养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宋代制度的发展不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同时也享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与进步，进一步降低了民众接受教育的门槛。
宽松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思想家乐于著书立说，传播思想，宋儒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
不同思想的碰撞使得宋代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峰。每位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孝道观念、为官原则、统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要求。
01“移孝于忠”的孝道观念
唐代中后期及五代的混乱格局，使得时人极为推崇贞观、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祖宗”不仅是祭祀的对象，更成为效法的标准。宋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家法”与“国法”融为一体。这种混融，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体现着“父子”价值行为模式，向“君臣”价值行为模式的转换。
终宋一代，宋朝统治者都在与并存政权斗争，长期的对抗形势，使得政府对外加强防御，对内强化思想统治。
忠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观点之一，五代以来臣子弑君登基的现实，严重破坏其思想内核，孝在此时成为统治者的最佳选择。
统治者用孝稳定秩序的同时，强调孝的教化作用，移孝于忠也成为宋代孝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一。
宋朝统治者大力推广崇孝文献，《孝经》的地位更加突出，不仅御笔刻写，而且命令大儒撰写注疏。土大夫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参与道德秩序的建设，积极解读《孝经》。
宋朝官员选拔要求德才兼备，孝的作用格外大，成为考核标准之一，因孝得官、因孝升官、因孝减罚的情况数不胜数。
北宋中期，政府大兴学校，《孝经》成为学校的教材，明确规定不许“隐忧匿服”者，“行亏孝弟”者入学。
宋代统治者将孝纳入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中，孝和忠的联系更加密切，以此达到教化万民、加强统治的目的。
印刷术的进步，便利了书籍流传，相当多的读书人热衷于撰写文字，在科技进步和人才充足的双重作用下，出现数量众多的劝孝文献。
孝是民间读物的重要主题，劝孝诗、劝孝文等如雨后春笋。为政一方的官员在此影响下，积极撰写劝谕文章，孝成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此类文章数量众多，对教化一方百姓意义重大。
在浓厚孝文化的影响下，官员的道德素质提高，如何赡养父母成为摆在统治者和官员面前的难题。
宋代统治者吸收前代经验发展侍养制度，侍养官员获得了一定的优待，摆脱了回避法对差遣的限制。数量众多的侍养方式，使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方式照料长辈。
官员的实际行动成为本家、本族、本地区的榜样，被记录在家训、族谱、乡约中，既有孝文化的熏陶，又有实际行动的引导，官员的侍养制度向前发展，影响深远。
孝的教育贯穿宋人一生，在此影响下，官员格外重视自身孝行。
宋代统治者虽然推崇孝，但并没有因此降低对忠的要求，多次强调忠的核心地位，统治者对孝的提倡，仅仅将其作为忠的补充。
统治者虽然也重视孝，但是更关注政治的稳定，不希望官员随意离开岗位，因此需要一种满足双方需求的机制。
多样的侍养方式既能满足官员的需求，助其完成赡养长辈的义务，又可以使相当数量的官员继续任职，减少政府人才流失，兼顾官员和统治者的需求。在崇孝思想的影响下，申请侍养的官员数量众多。
在“移孝于忠”观念的影响下，统治者重视官员的具体孝行，积极推动侍养制度建设。
02“养亲不择禄”的为官理念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孔子拓展了朴素的孝道观念，子路进一步提出“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的思想。
贫困的读书人为了更好照顾亲属不应当计较职位、俸禄等外部因素，尽快为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赡养父母是人子的义务，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让父母安享晚年，因此俸禄成为身处窘境的名士选择任职的主要原因。
担任官职既可以光宗耀祖为父母提供精神激励，又可以用俸禄保障父母的物质生活水平，“养亲不择禄”成为宋代官员初入仕途的重要原因。
“养亲不择禄”的理念成为宋代士人的共识，基于为长辈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的目的，读书人纷纷出仕任职。
康定元年（1040 年），蔡襄在送别陈师回赠文中写道：“古之人有以亲故，不择禄而仕者，而师回之禄足以充其养”，高度称赞陈师回因便于养亲，而前往福州任职的行为，将陈师回的赴任原因归结为侍养。
担任官职虽然可以为亲属提供物质保障，但是繁杂的事务，使得官员可支配的时间急剧减少，官员对亲属的赡养，往往落在妻子甚至仆人身上。
自古以来，孝文化就讲求乐养，认为子孙不仅要为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也要保证父母的精神生活，承欢膝下成为乐养的最好总结。
因此，立志侍养的官员在有一定经济能力后多选择弃官归家。将自身任职理念归结为养亲的官员更容易选择弃官的方式，以便回乡赡养父母。
官员的随意离去，不仅给官员的继任造成混乱，甚至影响机构、地区的稳定运行。为了方便官员照顾父母，宋代统治者积极发展侍养方式，规定官员的侍养流程，保障侍养的有序进行。
举荐人才是宋代官员的重要责任，官员往往推荐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才，孝行成为考察重点，官员也常用养亲劝说他人担任职务。
宋代官员中举以后，不一定得到遂心的差遣，但是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选择赴任。侍养是宋代士人急需差遣的原因。
在“养亲不择禄”理念的影响下，官员为了侍养父母会放弃部分利益，因此在统治者驳回侍养申请后，官员会选择折资、降任等方式继续申请，践行自己的原则，“养亲不择禄”的为官理念，展现官员因侍养而带来的种种妥协行为。
赡养父母成为士人任职的重要原因，为了尽快侍养亲属，更是不拘职位，这类官员受到朝野认可，“养亲不择禄”也成为官员高尚情操的表现之一。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官员积极申请侍养，照顾亲属，而宋朝统治者也配合官员的申请，调整政策，健全侍养制度。
03“天子作民父母”的统治原则
“天子作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形成的政治思想，为后世思想继承、发展，成为帝王奉行的统治原则，要求天子爱护子民，这成为天子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这一思想更与仁、孝等观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
《孝经》是儒家学者对孝的总结性著述，其中将孝按照等级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每种孝都有不同的要求。
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强调天子对民众的爱护，这既是统治者对自身的要求，也是教化万民的必备条件。
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一举一动无不是关注焦点，天子自认为“民父母”，要求民众的孝顺，增强教化作用以稳定统治秩序。
宋朝立国以后高度赞扬孝，受此影响，不同阶层都产生了对孝的新认识。
宋朝在军事上相对弱势，因而统治阶级格外重视文治，要求在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士大夫同样对天子提出要求，重视帝王的实际行动。
南宋初期，帝位以禅让的方式传承，高宗禅让之后常居德寿宫，孝宗时时谒见，光宗因不谒见父皇而受到广泛批评。
宋代帝王的谥号，除太宗外，全部都有孝字，甚至有以“孝”字为庙号的宋代帝王。宋人对天子之孝的要求世俗化，要求具体的行动和表现。
受到皇帝特殊身份的影响，帝王的具体孝行，更多体现在对母亲的孝，对于父亲的孝则体现在对父辈事业的继承上。仁宗亲政后着手废后，朝野议论纷纷，谏官上章反对。
富弼在《论废嫡后逐谏臣奏》中认为废后“不敬父母”，指出废后和罢免谏官“皆非太平之世所行”，从违反孝道和不利政治稳定，两个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统治者的孝行不仅被作为榜样，同样成为清平世界的象征。
强化统治秩序是宋代君臣必须完成的任务，“民父母”的身份使得统治者，自带教育民众的责任，统治者强调民众的孝敬，以达教孝求忠。
“为民父母”的统治者原则，使统治者对官员孝行乐见其成，故此推动侍养制度的建设。“为民父母”的统治原则，同样体现在文书往来中。
宋朝完善的经筵制度，使得儒家思想在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善于纳谏是仁君的象征，宋朝统治者以各种理由、方式求言，指正朝廷的阙失，“陛下为民父母”是臣子劝谏统治者的常用理由。官员也在各种申请中利用“为民父母”通用辞令。
官员的侍养申请不一定会得到皇帝的批准，上奏的官员只能以情动人，表达亲属急需侍养的情况，因此“陛下为民父母”“陛下方以仁孝治天下”等辞令频繁出现，成为官员祈求帝王应允的说辞。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