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消彼长之下的晋楚争霸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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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匡王二年（前611年），‘韬光养晦’三年后的楚庄王放弃了沉迷酒色、饮宴作乐，而是开始了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争霸进程；这一年，楚庄王亲率军队攻打庸国，一举灭庸，取得了亲政以来的第一次对外作战胜利。

　　灭庸后不久，楚庄王利用楚国内部的贵族之间的倾轧斗争矛盾，将受大夫爲贾诬告的若敖氏成员、令尹斗般给借机诛杀（其实斗般也有取祸之道，不完全无辜），削弱臣权的同时也稳固了王权；随后，楚庄王改任斗椒（即斗越椒，同属若敖氏宗族成员）为楚国新令尹。

　　

　　斗越椒个人虽稍有武力，但治国能力和人品才华均不如若敖氏先辈（子文、子玉、成大心等人），性格却是野心勃勃、傲狠好杀，为人有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后世“狼子野心”成语的出处）；他就任楚国令尹之后，不但没有谨慎行事、挽回之前的家族口碑，反而变本加厉、四处树敌，争夺利益。

　　在他的带领下，若敖氏宗族不但没有扭转日渐衰落的影响力，还逐渐失去了国内的人心。此消彼长之下，楚国的王权渐渐压过了若敖氏所僭越的臣权。

　　南方的楚庄王在逐渐掌握军政权力、恢复王权的同时，北方的晋国也在发生着内部变化——国君晋灵公已经长大成人，但晋国朝政的实际执掌者——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赵盾却并没有将权力交回给国君的意思，而是继续掌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与楚国一样，晋国君臣之间同样因为权力分配的原因，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晋国政局也将在不久之后发生激烈变动。

　　周匡王三年（前610年），晋灵公以晋国国君、诸侯霸主的身份，首次主持召开诸侯会盟，即‘扈之盟’（扈之盟有多次，这只是其中一次），邀请盟友宋、齐、卫、陈、许、曹等诸侯国君前赴扈地（河南原阳以西）举行盟会；扈地属于郑国，因此，郑穆公也准备出席这次盟会。

　　晋灵公年纪虽小，但为人喜好游乐、贪得无厌，屡次向诸侯们索贿，郑穆公也曾被骚扰过，不得不向晋灵公进献过珍宝财帛；后来，不厌其烦的郑穆公实在无法忍受，便拒绝过几次晋灵公的勒索，因此，晋灵公对郑穆公怀恨在心；在此次会盟上，晋灵公故意找茬，以‘郑国投靠楚国、背弃晋、郑盟约’的理由，拒不接见前来参会的郑穆公，让郑穆公当众出丑。郑穆公实在气愤不过，准备就此放弃和晋国的盟约，真的改附楚国。

　　

　　此时，郑国执政子家（公孙归生）为了缓解矛盾，同时也是告诫晋国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亲自写信给晋国的执政赵盾，将晋、郑两国间的实际情况给做了一番解释，并表明了郑国的态度；子家的信写得很长，这里就不再一一附上，仅仅将其中最重要的翻译出来，以为大家参考：

　　“我们郑国的国君，尊奉贵国国君已经很多年了。陈、蔡两国虽然紧紧挨着楚国、而不敢对贵国有二心，那都是由于我们郑国劝解的缘故。为什么我们这样有诚意地侍奉贵国国君，反而不能免于祸患呢？我国国君在位期间，曾朝见贵国先君襄公，又两次朝见现任贵国国君，我们的太子夷和几个郑国大夫也都数次到新绛来参拜贵国国君；郑国虽然是个小国，能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比我国对贵国更有诚意了。如今，贵国放话‘（郑国）没有能让我满意”，那么我国只有等待灭亡，不能再对贵国增加什么了。

　　古人有话说：‘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说‘鹿死不择音’；小国与大国的交往中，如果大国以德相待，那么小国就会以人道相事奉；如果不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像鹿一样，在遇到威胁时被迫狂奔走险路避难（铤而走险），急迫紧急时，哪里还能选择合适的地方？处于两个大国之间而屈从于强国的命令，这难道是我们郑国的罪过吗？假如贵国的命令没有止境的话，我们郑国也知道将面临灭亡，只好将我国的全部军队都安排在鯈地守候，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听候贵国的命令了！”

　　子家致书给赵盾的信，也是后世成语——“畏首畏尾”、‘铤而走险’的出处。

　　仔细阅读了子家送来的信后，赵盾沉思许久，权衡之下，还是决定与郑国重修于好，以防郑国真的去归附楚国。随后，赵盾晋国执政的身份，和郑国君臣在扈地达成了和解协议，并让郑穆公放心地从扈地返回，不要担心会被晋国加罪乃至于讨伐（但这也得罪了一心要整治郑国的晋灵公，君臣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当年十一月，在赵盾的主持下，郑国和晋国交换了人质——郑太子夷和大夫石楚到晋都新绛，晋公婿赵穿和另一位公婿‘迟’则前往新郑，互为人质；晋、郑两国暂时维持了盟友关系。

　　但郑穆公心中实在压不下对晋灵公的怨恨愤怒，郑国对晋国的忠诚也只是暂时性的；很快，郑国就将改变立场，背弃与晋国的盟约。

　　两年之后，周匡王五年（前608年），郑穆公认为晋国言而无信，之前在伐齐、伐宋之时，都因为接受两国的贿赂而半途撤军（没错，是晋灵公搞的鬼，意在收取两国的贿赂），实在不值得亲附和依靠；因此，郑穆公亲自给郑、晋关系做出了最后的决断——“晋人惟赂是贪，有名无实，岂能图霸；楚君新立，生机勃勃，将有征伐。不如弃晋而从楚，郑国可自安。”（也许，郑穆公已经提前意识到，楚庄王的能力和手段绝非赵盾、或者晋灵公能相比，他的争霸决心也比晋国君臣更加坚定；因此，郑穆公赶紧提前站队，以为郑国获取将来的更大利益。）

　　决定了‘背晋附楚’决策后郑穆公便派人前往楚国，主动请求和楚国结盟，背离与晋国的盟约，也退出了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对郑穆公的做法，楚庄王大喜过望，立即接受了郑国的归附。

　　

　　在郑国背晋附楚之时，前几年归附于楚国的陈国，此时却出人意料地倒向了晋国，而陈国之所以这么做，其原因就是在陈国先君陈共公去世之时，楚国没有派出使臣前往陈国来吊唁，陈国继任新君陈灵公认为楚国这样的做法太过无礼了，于是便转换阵营，改为附晋（晋楚两国的盟友一进一出，彼此又打平了）。

　　楚庄王此时已经基本掌握了楚国的军政权力（但若敖氏宗族在国内还是具有强大的势力），果然如同郑穆公推断的那样，他很快就将挥师北上，准备扩张楚国的势力范围；而楚庄王选择的第一个征伐目标，就是‘背离盟约、改附晋国’的陈国。

　　楚庄王出兵伐陈的过程无比顺利，面对楚国的大军压境，陈灵公瞬间秒怂，向楚庄王示弱请和，重新附楚；而楚庄王在顺利降服陈国后，又联合了新附的盟友郑国，出兵攻宋，以此来挑战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

　　与陈、郑两国不一样，宋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友和霸业的支持者，假如楚国压服了宋国的话，那么晋国的霸业也就到头了；因此，晋国执政赵盾立即做出反应，率军出兵救宋，并和宋文公、陈灵公、卫成公、曹文公等盟国国君在郑国的棐林（河南新郑）会合，以‘伐郑’来解除楚国攻宋的威胁。

　　为了救援刚刚回归楚国联盟的郑国，楚庄王命楚大夫蔿贾率攻宋军队转向郑境，在棐林与联军遭遇，随即双方展开了小规模的交战，晋军居然出人意料地没有战胜楚国，在小挫之后立即退兵，楚军还俘获了晋国大夫解扬。棐林之战的胜利，是楚庄王北上与晋国开展争霸之路的真正开端。

　　周匡王六年（前607年），携棐林之战获胜之威，楚庄王再次发起对晋国的挑战，命新结盟的郑国出兵攻打晋国的盟友宋国，以挫晋国声威、同时动摇晋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郑穆公以执政子家领兵伐宋，宋文公则派右师华元率军抵抗，双方会战于宋国大棘（今河南睢县以东、或在河南柘城安平镇）。

　　开战之前，华元为了鼓舞宋军的士气，于是安排庖丁杀牛羊来慰劳出征的将士，希望将士们能在随后的作战中发挥战斗力。但宋军士卒都分得了牛羊肉，唯独华元的车御（战车驾驶员）羊斟没能分到；羊斟十分生气，对华元产生了忌恨之心（华元应该不是故意不给羊斟份肉的，也许是疏忽大意，但这件事情的影响就太大了）。

　　

　　当宋、郑两军正式开战时，华元驾车指挥作战，吩咐车御羊斟把兵车向左边驰去，准备从侧翼袭击郑军；但羊斟怀恨在心，非但不听华元的指挥，还大声反驳说：

　　“分羊肉，是由你来主持，驾车作战，就是由我来当家！”

　　随后，羊斟把战车强行驰向了右边，随即直驰入郑国的军阵之内，华元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郑国士卒们给当场俘获。主将意外被俘后，宋军大乱，副将乐吕也在激战中阵亡，郑军趁机发起猛攻，宋军溃不成军，纷纷败逃。

　　大棘之战以郑国大胜、宋国惨败而告终，郑军缴获宋军遗弃的战车多达四百六十余辆，但斩获却不多，仅仅只斩首一百多级，另外生俘宋军二百余人（也就是说大棘之战是彻底的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

　　华元是宋国公族、六卿之一，又是宋文公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他被郑国俘获后，宋文公就坐不住了，急忙派使者出使郑国，提出用一百辆兵车和四百匹上等战马作为赎金，将华元从郑国赎回来。郑穆公对这么大一笔意外之财岂有不接受的道理，马上同意了宋国的请求，准备收完车辆和马匹后就释放华元。

　　不过，宋国的赎金才刚刚缴付完一半，华元就趁郑人看守不严的机会，自己从郑国逃了回来，安全地返回了商丘，宋文公因此节省了五十辆车、二百匹马；而郑穆公对于此事也不太在意，没向宋国索要剩下的赎金。

　　华元回国之后，曾经特意去找自己的车御羊斟（羊斟把华元送进了郑军大营，自己却安全地逃了回来），想要了解大棘之战的败因，并询问羊斟说：

　　“当时是你的马不受驾御，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吧（指座车冲进了郑军大营中）？”

　　羊斟则毫无掩饰地回答说：

　　“不是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而回答完华元的询问后，羊斟倒是没迟钝到不考虑后果的地步，而是马上逃离了宋国，改为到鲁国去流亡。

　　

　　宋军在大棘的惨败，使得宋国背后的晋国坐不住了，虽然晋灵公此时与赵盾的矛盾已到不可化解的地步，甚至在策划暗杀赵盾、完全夺回晋国大权，但面对这外部的威胁，赵盾还是又一次率晋军出兵，联合卫、陈两军攻郑，一是为宋国解围，二是维护晋国在诸侯间的霸主地位、威慑步步紧逼的楚国。

　　晋国出兵之后，楚国也不甘示弱，楚庄王立即命令尹斗越椒率楚军紧急北上，赶往郑国和赵盾所指挥的晋军展开对峙。斗越椒此时还没有显露出谋反作乱之心，得到楚成王的王命后，对所率的楚国军队、以及若敖氏私兵慷慨陈词说：“要想得到诸侯们的拥护，怎么能害怕困难！”于是，斗越椒率军日夜兼程赶往郑国解围，居然比先出兵的赵盾还要早几天抵达新郑，随即联合郑国军队做好了防备措施，只待晋、卫、陈联军来攻。

　　赵盾率联军抵达郑国后，发现斗越椒已经率楚军先期抵达、且摆出了严阵以待的态势后，顿时有些泄气，随即生出了撤军回国的想法，去国内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不堕才是正理。

　　当时，赵盾在国内的执政之位已经岌岌可危——晋灵公为了夺回军政大权，在经过长期的策划后，即将对紧握大权不放的赵盾下手；而在这之前，晋灵公以“河曲之战”不能获胜的理由，先将赵盾的堂弟赵穿给放逐到郑国去做人质，又将赵氏在朝堂上的最有力支持者——下军佐胥甲追罪削职，赶到卫国去做人质；赵盾的谋士家臣、晋上军佐臾骈也被迫退休，代以年轻的先榖（先轸之孙）为上军佐。赵氏在晋国朝堂上的实力已经受到极大的削弱，赵氏保有的军政大权也开始出现松动迹象。

　　不过，为了不让自己使削弱赵氏、夺取权力的动作太过于明显，晋灵公在放逐了胥甲、逼迫臾骈告老之后，又将自己的姐夫赵穿（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从郑国给接了回来，任命他担任公室御甲戎首（就是晋灵公的侍卫长），以安抚出征郑国的赵盾（避免赵盾狗急跳墙，直接率出征的晋军作乱、反攻新绛）。

　　

　　因此，在郑国的赵盾见楚军已经提前到达、并做好了迎战准备后，并没有与楚军展开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想法，而是准备返回国内，采取应对措施来化解晋灵公的步步紧逼。

　　另外，赵盾也知道楚国内部同样存在权力斗争，对面的楚军统帅斗越椒在楚国内部的地位和面临的局面，和自己在晋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因为和楚成王有着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矛盾，斗越椒在楚国的外部压力过大时，还能与楚王同舟共济、一致对外（比如这一次的援郑、挑战晋国霸权行动），而一旦楚国占有了对外的优势，并稍稍得以稳固后，斗越椒必将战功而愈发骄纵、并返回国内与楚庄王继续展开权力争斗、直至发生兵变、内讧。

　　于是，赵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顺便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便对出征的晋国将佐军士们解释说：

　　“若敖氏（斗越椒家族）在楚国内部因为争权夺利、横行无忌，已经让楚国的国君及其他大夫家十分的厌恶和忌惮了，不久后便将自取灭亡。我们这一次姑且从郑国退兵，让斗越椒认为此次和我们晋国的对峙是他所带来的胜利，让他在以后更加骄横、行事也更加肆无忌惮；这样，若敖氏宗族就一定会携功而在国内继续抢夺权力、甚至生出篡位的野心，将来必定会因为骄狂作乱，而被楚君彻底铲除！那我们晋国也就去了一个大敌了！”

　　于是，赵盾主动从郑国退兵，放弃了与斗越椒所率的楚军进行正面对抗，楚国援郑的行动获得了成功，楚庄王挑战晋国霸权的计划，也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若干年后，赵盾评价若敖氏的预言虽然应验，斗越椒作乱不成、宗族几乎全灭；但赵盾自己的家族却同样步了若敖氏的后尘——赵盾去世之后，赵氏宗族成员行事越来越放纵、对权力利益的争夺也越来越过分，晋侯及晋国其他卿士家族对赵氏的反感和忌恨与日俱增；最终，晋景公联合栾氏、荀氏发起反击，攻打赵氏。赵氏因此几乎被族灭，只剩下一个幼儿幸存，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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